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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国也需要有一种行为约束。美国对中国、俄罗斯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它们的对外行为，即它们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它们的国内政治。关注它们的对内行为不太可能真正影响它们，带动好转的趋向。相反，这几乎肯定会影响（应该是损害）它们对美国以及彼此关系的看法。所以，美国可以优先观察它们对内行为是如何演进的，在它们侵犯人权时给予批评，而无须把这些当作彼此关系的中心工作，否则，美国既不能对其施加影响，也会导致主次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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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不提倡遏制。遏制是在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要旨，主张对苏联任何扩大其影响的行为予以反击。我不认为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是中国和俄罗斯（甚至包括苏联）的驱动因素，它们不会因此以各种方式扩张其控制或影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不论多么令人遗憾，都不是它争取全球统治的第一步。其实，中国和俄罗斯都有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关切，尽管目标不小，但也并非得寸进尺，因此美国可以影响和塑造它们。这更支持了对它们应采取“融合”的政策，[4]让它们参与区域和全球秩序，参与对合法性构成要素的界定，通过“对冲”的概念，让它们明白如果追求美国及其盟国认为属于不可行的政策，不仅不会从中受益，而且会为之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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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提到的方法并不只适用于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它同样能够而且应该适用于美国与印度、日本与中国等双边关系。每一种情况都应该结合外交和经济的融合与对冲，激励克制，同时为失控做好准备。不同之处在于，印度（与美国）、日本（与中国）、欧洲（与俄罗斯）等国家在采取对冲行动时并非势单力薄；相反，它们可以并且应该与美国作为合作伙伴或盟友一起协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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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ucydides,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Richard Crawley,MIT Classics,http://classics.mit.edu/Thucydides/pelopw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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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speech,New York,September21,2005),U.S.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http://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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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e Jacob Lew,“The Evolution of Sanctions and Lessons for the Future,”(speech,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Washington,DC,March30,2015),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https://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l0398.aspx;Gary Clyde Hufbauer 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3rd ed.(Washington,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and Meghan O’Sullivan,Shrewd Sanctions
:Statecraft and State Sponsors of Terrorism(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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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 第十章 世界秩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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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大国是否能够探索出一个共同或至少有交集的方法，确定这个时代合法性的定义。如前所述，合法性涉及内容和程序，它的基本方法（以及后果——秩序）应该从传统的或经典的主权方法开始，但需要根据这个时代的挑战和威胁进行修改。全球秩序的中心应该还是国家主权。20世纪反复发生、21世纪在乌克兰也出现过的是，使用军事力量（还有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他工具，如利用网络攻击）侵犯他国边界会增加这个世界的危险性和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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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依赖于尊重国家主权的方法并不足以维持秩序。只谈国家权利和特权的传统方法越来越不够，甚至还很危险。全球化引发的一个基本现实是，很少有事情的潜在或最终后果仅仅影响本地。世界并非拉斯维加斯：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仅局限在那里。现实是，几乎所有人和事物，从游客、恐怖分子、移民和难民到电子邮件、武器、病毒、美元和温室气体，都可以通过这个现代的全球化传送机制，到达地球的各个角落。历史上，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境内的事件被认为是其国内事件，不在其他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现在，这类事件的延伸范围和影响可能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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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不仅要改变传统思维，而且要偏离现有的主要政治和情报挑战，转而聚焦于以主权为主的国际体系。传统的思维是，主权几乎是绝对的，政府有权决定在其境内发生的事情。新方法中重要的例外（但并不是普遍接受）是强调了个人的权利，并且强调如果政府大规模地削弱这些权利，主权通常赋予政府和国家的一些保护可能会失去的风险。这就是“保护的责任”原则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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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议有本质性不同：在确定合法性的定义时，应包括主权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赢得对这一定义的支持。如果这样，主权政府义务的定义应是它对其他政府和国家的义务。这个世界太小，边界极度连通，边境不能为某些活动提供掩护，可能对生活在边界以外的人产生不利影响。我将这一概念称为“主权义务”（sovereign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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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义务的概念应该代表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国际关系时代的合法性。需要澄清的是，“主权义务”从根本上不同于“作为主权的责任”（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作为主权的责任涉及政府对本国公民的责任，以及如果政府没有尽到这些责任，将丧失一些主权所赋予它的传统保护和利益。“保护的责任”正是设置了这样的规定。[1]毫不奇怪，“保护的责任”令许多政府不安，甚至全盘怀疑，因为他们担心这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来对付他们。“保护的责任”还可以成为干涉另一个国家内政的理由（例如，普京声称对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负责）。[2]这一解释令人想到威斯特伐利亚以前的时代。即使“保护的责任”的支持者也认为这削弱了主权，而支持者和批评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对后果的接受度。具体而言，什么条件会触发合法干预以及由谁或什么机构来授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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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权义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是关于一个政府对其他政府及其公民的义务。“主权的责任”和“主权义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自美国外交政策中两个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传统，前者是理想主义或威尔逊学派的产物。威尔逊学派名称的由来是为了纪念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在“一战”之后支持世界各地应拥有各种权利和自由。威尔逊学派经常将塑造其他社会的内部条件或性质作为本国国际事务的主要目标，其目标也许是为了促进人权或民主，或使人们免受痛苦。卡特、里根和乔治·沃克·布什等总统任期内大多秉承这一理念。美国两党中都不乏其信徒；事实上，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不仅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进行，在各党内部的辩论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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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主要的外交政策传统属于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请不要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混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假定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为竞争资源和权力而彼此付出代价）往往被尼克松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等总统所接受，着重点不在于另一个国家是什么性质（或在其境内做什么），而在于它在其边界以外做什么，即其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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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还面临许多其他选择，包括在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如何平衡［这是典型的国防（枪支）与民生（黄油）之间的对立关系］；美国应该如何推行其外交政策，即多少单边行动、多少与他国共同推行；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协调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各项策略，以及如何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中涉及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平衡。但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形成了美国许多外交政策方面最深刻和绵长的断裂线，因为它触及美国想在这世界上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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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单独选择任何一种主义都是错误的，成功的外交政策应该两者兼顾：它必须同时致力于塑造其他国家的内部条件和外交政策。这在原则上正确，但在实践中未必，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不同的总统可能有不同的选择，结果也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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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实例再次诠释了选择是无法避开的。由于多种原因，奥巴马政府对埃及总统塞西的批评很多是关于埃及政府以某种方式的强硬手段对待穆斯林兄弟会中的政治反对派。但是，埃及对于打击区域恐怖主义、稳定利比亚局势以及保持与以色列的良好关系等方面又非常关键，而且不能确定的是，美国逼迫埃及政府是否一定能够令其改变政策，还是会导致现有政府被替换、情形好转。权衡后的对策是，美国对埃及一方面给予支持与合作，另一方面保持批评姿态（如扣留某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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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说，现实主义和威尔逊理想主义之间的选择是虚假的，因为民主国家更可能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因为“规范性”（normative）原因（美国人认为政治自由是人类尊严的一部分）和众所周知的“有用性”（instrumental）原因，即能引导其他国家采取更温和、更有建设性的外交政策，美国就应该促进民主和人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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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完全的民主国家往往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追求更和平的路线，这种判断让“民主和平”的倡导者们有了存在理由。但是，首先有一个问题：在另一个地方推行民主是知易行难。不是每个社会的成熟度都达到了能够过渡到民主的要求，从民众的教育程度、中产阶级的规模到公民社会的发达程度、文化的包容能力以及世俗分工是否明确等，许多社会往往还不具备必要的先决条件，而且不容易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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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常情况下，为了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前景，能采取的外部行动是有限的。对美国来说，虽然“二战”后的德国、日本以及更近些时候的韩国、智利都是成功的案例，但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付出诸多努力、占据多年后都无法建立近似于民主运作的政治制度。这说明，要更加谨慎和低调。在中东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一个有缺陷的政治制度也许会被另一个更有缺陷的政治制度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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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不完全的［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称为“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对于其国民和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很危险。[4]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等不完全民主国家虽然有一些民主成分，但是很多特性都还远非成熟的或完全的民主。如果选举中禁止反对派代表参选，或不允许他们平等地利用媒体和资源，组织类似的活动，或以某种方式操纵投票过程，那么这些国家虽然看上去是民主国家，实质上却不是。这些国家往往缺乏或完全没有对权力集中和行使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因此，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很容易被利用，煽动大众反对国内的少数派及外国干预，或国内国外同时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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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外交政策（或服务于外交的各种公共政策）需要确定并坚持优先事项。管理就是选择。如果一个政府因其国内行为而成为批评或制裁的对象，就很难在某些国际政策问题上为其争取到支持。中东的权威主义国家、俄罗斯等国都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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