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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时代的人称他们为“海上怪兽”、“地狱恶狗”或者“蔑视法纪、打家劫舍、戕害人类、天理不容的一群叛逆之徒”。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是“魔鬼的化身”，其他人则怀疑他们本身就是“恶魔之子”，“笑里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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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实在是罪恶滔天，连海妖卡律布狄斯（Charybdis）[①]本人肯定也曾把他们当痰那样一口“啐”进海里。他们所犯的罪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看来都是如此可憎而又可怖，以至于那些曾处理过这些罪人的人们都已无法用言语来给他们烙下足够深刻的耻辱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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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群人，我们将其称作‘人类之耻’是不无道理的，以劫掠强夺维生的他们，每一项恶行都为人所唾弃”——这样的评价在他们已经消失了三个世纪之后依然留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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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是海盗——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而这本书里要讲的，就是隐藏在他们身后、推动着他们兴盛的那股力量——那只“看不见的钩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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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你也来会一会“铁钩船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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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这篇论文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亚当·斯密将他这本书命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③]，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经济学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他口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引着经济协作活动的隐形力量。根据斯密的说法，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只会对一些最有利于自身的事情感兴趣；然而，很多时候，为了做成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事情，人们就会去做一些对他人最为有利的事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能通过与人合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们的大多数自利目标都是很难实现的，无论这个目标是谋得下一餐的温饱还是拿到另一双鞋子。要是你得自己生产牛奶或者制作大衣,你要掌握多少项技能又得花上多少时间才能做到啊！更别提打造你自己的汽车了——想一想这些例子，你就有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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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斯密评论到，在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我们都“犹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也会为他人的利益服务。当我们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时候，他人也会乐于与我们合作，而这其实也是在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臂如说，一个牛奶生产商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赚钱），必然要以尽可能低的价钱提供最好的牛奶。于是他就间接地实现了顾客们的利益——让他们获得物美价廉的牛奶。生产者总是要向他们的顾客提供物美价廉的东西的，诸如此类，周而复始。结果就是，一群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只会狭隘地关注自身利益的人，同时也会下意识地帮助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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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同样也作用于罪犯们身上，与作用在其他任何人身上没有什么不同。尽管罪犯们的合作都是建立于他人损失之上的，但只要他们渴望做成那些一个人做不来的打家劫舍之事，就得和别人合作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一个只有一名海盗的“帮派”是做不下去的。为了抢得目标货物，海盗们就要和为数不少的其他各类航海高手们合作。这种现象的神秘之处在于：这么一群诡诈的“乌合之众”又是如何勉力推动此类合作的呢？解读这个谜团的关键就在于那只“看不见的钩子”——这是亚当·斯密口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海盗版本，用以描述为什么海盗们自私自利的行为最终能让海上各路匪徒通力合作，而这也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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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钩子”与“看不见的手”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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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不见的钩子”考量的是海盗的自私自利对海盗圈子内的合作有何影响，关注的是海盗团伙如何运作；相反，“看不见的手”考虑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私自利如何作用于市场内的合作活动，关注的是合法市场如何运作。如果说“看不见的手”审视的是所谓“市场无政府状态”背后的隐藏秩序，那“看不见的钩子”审视的就是海盗圈子中那种实实在在的无政府状态背后隐藏着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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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的传统经济角色不同，海盗们不以任何一个贩卖行当为主业，因此，他们无须取悦任何顾客。而且，更进一步来看，传统经济角色满足私利的行为能让社会中更广大的人群受惠，海盗们满足私利的行为就没有这种效果了。以商人为例，他们追逐利润的过程会让我们的生活标准得以提高，因为他们会生产一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产品；海盗则不然，他们的兴盛建立于他人的生产活动之上，因此，他们并未通过创造财富惠及社会；他们对其他人的财富敲骨吸髓，损害着社会。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海盗也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通过合作来成就其风险颇大的“事业”。而他们之所以走上合作的道路，就是为了满足私利——无论是海盗还是来自“合法”社团的成员，他们身上都有这种关键特征，而正是这一特征将“看不见的钩子”与“看不见的手”紧密连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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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营生也是一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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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应用到了海盗身上。这种思维方式建立于几个显浅易懂的假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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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这不是说人们从来不会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而是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更加关心如何能让自己以及与自己最最亲近的人获益，而不是如何让他人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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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不是说人们是从不出错的机器人，而是说，人们会尝试以自己所知道的最优方式去实现他们那些自私自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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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个人都受激励驱动。当从事某项活动的成本上升时，人们就会减少此项活动；而当活动的成本下降时，人们就会更频繁地进行此项活动。当某项活动所带来的好处增加之时，我们就会更踊跃地开展此项活动；而当活动的好处减少之时，我们就会减少此项活动。简单地说，人们会尝试规避各种成本同时尝试获取各种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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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三大假设在海盗身上也成立。譬如说，海盗也是自私自利的，正是对物质的关注催生了海盗，而利润又在背后大力推动着海盗。与流行文化中的种种描述恰恰相反，海盗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我们在本书后面仔细探讨时就会发现，海盗们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了一些方法，用来规避将会蚕食其利润的种种成本，同时用于提高其烧杀劫掠之旅的收益；而且，正是其中的某些方法使得他们臭名远扬。同样地，海盗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当法律令海盗生涯的风险上升（因此成本上升）时，海盗们就会想出一些聪明的方法来抵消风险。当海盗给帮派成员提供奖励让他们参与到最高级别的海盗活动中时，这些帮派成员就会更加卖力，并对下一个大奖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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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经济学不仅仅可以应用到海盗身上，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理性选择”还是理解海盗们那些震惊世人的招摇古怪行径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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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为何会挂上骷髅图旗帜，他们为何会残忍折磨某些俘虏，怎样才算是成功的海盗，他们又为何要搞出一套“海盗章程”？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隐藏于海盗背后的经济学中找到答案，而要找出这些答案，我们只能运用“理性选择”体系。历史提供了能引出这些问题的“原材料”，经济学则提供了分析“镜头”，为找出答案助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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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通过这些镜头来观察海盗时，他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极不寻常的行为就都变得甚为平常了。海盗们那些古古怪怪的行为，源头就是他们所处的非常规经济环境（正是这样的非常规经济环境带来了非比寻常的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他们自身与生倶来的古怪脾性。就如本书其后各个章节所展示的那样，一艘海盗船，其实更像一家《财富》五百强企业，而不是更像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一书中所描绘的凶恶残暴的学童帮派。撇开他们的义肢和肩膀上的鹦鹉去看，海盗营生终究是一门生意；虽然这是门作奸犯科的生意，但好歹也是门生意，所以值得从生意的角度去加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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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狗们，且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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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与海盗有关的讨论都会用上“海盗”、“西印度海盗”（buccaneers）、“雇佣海盗”（privateers）和“北非海盗”（corsairs）这几个可以交替使用的词汇。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虽然全部都是海上强盗，但上述各种海盗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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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海盗：就是彻头彻尾的亡命之徒，他们会不加区别地袭击各路商船，只为攫取属于自己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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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海盗：是听命于国家的海上匪徒。在战争时期，各国政府会付给他们佣金，指使他们袭击、劫掠敌国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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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海盗：其劫掠行为也是得到政府授意的。区别只在于，“北非海盗”以宗教信仰作为挑选目标船只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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