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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战火四处蔓延之时，成为“雇佣海盗”就成为一份令人神往的差事。可一旦战事结束，雇佣海盗们的“佣金”就无处可寻了，在这种时候，这帮水手们又可以干些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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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种可能的出路就是在皇家海军中谋求一个职位。但是，在国家冲突结束的时候，皇家海军往往会让水手们解甲归田，根本就无心去收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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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国海军为例，就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前一年，他们的队伍中有接近5万人，但仅仅两年之后，他们阵中就只有不到13500人了。除去皇家海军，大部分水手可以寻到的唯一合法出路就是在商船中谋职。对于那些已对海上劫掠无甚兴趣并且不介意薪水下降的人来说，这个出路不错，但对于那些介意薪酬缩水的人来说，这可就是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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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89—1740年之间，熟练水手的平均月薪介乎25〜55先令之间，那就是一年能赚到15〜33英镑，大约相当于现在的4000〜8800美元。这个薪酬区间的峰值出现在战争期间，那时雇佣海盗和海军之间会为了争夺水手而竞相提薪；谷值则出现在和平年代，因为那时大批退下来的前雇佣海盗和退役海军都会涌到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工作。雇佣海盗，甚或是商船上的水手，都已经习惯了战争期间的高薪，因此实在无法对着战后那缩水一半的薪酬高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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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还有海盗行当可以选择。相对于在商船上干活，做海盗有几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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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优势就是，雇佣海盗们可以继续从事他们最为熟悉的勾当——海上劫掠。好些海上大盗的同时代人就深谙此种优势的吸引力，海盗行当恰恰会在和平时期爆发式地兴盛起来——因为在战争期间，雇佣海盗营生可算是海盗的某种训练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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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约翰逊船长所写：“战争时期的雇佣海盗中孕育着有损和平的海盗。”另外一位熟悉海盗的仁兄、可敬的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马瑟写道：“雇佣海盗这门行当非常容易堕落为纯粹的海盗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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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同时代人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在战争结束之时解雇那些雇佣海盗，从而导致了失业水手人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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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总督尼古拉·劳斯爵士（Nicholas Lawes）就曾于1720年时指出这个问题，当时正值短暂的四国联盟战争（War of the Quadruple Alliance）终结。他抱怨道：“自从我们召集雇佣海盗之时，我就已经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那些找不到东家的海员，这些人让我感到不安，为了谋得糊口的工作，他们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就背弃我们转而成为海盗。”劳斯爵士是对的！许多曾经的雇佣海盗，“出于对（之前所从事行当中的）激励的渴望”，决定“去四处游荡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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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海盗生涯的劣势在于，它不像雇佣海盗，它是非法的。但是能得到足够多收益的前景足以抵消此劣势了。而且，做海盗所能拿到的报酬奇高无比——甚至比做“雇佣海盗”还高。而且不像雇佣海盗，没有讨厌的船东会从他们辛苦赚来的战利品中分一杯羹，每一个海盗帮派，都可以尽享自己那条船上的每一分不义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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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数据可供计算海盗的平均薪酬，但已有的证据表明，至少海盗营生让水手们有机会富得流油。“当祖籍英国的美洲水手往马达加斯加跑一趟贸易只能赚到不足12英镑时……活跃在深海区域的海盗能赚到的是他们的成百甚至上千倍。”譬如，在1695年时，亨利·埃夫里（Henry Every）的海盗船队抢到了一份价值高达60万英镑的战利品，当中包含有责金属和珠宝。由此，每一个海盗成员可以分得1000英镑——这相当于同时代的商船熟练水手干上40年才能挣到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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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早期，约翰·鲍恩（John Bowen）船长手下的海盗帮曾做成一票买卖，“让每一个成员分到了5001英镑”。几年之后，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船长和他的手下在完成了一趟劫掠航程后，到马达加斯加定居下了，那一趟航程，让每一个成员都多赚了1200英镑。在1720年时，克里斯托弗·康丹特（Christopher Condent）船长的手下做成了一票买卖，让每一个参与的海盗都分到了3000英镑。类似的，在1721年时，约翰·泰勒（John Taylor）船长与奥利弗·鲍奇（Oliver La Bouche）所结成的海盗团伙就曾凭着一次单独的袭击行动给团伙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带来了惊人的收益每人收获4000英镑。即使是像约翰·埃文斯所带领的那种小规模海盗帮派，也曾在1722年时干成了一票买卖，足以在几个月内让“30个人瓜分账面上的9000英镑”——也就是每人分得300英镑。考虑到其他的选择（在商船上辛辛苦苦干一年才赚25英镑），这样的待遇算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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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理解这些证据。那些金额适中的战利品肯定是更加常见的，而且还有很多海盗在努力搜寻能令其一夜暴富的大买卖时濒于食不果腹的边缘。但尽管如此，一趟成功的海盗劫掠还是有可能让一个水手富得可以立即退休了。这和在商船上卖命可不一样——那里提供的是一份虽然有保证但却甚为微薄的薪水。还真有几个海盗就那样做了！例如，曾抓到一帮海盗并将他们送到目的地留尼汪岛（Reunion）的理查德德·摩尔（Richard Moore）就曾偶然听到康丹特手下的几个人说“他们（做海盗）赚到了足够多的钱财，足以让他们下半辈子都过得风风光光的啦……所以他们金盆洗手不干了”。巴沙洛缪·罗伯茨认为，那些放弃海盗营生转而投向合法职业的人都是些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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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所谓的正当职业，带来的只有低下的地位、微薄的薪水以及辛苦的劳作，可在咱们这里呢，让你盘满钵满、吃得发腻，轻松又愉快，有自由还有权力。当在这里所能遇上的最大害处无非就是顶着一副这样那样的丑模样时，谁会不把天平倾斜向这一边呢？没错！我的生活就该是愉悦而短暂的，这是我的人生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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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量可观的战利品的挂念，并不是促使水手们放弃商船转投贼船的唯一动力。船上的环境在他们做决定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商船所从事的远程贸易需要人们在海上呆上几个月；因此，当人们决定是否从事此项事业时，他们所考虑的“一揽子补偿方案”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会是——在船上的生活将是怎样的。不幸的是，对那些因为胆怯或者顾虑重重而不能加入海盗圈子的水手而言，有时伴随着商船上那相对寒酸的薪水而来的，还有令人不快的甚至是恶劣凄惨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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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船长的虐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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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上的组织形态等级森严。组织的顶端是船长，在他之下则是他的诸位头目，远在此之下的则是那些普通船员。这样的等级制度赋予了船长对船员们施行独裁管治的权力。船长的权力延伸到了船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工作分配、粮食配给、薪酬发放，当然了，还少不了船员纪律。当船员们损坏了货物，或者举止粗鲁，或者消极怠工的时候，船长可以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去克扣他们的工钱。法律还让船长有了采用“合理”体罚去“惩治”船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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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会在后面的章节讨论这种等级制度背后的因由。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这种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后果，那就是船长们很有可能会滥用权力。这个问题就如英国海军司令威廉·贝塔夫（William Betagh）所描述的那样，“不受限制的权力、错误的看法、恶劣的天性和不良的纪律全都在船长的身上搅和在一起了”，“他绕过了一切约束”。麻烦就在于，商船的船长难以抵挡诱惑，会用手中的权力来对付他的船员，会为了一己私利来剥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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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心的船长会克扣船员们的口粮配给，好以此来降低成本，或者是给自己以及自己手下的头目留下更多可供享用的口粮。例如，曾有一个船员作证说，即使是在他的兄弟们“口粮不足并且期盼着面包”的时候，船上的那些头目们也“可以拿到足够的口粮和烈酒，就好似船上不曾出现过任何短缺似的”。他们会用已经贬值的殖民地货币来支付船员的工资或者报酬，实则就是变相克扣；他们还会要求船员们前往一些合同中没有要求去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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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那些又饿又痛苦的船员们乖乖听话，某些喜欢虐待人的船长会用尽船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作为惩罚粗野船员的武器。他们会用滑轮或者其他硬物来敲打船员的脑袋，打到他们面目都变形了。有些时候，船长们的虐待实在是太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船员的死亡。1724年的时候，一条商船上的船长曾“用一根藤杖打了他的两名船员一百多下，都是憋足力气照着他们的头部、颈部和肩膀狠狠打下去的，非常粗暴残忍”。几天之后，两名船员都断了气。另外一名喜欢虐待人的船长，“在不曾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突然走到他手下一名船员面前，把那人打倒在地，然后极尽狂暴地在其身上拼命跺脚踩踏，足足踩了两次”。很明显，这真是够暴力的；不久之后，那名船员就死了。诸如此类的暴行，居然使得纳撒尼尔·尤丁（Nathaniel Uring）船长对付某名所谓“叛逆分子”的手段看起来还算仁慈宽厚：“我拿起一根专为惩罚此人而准备的大棒打了他两三下……血从他的耳朵里流了出来，他只好向上帝祈祷我不会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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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船长则会用手中的权力来解决自己和船员之间的私人纠纷。自从海事法认定干预船长惩罚船员属叛逆行为之后，什么时候采取惩罚行为是合法的就完全由船长们说了算。于是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殴打虐待想要对付的船员了。还有一些奴役他人成性的船长，他们滥用权力的方式可谓极尽邪恶之能。如赛缪尔·诺曼（Samuel Norman）船长就曾要求他船上的一个男孩“打来一桶水……帮他洗澡”，那个男孩不从，于是诺曼“在那个男孩清洗身体的时候”强迫他“脱下（他的）裤子……并在他的身上发泄欲望”。这可不是孤立的个案，后来，诺曼又曾“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男孩。凡此种种的骇人遭遇甚至让某些船员认为，“就是死了都好过这样凄惨地活在”那些奴役他人成性的商船船长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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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中有着大量对于船长们的压迫行为的指控，因此避免夸大此类滥用权力虐待船员的行为也很重要。尽管商船上的船长在剥削船员方面有着可以“大展拳脚”的空间，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和法律因素都或多或少地限制了船长的剥削行为。但是当中没有哪个因素可以完全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以英国法律为例，当中设计了几条保障船员不受船长剥削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商船上的船员可以将那些剥削压迫他们的船长告上法庭，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并且屡次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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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律通常都会这样——在很多时候，它是不会奏效的。这些保护措施施行时遇到的某些困难，来源于海上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一旦随船漂浮在深海中，就很难找到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来证实船员和船长双方对彼此的说法了。船长究竟是在行使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去克扣一个损坏了货物的船员的薪水呢，还是在假公济私？船长的所作所为有没有越过法律所赋予他的体罚权力？他所制定的纪律正当合理吗？很多时候，这些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而且，法律本身就认定诸如此类的情况可能是含糊不清的。有些船员之所以能告赢船长仅仅是因为他们起诉的是船长克扣口粮物资。而在其他情况下，法律反而是支持那些远远不止是克扣口粮的滥权船长的。曾有这么个例子，一名船长用一根1.5英寸粗的绳索去殴打一名咒骂他的船员，而法庭则认定船长“有合法的原因去惩治原告，没有超出人道的范围”，因此驳回了那名船员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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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名声也对船长的某些剥削行为有所约束。尽管在18世纪中期，水手的人数逼近8000人，船长的人数却要少得多。相对少的船长人数，有助于人们分享各种有关船长行为的信息。由于商船招募的水手都是自愿的，这种情况就抑制了某些船长的剥削虐待倾向。然而，某些船长和船员之间是互不知名的，而且他们也只会在一起工作一次。譬如在1722年时，商船船长艾沙姆·伦道夫（Isham Randolph）、康斯坦丁·凯恩（Constantine Cane）以及威廉·哈拉第（William Halladay）就曾向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请愿，要求获得更大的权力来管教他们的船员（他们抱怨说，由于缺乏对“受到惩治的恐惧”，这些船员都放肆无礼）。他们写道：“很多时候，这真是商船船长的不幸，当他们在英格兰配备人员物资整装待发的时候，不得不让一些不知其性情品格如何的人登船参与前往国外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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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有些时候，在商船水手的劳动力市场中，人们是匿名的。有时船长不知道自己雇来的水手姓甚名谁，这就暗示了有时水手也不知道雇请自己的船长是谁。有些水手是典型的“耽于安逸”的人，他们会在陆上工作和海上工作之间游移不定——只要工作和薪水前景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这样做；还有其他一些，则是在日常固定工作的间隙才出海，因此他们只会和航海圈里的一小撮人有些零星的互动交流。水手劳动力市场的这种特点让其中的信息分享流动难度加大，也使得个人名声对船长滥权虐待行为的约束效果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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