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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非常重视他们通过制衡体系加于船长权力之上的种种限制。罗伯茨船长手下的某名海盗曾作过一番演讲，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是这样对他的同伙们说的：“要是一个船长能如此轻易地随时凌驾于我们的意志之上，我们为何还要忍受他的管治！在他死后，应该告诫他的继任人，让他知道傲慢自大会带来怎样的致命后果。”这名海盗的说法也许是有点夸大了，但也不过夸大了一点点。如果前任船长在运用船员们所赋予他的权力时稍微有点过界，那船员们就会轻而易举地迅速罢免他，同时选出新任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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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船员们的普遍意见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船长的头上，因此海盗船的船长们多会忠实地遵从其船员们的意愿。通过仔细查看某位生活于海盗时代的人的论述，你就可以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某位行为出格、虐待船员的船长让这位仁兄大感困惑，他不解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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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船长对他的人非常严厉苛刻，而且他获得任命后运用手中权力的方式与其他海盗也大不一样……他经常会拔出手枪，威胁大家说，谁要是敢告诉自己的同伴他拼命想要的是些什么，他就会一枪打爆这个家伙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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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盗们如何运用民主手段约束控制他们的船长，我们可以从海盗船长与其同伙们那并无二致的身份地位中进一步找到证据。一如荷兰驻毛里求斯总督所惊叹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和船长一样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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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与其船长在日常事务上所享有的平等地位，也延伸到了船上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商船船长不一样，海盗船长不能通过牺牲其船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特权。他们的宿舍、口粮甚至是薪水都和其他普通船员相去不远。约翰逊曾描述道，在海盗船上“每个人，只要他感觉有需要，就可以冲进船长的房间里，咒骂船长；只要他们喜欢，就可以拿出船长的某些饮料痛饮一番，而船长也没法因此挑剔指责什么，或者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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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像商船或者皇家海军的军舰，“任何人只要高兴了，都可以跑去和船长一起吃吃喝喝”。在其他例子中，“船长自己甚至不能独享一张床”，要和其他船员一起挤在不太舒适的环境中睡觉。又或者，像某名海盗观察家所惊呼的那样，“即使是船长或者其他任何头目，所能享有的东西也不比其他人要多；船长（甚至）不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船舱”。根据艾斯克默林的说法，西印度海盗的指挥官们所享有的待遇也是如此。“船长所享用的饭菜比起船上最寒酸的饭菜好不了多少。如果船员们发现了船长的饭菜更丰盛，他们会直接拿出自己的盘子，换下船长的那个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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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海盗中，舵手享有分立的权力保证了这样的平等，而我会在后面论述这一点。商船船长理查德德·霍金斯（Richard Hawkins）曾描述道：“开饭的时候，舵手会监督着厨子，以保证口粮都平均地分给每一个船员”。海盗们运用民主成功地杜绝了船长的剥削压迫行为，这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违反直觉的事情：“被海盗俘虏的人通常都会因为自己有机会成为其中一员而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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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的“权力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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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民主能杜绝大部分来自船长的剥削压迫，但民主自身所能做到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以美国为例，国民不但可以民主地选举统治者，他们还可以让权力分立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中。这当中的理念是，给予一个人太多的权力，只会让其可以更轻易地滥用权力。相反，将权力分散下去，就让领袖们企图滥权时难度加大了——因为他们手中并不握有太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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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这一点时，詹姆斯·麦迪逊的第51号文档再次派上了用场。就如我们在前面所探讨过的那样，根据麦迪逊的说法，“对政府的根本约束”在于“对人民的依赖”——也就是民主选举。然而，麦迪逊随后所说的话也同样重要，他说道，“过往的经验也教会了人类，辅助的预防措施也是必要的”，这些预防措施用以制约领袖剥削其下属的能力。那这些“辅助的预防措施”又是些什么呢？麦迪逊继续道，“始终如一的目标就是要分别设立几个不同的职位，并且每个职位都可以制衡其他的职位——也就是要让每一个人自身的私利成为警戒捍卫公众利益的哨兵”。换言之，为了加强民主对权力的约束，社会需要权力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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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一下海盗的做法，人们可能会不难相信这么一个说法：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就是运用了海盗那套民主制衡体系来创设美国政府的。为了进一步限制船长剥削大家的可能，海盗们在船上搞了一套分权制度，这套制度无论是看起来还是运作起来，似乎就是麦迪逊所讲的“分别设立几个职位”，并且“让每个职位都可以制衡其他职位”——只是比他提出这种做法早了将近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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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沃尔特·肯尼迪（Walter Kennedy）就曾在他的审判中作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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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以前都曾遭受过船官的虐待，因此，只要他们手里有选择权了，他们就会非常小心地反对这种恶行……为了让事情按预想的那样进行，他们除了会任命船长之外，还会任命其他头目；他们是如此努力地想要避免让某一个人握有太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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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为了达成此目的而任命的“其他头目”主要就是舵手，这个职位的工作内容非常简单易懂。在开战的时候，船长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是在冲突中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这样，海盗们能享有独裁管理所带来的好处。然而与此同时，船员们将分配口粮、选择和分发战利品（海盗船上很少能有空间可以装下他们某次劫掠获得的所有战利品）、仲裁船员之间冲突以及维护纪律的权力交给由他们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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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盗中，有一位主要的头目负责惩罚那些犯了小错的人，他们叫他“舵手”；他是大家选出来的人，因此在这方面他拥有全部决定权（只有在战时除外）。如果他们违反舵手的命令、喜欢与人吵架、和其他人互相对抗、虐待俘虏、不听他的命令私自洗劫，尤其是，如果他们在舵手随时召集开始的战斗中玩忽职守，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大胆想法来惩罚他们而不会招致船上同伴的责备。简而言之，这个头目就是所有人的信托人，第一个登上被占领船只，为同伴们分拣他感兴趣的东西，并且将他认为该留给船东的东西还回去，当然了，金银都不在此列，因为海盗们早就曾经投票决定，金银都不得归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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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人口中，船长和舵手之间的关系也和上面所说的一样。例如，在对海盗船长斯蒂德·邦尼特（Stede Bonnet）的审判中，他的水手长伊格内修斯·佩尔（Ignatius Pell）就曾作证说，这个所谓的船长“只是徒有虚名，其实舵手掌握的权力比他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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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的权力分立，使得船长们无法再对一些传统上能被他们利用来剥削船员的活动加以控制，同时又使他们有权力去指挥那些抢掠之旅。根据约翰逊的说法，正是由于设立了舵手一职，在海盗船上“船长无法开展所有得不到舵手同意批准的活动。我们甚至可以说,舵手就是罗马保民官（Tribune）的低劣翻版，他代表并维护着船员们的利益”。就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只有“在追赶目标或者开战时”才会有所例外，因为那时船员们渴望的是专制权力，因此，“根据他们的规则”，那时“船长的权力是不受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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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盗的分权体系下，船长和舵手都是由船员们民主选举产生的。事实上，海盗们经常会推举舵手取代被罢免的船长。查尔斯·韦恩的船员们就曾在把他赶下指挥官之位后，推举舵手取代他成为船长。这种行为助长了海盗头目之间的竞争，进一步约束了虐待行为，并且促进这些头目尽职照顾船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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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海盗们似乎是又一次从美国开国先贤的著作中撕走了一页（并将其付诸实践）；又或者是，正好相反。就如麦迪逊所写的，要让民主制衡得以恰当地运作，“就得用野心去抵消野心”。这种船长和舵手之间的竞争关系正是实现了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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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选举和罢免的权利，海盗们非常重视海盗船上的权力分立。曾有一名海盗手中的俘虏记录过这么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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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海盗船队中的船长们借来了一些花里胡哨的衣服，而这些衣服是他们的船员在最近一次“大买卖”中得来的战利品。这些船长的本意是想借助这些非法得来的优雅服饰帮助他们吸引附近沿岸的当地女性。尽管这些船长只是想借这些衣服穿穿，但是却让他们的手下暴怒不已，船员们认为这些船长越权了——而这些权力本身就是十分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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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旁观者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船长在未经舵手允许的情况下拿走了这些衣服，这可是大大冒犯了全体船员。船员们甚至断言，‘既然现在他们就遭到了这样的对待，难保未来船长们手中的权力不会大到足以让他们拿走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足以让麦迪逊心中备感欣慰了——前提是所有的公民都像海盗那样精心地守护着其政体中的权力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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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罪犯们欢呼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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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海盗们的民主制衡体系还不够离奇的话，那就来看看海盗们运用这套体系的能力来源于哪里——源于他们的犯罪行为。要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并不难，但这要求我们暂时放下海盗的世界，转而去探究一下商船上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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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通常是由12个或多一点的陆上商人所拥有，他们会购买不同商船的股份并且资助这些船的航行。除了会提供建造船只和后续维护所需的资本外，他们还会给船只配上全套装备、配给口粮物资、提高水手工资，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设法拉来顾客，并和顾客就货物以及运输条款进行洽谈。商船船东就是他们那些船只的“缺席所有者”——他们很少会随自己的船只出海。他们都是旱鸭子，大多数的商船船东根本就没兴趣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体验一下海上的无情生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宁愿专攻自己擅长的领域（投资、商业组织），并且雇用水手来驾驭他们的船只。由于他们是“缺席所有者”，于是商船船东面对所有他雇用的船员时，就遭遇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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