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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有报纸软文这道“护身符”，裤起诉的海盗也有可能无法逃脱定罪的宿命。就如某位总法务官所说的，法官们“厌烦了那种每一个海盗在接受审判时都会用到的陈词滥调，也就是那种说自己被迫的说法”，虽然在有上述的报纸文章做基础的情况下此种厌烦会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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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约瑟夫·利比（Joseph Libbey）就曾“说他是被迫的，是被洛强行扣下的，并且还提供了一份公告作为证明”，但他最终还是被认定有罪并且被判处绞刑。话虽如此，海盗们的这些诡计有时还是奏效的。还是那个判处利比死刑的法庭，后来却宣判约瑟夫·斯维特斯（Joseph Swetser）无罪，斯维特斯就是拿出一份公告软文为自己辩解，那篇软文里说他是被洛船长逼迫才成为海盗的。也许，斯维特斯真的是被迫的吧；又或者，和许许多多其他海盗一样，他也只是利用他的软文来影响了法庭的判决。真相如何，我们将永远不会得知了。从这一点来看，法庭也一样永远不会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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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众心目中所认定的恰恰相反，大部分海盗都是自愿的，而不是被强制征募来的。海盗们宁愿寻找那些乐意成为他们当中一员的人，而不是强迫他人加入。他们这么做，就是出于对成本收益的考虑，而不是因为他们从原则上反对以武力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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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方面来看，在很多情况下，海盗们根本就不需要动用胁迫手段来增加己方的人数。海盗船上更好的待遇以及更可观的“钱景”已是足以吸引水手加入的诱惑，一旦有机会，许多水手都会成为黑色旗帜下的一员；因此，强行拉来一些普通水手的收益其实非常低。从另一方面来看，逼迫水手的成本将会非常高。那些被迫加入的人会威胁到海盗内部的团结一致——而这正是海盗私人管治体系的根基所在。从其他方面看来，被迫加入的人也会妨害到海盗本身。他们可能会逃跑，然后向政府提供情报，又或者会导致余下的人数不足以驾驭船只。即使被强征来的人没有设法逃跑，一个海盗团伙中要是有太多被迫加人的人，那这个团伙也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因为强征来的人不像自愿加入的人那样有着强大的动力。但强征那些有特殊技能的水手一例如外科医生、制桶工人以及导航人所产生的成本收益比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必需的，但又不容易遇到；而且，由于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因此不会对海盗的管治体系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海盗往往会强征此类水手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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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记录中有不少海盗自称是被迫上贼船的，但这些说法都需要进一步检验。因为，为了应对18世纪早期法律上的变动（这种变动使得从事海盗活动的风险增加了），海盗们会想办法来保护自己；其中一种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伪装成是被迫的——要表演一下，来蒙骗他们那些更为正直谨慎、不愿意成为海盗的水手伙伴，还要在报纸上发公告，宣城他们是“被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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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两大花招，海盗们一旦落入政府手中时，还可以拿出一些证明他们“无罪”的证据。这些花招使得现代人认为“大多数海盗都是被迫落草为寇”的，要是在帮助海盗逃脱法律制裁方面这些花招也做到上述成果的一半，那就不会有海盗在绞刑架上吊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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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行为VS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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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加入海盗帮派，要么去死，这种“海盗宣言”只是一种例外做法。实际上，大部分水手都是自愿加入海盗行列的。海盗们通常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而用志愿加入的人来扩充他们的队伍，这种行为也是海盗自私自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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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们之所以不采取强制征募制度，除了强迫船员加入会影响海盗之间的和谐相处，还可能会因为这些船员的奋起反抗压迫他们的人而导致海盗团伙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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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一个普通的商船水手加入海盗行列所产生的代价往往会超越其所获收益，但如果目标是那些技能娴熟的水手，则另当别论了。对海盗而言，这些专业人士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强征其所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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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海盗们是被强征的，还是自愿入伙，他们总是习惯于给自己留条后路，那就是在报纸上大肆宣扬自己是如何受尽虐待而被迫成为海盗的，一旦落入政府手中被审判时，他们便可以拿这样的“软文”作为证据来为自己开脱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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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经济学 第5堂课 “压迫”只是一幕幕苦情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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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课程：时刻注视那些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赢利表现的法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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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单：弗·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constitution of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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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布坎南、罗伯特·D·托里森（Robert D. Tollison）以及戈登.图洛克的《寻租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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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其非法勾当的成本因为新的反海盗法而有所上升时自保，海盗们需要时刻关注他们所身处的法律环境的变化，并且要想出办法来验证并且设法回避这些变化。海盗们在这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上演了一幕幕“压迫”的苦情戏，并且用上了“软文”来宣扬他们所曾遭受的暴力虐待，以此作为例证，好让他们的船员一旦被抓时有开脱的证据。这些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奏效的，但当面对下定决心要将这帮海盗赶尽杀绝的英国政府时，光靠这些策略是不足以生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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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现代企业同样也面临着法律变动所带来的生存难题，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场艰难的生存之战。在过去的280年间，政府势力增长巨大，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各种法律法规杂乱无章，并且影响着今天的每一个企业，这就使得企业比从前更需要依赖其对法律环境变化的认识和适应之道来生存。企业用以应对法律监管扩张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寻租”。某些企业聪明地想出了一些方法，使得本来对他们影响深远的法律环境有利于他们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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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类型的企业每年都会投人惊人巨资以“跟上”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意有影响的立法程序。例如，由于立法程序可以通过向外国钢铁征收关税来保护本地钢铁生产商不受外国钢铁生产商的影响，所以本地钢铁生产商会花钱游说立法者动用法律通过征税来保护他们。假设对某个本地钢铁生产商来说，这些关税相当于500万美元，那么，比起外国钢铁生产商时，这些关税将使得本地钢铁生产商多赚了500万，那么在原则上他们是愿意掏出最多500万的金钱来赢得立法者的支持，以获得一个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保护他们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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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20世纪的扩张令人侧目，这使政府有能力去打造或者摧毁任何企业或者行业——只需通过立法程序，给企业授予某种特权或者将某种成本强加在企业或者其竞争者头上。结果就是，企业为了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制定有益于他们并且能损害其对手的法律而卷入了史无前例的寻租活动中。经济学家大卫·拉班德（David Laband）以及约翰·索夫科洛伊斯（John Sophocleus）估计，仅仅是在1985年一年中，美国私人机构就动用了接近74亿美元来“跟上”各项政治活动的步伐；到了2007年，仅仅是为了游说，就动用了不止2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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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那些不得不面对强势政府的企业而言，寻租活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则不是那么令人愉了。企业为了跟上立法程序所动用的各种资源因此没法被他们拿来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这些才是对社会有益的实际财富。就以上面提到的例子为例，当本地钢铁生产商将那500万用来“跟上”政治程序时，那他们就不能拿这500万生产钢铁了——也就是说，那500万浪费在毫无生产力可言的寻租活动上了。因此，寻租活动非但没有让社会变得更富裕，反而使社会变得更贫穷；而且，那些寻租活动做得大有成效的企业因此受到了立法程序的保护并因此获得了某些特权，此后这样的企业很有可能会妨碍其他企业与他们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进行竞争。这就减少了使得市场可以有效运作的竞争压力，同时还让社会更加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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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短期之内，寻租活动都不太可能消失，并且也不应该消失。只要政府有能力在牺牲其他企业的前提下授予某些生产商以特权，那对企业来说，寻租还是值得的。那些希望兴旺发达的企业必须密切注视立法环境的可能变化，以便能熟练地利用凡此种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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