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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故事一再重演。有些本土生产者试图长期垄断作物栽培，但没有成功，欧洲人及其殖民地后裔则运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和控制手段，在殖民地扩充栽培性瘾品和烈酒的产量及市场。法国人还把圣多米尼克（Saint-Dominique，即海地）变成西半球的爪哇，在此大量生产咖啡，1774年经由马赛港转卖给地中海东部咖啡供货商的咖啡出口量就有200万吨。葡萄牙人也在巴西如法炮制，西班牙人则是在中、南美开创佳绩。时至今日，拉丁美洲北部的永久可耕地中，咖啡园就占了44%。虽然美洲是世界最主要的咖啡生产地，但是非洲拉撒哈拉沙漠以外的地区、南亚、东南亚，以及科纳咖啡（Kona coffee）的原产地夏威夷也都加入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的阵营，变成重要的咖啡豆供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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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咖啡豆绝大部分都运销美国，美国每人消费的咖啡量也长期高居世界排行榜的前几名。咖啡可以说是伴随美国人一起成长的，当年到西部拓荒的牛仔们（还有印第安人）都爱喝又浓又烫的原味咖啡，还说咖啡不需要加太多水。另外一种拓荒者，也就是阿波罗11号上的航天员，在降落月球3小时后，随即喝起了咖啡，这也是有史以来人类首次在其他星球饮用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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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之所以长期受到美国人的青睐，传统解释如下：茶叶是18世纪70年代英国苛税与暴政的象征，也是殖民地一心抵制和破坏的目标，于是咖啡就摇身变成了爱国饮料。不过，政治抗争寿命毕竟不长，未将成本因素考虑在内的解释也不够周全。从长时间来看，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占了地利之便，附近就有加勒比海与拉丁美洲的咖啡园，何况咖啡关税又很低（19世纪每磅咖啡只抽取几分钱税金，有时候根本不必课税），因此每毫克咖啡因成本也低于其他含咖啡因饮料。巴西自19世纪20年代大量输出奴隶种植的咖啡以后，这种情况尤其明显。1830年美国人一年平均消耗1公斤以上的咖啡，到了1859年，又提高到3公斤半以上。价格下跌同样改变了荷兰人的习惯，他们也是嗜饮咖啡的民族。1760年以后，由于进口关税下降，再加上荷兰人平均咖啡消耗量增加了4倍，茶叶的销售成绩也就败给了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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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各地咖啡价格多半低廉，超级市场普遍以减价咖啡招徕顾客，快餐店也常附赠咖啡给客人，即使在1969年通货膨胀期间，科罗拉多州卡农市（Canon）一家贩卖饮料的杂货店，还是照样供应3美分一杯的咖啡（该店先前曾将价钱调涨为4美分，没想到竟有一半老顾客忘恩负义，拒绝上门），在许多食物救济站、商场开业庆典、义卖会和户外野餐会中，咖啡更是免费供应的饮料。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平均只要花半分钟劳力，即可赚到一杯现煮咖啡，比喝一杯咖啡还省时间。独立革命时代的美国人“天生厌恶茶叶”这件事固然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观察近代美国饮用咖啡的经验，可以归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和教训：某些精神刺激瘾品一旦可以广泛取得、积极促销、降低价格，就会深受大众欢迎，如果这些人养成了依赖的习惯，这些瘾品就更是所向披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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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的消费情形与咖啡如出一辙，也是在价格下跌以后逐渐普及化的。茶叶原产于印度与中国接壤的地区，一部成书于公元350年的中国古籍指出，茶是一种药饮，到了8世纪晚期，中国人已经普遍具有喝茶的习惯，这点可从课税制度看出来。虽然没有人知道日本人是于何时开始学会喝茶的，但有证据显示，茶叶在公元815年出现于日本，茶树种子则是佛教僧侣从中国带来之后种在寺庙庭院里的，后来为了体现禅意而发展出来的“茶道”在日本文化当中受到重视的程度反倒甚于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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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时，荷兰人首度将茶叶输入欧洲，但是价格居高不下，直到171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与广州直接通商，情形才改观，此后合法与不合法的茶叶贸易也渐次增加。1784年间，英国政府不再征收大部分茶叶关税，茶税降低也使得走私者无利可图，茶叶消费量亦随之增加，例如18世纪末英格兰与威尔士每人每年消耗将近1公斤茶叶（相当于400杯茶），而且所付价钱只有1720年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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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东印度公司及其竞争对手持续扩大对中国的贸易，是制茶事业迈向全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发生于19世纪中叶欧洲殖民列强纷纷垄断茶叶栽培之后。当时荷兰人把茶树带到爪哇，种在不堪栽植咖啡的土地。英国人也把茶树引进印度和锡兰，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咖啡树遭到某种病虫的侵害，致使咖啡业损失惨重，只好将枯死的咖啡树砍下，运回英国制造茶几的桌脚。1887年4月，茶叶贸易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欧洲最大茶叶消费国——英国——自印度与锡兰进口的茶叶首度超越了中国茶，这主要是基于成本考虑。中国人对出口茶叶课征的关税较重，生产效率又比不上印度大茶园，为了维持高价，他们干脆减少茶叶供应量，结果无功而返，因为产茶事业不再由中国人独占，而是被印度和锡兰的生产者取代了。像立顿（Thomas Lipton）这样积极的零售商，就是直接采购印度及锡兰茶叶，而且采取薄利多销的手段，每磅茶叶只卖1先令多一点儿，连最穷的人都买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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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这时茶叶栽培已从亚洲远播至非洲东、南、中部。1952年，非洲种植茶树的土地已达3.9万公顷，茶叶产量则超过2.1万吨。同一时期亚洲南部贸易茶的生产量也大为增加，茶园分布范围极广，东起台湾岛，西至伊朗和俄罗斯高加索地区。茶树栽培也传到了巴西、阿根廷、秘鲁，虽然这些茶树在适合种植咖啡的南美洲土地生长良好，却始终未能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这也许是面临太多竞争产品的缘故，不但竞争不过咖啡和可可，还输给了瓜拉纳（guarana，是一种藤本植物，种子富含咖啡因，可制成饮料）和马黛茶（yerba-maté，产于巴西、巴拉圭的一种茶叶），马黛茶的消费者超过2 000万人，分布于巴西南部、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以及秘鲁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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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注定成为非洲重要作物的可可树，原产于热带美洲，是由当地的奥尔梅克人（Olmecs）于公元前1 500年后开始种植的。后来西班牙人从玛雅人及阿兹特克人（Aztecs）口里得知这种植物，当时玛雅人与阿兹特克人已经懂得将磨碎的可可豆和各种香料混在一起制成巧克力，作为权贵阶级享用的饮料，而且常在宴会结束时连同烟草一起奉上，很像后来欧洲贵族常在宴会之后喝甜酒、抽雪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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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18世纪的欧洲，巧克力也成为贵族化的饮料，但都是加了糖热过以后才喝，不像阿兹特克人那样，喝的是又冷又苦的巧克力。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社会与教会权贵阶级尤其喜好巧克力，所以巧克力带有一种统治阶级的颓废味道。身材肥胖的法国作家萨德（Marquis de Sade）就十分迷恋各种巧克力，连坐牢期间都乞求妻子送来巧克力粉、巧克力奶油、巧克力糖，甚至还用可可油栓剂来润肠。“我要……一个撒了糖霜的蛋糕，”他在1779年写道，“但希望是巧克力口味的，里面的巧克力也要黑得像被熏黑的魔鬼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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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走向平民化，是19世纪的事。由于制造技术改良、生产工业化、栽种面积扩大，使得欧洲人普遍买得起巧克力做成的饮料和食品，到了1899年，欧洲进口的巧克力已超过4.5万吨。1828年间，荷兰化学家侯登（Coenraad Johannes Van Houten）研究出一种可将巧克力所含大部分可可油压榨出来的技术，并取得专利。榨过油后的硬块经过磨碎，并用碱性盐处理之后，即可用开水冲泡成便宜的可可饮料，而不需要动用镀金壶，也不需要搅拌浓稠的液体。于是，可可变成了儿童的早餐饮料，巧克力糖也成为中产阶级用来表达情意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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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侯登与其他人勠力改造巧克力产品的制造方法时，葡萄牙人也在1822年成功地将可可树移植到大西洋彼岸，第一站就是位于非洲外海的小岛——王子岛（Principe）。西班牙人则将移植地点集中于菲律宾，后来可可的栽植与消费便在菲律宾风行起来。到了19世纪70年代，可可树也在非洲登陆，虽然欧洲列强不断向东方推展可可栽培，开辟的可可园也从锡兰延伸到萨摩亚群岛，但是西非却取代了拉丁美洲，成为20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可可生产中心。例如1991年非洲供应的可可，就占世界总供应量的55%，而墨西哥（是最早种植可可的地方）的供应量只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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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也是可乐果的产地，这种作物很晚才进入世界贸易领域，加入方式也很特别。可乐果的咖啡因含量高于咖啡豆，而且含有少许可可碱，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提神物质，可可之中也有。可乐果的传统食用方式，是把果子敲碎以后放在嘴里嚼，有提神、兴奋和催情作用。由于可乐果容易变干，又需要特殊包装，所以最远只能卖到非洲西部大草原的伊斯兰教徒手上，他们都将可乐果视为烈酒的替代品。咖啡、茶叶、可可比较不容易变质，因此也比较适合作为国际贸易的商品，例如咖啡就可以长途运送，而不必担心质量损坏，只要船上的货物管理员注意基本事项（譬如不要把咖啡豆跟胡椒放在同一个货舱）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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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果在变成瘾品成分及碳酸饮料之前，并非世界贸易商品之中的主角。19世纪60年代，马利亚尼酒（Vin Mariani，一种含有古柯叶成分的葡萄酒）问世，并畅销世界，于是带动业界展开将酒精与提神物质混合制成饮料的实验，卡拉弗拉酒（Vino-Kolafra）便是这种实验下的产品，制造方法则是将可乐果掺入玛萨拉葡萄酒（Marsala）。（有人说：“烂醉如泥的黑人随便喝一口这种酒，半小时内就会清醒过来。”）而在这些新产品之中，最著名的便是可口可乐，它是用“人类在工业化以前就已经知道的两种强烈提神物质”调制而成，喝过之后留下的苦味，则以香料和柑橘油盖过。可口可乐最早称为“彭氏法国古柯酒”（Pemberton’s French Wine Coca），后来发明者约翰·彭伯顿（John Pemberton）博士为了安抚极力主张禁酒的人士，便去掉酒的成分，并重新将可口可乐定位成非酒精饮料。1903年，彭伯顿的继承者又将可口可乐里的古柯成分去除（因为当时古柯已经成为与黑道扯上关系的争议性毒品），而以一种不含古柯碱的萃取液来保持风味，并添加咖啡因结晶粉（萃取自废弃的茶叶碎屑和其他东西）来维持提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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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此举竟激怒了哈维·威利（Harvey Wiley）博士，此君一向倡议世人使用天然食品与瘾品，他为“瘾品上瘾”下了这样的定义：“服食任何毫无营养价值、会直接刺激身体器官或控制器官的神经，以致需要或被迫重复使用的提神、兴奋瘾品。”照这标准看来，咖啡因就是会令人上瘾的瘾品了，而威利的这项观点，乃是得自医学研究与亲身体验——南北战争期间，他曾舍弃军中配给的咖啡，改喝牛奶，结果发现有益健康。后来他在1911年控告可口可乐公司，并在诉状上指出这种卖给儿童喝的饮料里所含的咖啡因，是标签上并没有注明的有害成分。经过一番缠讼之后，可口可乐公司终于将咖啡因含量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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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开审前一年（也就是1910年），美国各地已能买到可口可乐，不过仍属于本土性产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启了全球化的商机。当时可口可乐公司老板罗伯特·伍德拉夫（Robert Woodruff）实行了一个政策：不计任何代价将5美分一瓶的可口可乐供应给世界各地的美国大兵。（他表示：“我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美国政府也从善如流，免除军中若销售可口可乐就不得享受砂糖配给的限制，美国大兵更在作战期间将这种饮料介绍给许许多多欧洲人和亚洲人，于是64家可口可乐装瓶工厂（有些工厂雇用德国与日本战俘担任装瓶工作）就这么踩着他们胜利的脚步，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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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5年，可口可乐已经销往世界89个国家——曾经是美国“新政时期”（New Deal）政要，后来转任可口可乐出口公司（Coca-Cola Export Corporation）董事长的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形容可口可乐“象征纯正的美国精神，是经过多年诚实制造、认真改进、营销全球的高贵产品”。1991年，这数字又提高到155国，同年可口可乐主要竞争对手百事可乐也已行销151国。而可口可乐及其竞争者“认真改进”的项目之一，就是不再以可乐果萃取物作为原料，因为他们取得了更便宜的咖啡因及香料。历史学家保罗·洛夫乔伊（Paul Lovejoy）认为，现在的可乐饮料只能算是和“七喜”汽水差不多的“非可乐”饮料，这话说得十分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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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饮料当中最主要的提神成分是咖啡因（不论其来源是可乐果、瓜拉纳，还是别种植物），咖啡与茶叶也是如此。当然，这些饮料绝不只是提神瘾品而已，人类学家或广告主管都可以证明，它们也是富有文化象征与政治内涵的东西，所以当第一批满载可口可乐的卡车开进波兰首都华沙的时候，市民才会夹道欢呼。然而，要不是含有咖啡因之类的提神成分，这些饮料也不可能在全世界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尽管威利博士对可口可乐的看法稍嫌偏颇，但还是有其道理：没有咖啡因，可口可乐的热潮也不存在。咖啡因可以说是将可口可乐送上世界轨道的火箭发射台，这条轨道则是靠着巧妙运用可口可乐的美国偶像地位，以及西方消费形态才得以持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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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咖啡因。《饮用咖啡、中国茶、巧克力的调制法》（Tractatus Novi de Potu Caphé, de Chinensium Thé, et de Chocolata, 1685）的卷首插图，此书收集多篇有关当时风行欧洲的新颖饮品，影响甚广，也译成多种文字。图中前方的巧克力壶旁有一支搅拌棍，饮者用此棍将浓稠的巧克力搅得起泡后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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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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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在精神刺激革命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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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咖啡因之外，可口可乐还含有许多其他成分。如果不添加糖分，它还能征服世界吗？这问题其实很重要，有助于了解可乐饮料之所以大发利市的其他原因。糖的生产与消费历程，和精神刺激瘾品发展史之间存有许多关联，要了解糖业，就必须知道瘾品发展的经过，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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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栽培最早起源于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然后传入中国（把甘蔗当作春药嚼食）和印度（用甘蔗提炼蔗糖与糖蜜）。后来阿拉伯的商人、征服者和殖民者将甘蔗带到地中海东部、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故有“蔗糖随《古兰经》而至”之说。15世纪时，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再将甘蔗栽培引进马德拉群岛（Madeira）、亚速尔群岛（Azores）、圣多美（São Tomé）及加那利群岛。1493~1494年间前往海外探险的哥伦布，又将甘蔗移植到西印度群岛，但成果也和移植酿酒葡萄一样不甚理想。然而接下来的半世纪，还是有人再接再厉，并且证明了西印度群岛仍可生产少量蔗糖。1550年后，在雨量丰沛、土壤肥沃、劳力充足等条件配合之下，蔗糖与糖蜜的生产迅速遍及美洲热带地区各个角落。17世纪期间，世界蔗糖贸易每年约增长5%，巴西与加勒比海东部群岛也成为蔗糖与糖蜜的重要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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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糖的需求量大增，18世纪年增长率上升到7%，19世纪因为有了甜菜制造的糖，增长率又上升至10%。欧洲国家当中以英国人最爱吃糖（他们的牙齿恐怕也是最糟的），因此每人消耗的糖从1700年的2公斤，增加到1800年的8公斤，到了19世纪90年代，更高达40公斤。殖民地产量扩充，也使得糖成为社会各阶层都买得起的产品，就像含咖啡因饮料一样。18世纪的英国商人以及19世纪的欧洲下层劳工，纷纷养成了把糖加到中国茶或印度茶中饮用的习惯，历史学家对此现象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诠释，有的说是为了替劳工阶级增加热量或提振精神，有的说是为了获得他人的尊敬，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对神经刺激物质上瘾的新形式，于消费者不利，对种甘蔗的奴隶更不好，让他们累死在被人剥削的岛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