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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个原因是宗教的：由于伊斯兰教禁酒，鸦片乃是比较可接受的替代品，而且鸦片是医疗上必需的。腹泻（在印度极为普遍，以致腹泻的拉丁文名就是“孟加拉国病”）的患者需要服鸦片，发疟疾的人也要服。疟疾在印度、中国西南部、东南亚的湿热地区很常见，在英国的沼泽地区也不少，所以穆尔指出，沼泽区的英国人同样常用鸦片来治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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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认为受气候影响的不只是传染病。天气炎热也造成东方人比西方人更易“困倦”，所以更用得着鸦片。此话乍看简直是帝国主义者的一派胡言，但如果细看，人们因为气候导致精神不振而使用鸦片，这个说法既没有错误，也没有种族歧视可言。在西方与阿拉伯医术中都有以鸦片为纾解剂的悠久历史。阿尔比鲁尼（Al-Bīrūnī, 973~1048）曾说：“居住在热带或炎热地区的人，尤其是居住在麦加的人，养成每天服食鸦片的习惯，借以消除疲惫，纾解酷热对身体造成的不适，使睡眠安稳，并净化过度的情绪。他们开始只服最少的剂量，但渐渐会增至可能致死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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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个原因是，鸦片是可以省钱的瘾品，吸了鸦片的人食量会变小——喝茶也往往是为了减少食物的消耗。吸鸦片的花费也比饮酒或其他消遣娱乐来得少。东方世界的劳工没有西方劳工视为当然的歌舞厅、公园、图书馆等休闲去处，抽一口鸦片乃是他们负担得起的少数消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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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亚洲之中，吸鸦片种鸦片的发展在中国是最显著而深入的。中国人最初吸鸦片是从吸烟草衍生的，吸烟于17世纪初传入中国。后来，中国人开始用烟丝混合半精炼的鸦片一起吸。到了大约1760年，有了调制鸦片膏的方法，可以不混烟丝只吸鸦片。起初吸纯鸦片只是富有人家的消遣，至19世纪30年代已经传遍宫中的太监、文武百官、商人阶层。到19世纪70年代，吸鸦片在轿夫、船夫，以及其他靠劳力生活者之中已是平常的事。再到20世纪初，连农民也在吸鸦片了。按纽曼（R. K. Newman）前几年的估计，1906年间有鸦片瘾而必须每天吸食的中国人多达1 620万（占总人口的36‰，成年人的6%），可能有半数的成年人口至少在节庆或生病时吸食过。（纽曼估计的人数也包括无药可救而靠鸦片纾缓痛苦的病人，成年人口则包括已在工作的青少年。他的估计方法有其长处，但他的修正派论点——吸鸦片其实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却值得质疑。他按供应面所做的估计未纳入违法的交易，所以人数的确不多。但是与当时的西方社会相比，36‰仍是非常高的比率，比鸦片烟瘾高居工业化国家之冠的美国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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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鸦片变得如此普遍，供应量因而必须大大提高。鸦片的故事因此与茶的故事交会。英国未在印度和锡兰开辟自己的茶叶农场之前，茶叶得从中国进口——日本当时对西方是封锁的。此外，英国也进口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及各式各样的中国物品，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英国于1757年统治了印度之后，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它虽然不是第一个从印度出口鸦片的殖民帝国，却发展出成功周全的鸦片销售及制造的垄断系统。这套系统的生财效率奇佳，后来占有英属印度总收入的1/7。鸦片产量大宗输往中国，抵消了购茶的花费后还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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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运——其实是走私——鸦片到中国的民营贸易行也兴旺起来。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老板之一詹姆斯·马西森（James Matheson）靠着卖鸦片赚的钱成为英国境内第二大地主，他于1844年买下了苏格兰西北海岸的离岛“刘易斯岛”，并且花费50万英镑以上的代价修了有锯齿状围墙的仿都铎王朝时代的荒唐建筑，名为“卢斯堡”。因为岛上的土质不符合他的园艺需求，他又从苏格兰运来上千吨的泥土，专供栽种花草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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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生意是由英国商人把持的，但美国人在1812年的战争之后的30年中也参加了一脚。设在波士顿的柏金斯公司（Perkins & Company）曾经买下土耳其鸦片产量的一半或更多，专销到中国。狄兰诺二世（Warren Delano II），狄氏家族企业的开创人，也是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主持的另一家美国大商行罗素公司（Russell & Company）也从鸦片买卖赚到了大钱。狄兰诺从广东写的家书中说：“我无意从道德与慈善的观点为鸦片贸易之诉讼辩护，但身为商人的我要强调这是公平、正当、合法的生意；如果往坏处说，这项贸易可能比葡萄酒、白兰地等烈酒进口到美、英等国更易遭到更多、更强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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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眼中——以及许多历史学者的眼中——马西森和狄兰诺这些人都是恶棍。狄兰诺的一番说辞遗漏了一件不便表明的事实：卖鸦片到中国在当时是公然违法的行为（卖葡萄酒和烈酒到美国并不违法）。自1729年中国朝廷就已明令禁止鸦片贸易。在正直的清廷官员终于采取查禁鸦片的行动之后，英国人就诉诸武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2]）中打败了中国。英国的军舰大炮炸毁了中国的炮台；英国水兵把中国人的死尸集拢来投进大坟坑，立了一个手写的讥讽碑铭：“共赴黄泉”。两国第二次交战（1856~1858年[3]）的结果是，鸦片贸易彻底合法化。在1839年已经达到2 700吨的鸦片贸易量，在1879年冲到6 8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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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中国境内也有每年1.45万吨鸦片的产量，以补足越来越大的需求量。主要产地包括贵州、云南、四川，其中又以四川产量最多。鸦片是利润高且方便运输的冬季作物，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小麦的2~4倍，所以在四川成为交易媒介、税收来源，也是一般人偏好使用的瘾品。“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像四川人这么富，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儿的人抽的鸦片多。”清朝政府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试图逐步消灭境内种植的鸦片，华东地区拥护这一政策，靠鸦片致富的西南地区却反对。四川官员以加重税赋来执行这个政策，导致农地价值暴跌。暴民捣毁了四处税务所，官员便派兵镇压。1911年国民革命成功，四川百姓欢欣无比，以为民国建立后会核准种植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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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帝制结束的这一出历史上的政治大戏，是在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中演出的。西方人于17世纪引入东亚的不只是烟草，还有甘薯、花生等多种食用作物，促成了人口的稳定增长。结果与欧洲的情形一样，人口压力导致移民。1848~1888年间，有200万中国人——大多为年轻的男性——外迁到马来半岛、中南半岛、苏门答腊、爪哇、菲律宾群岛、夏威夷、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之后发展成全球性的移民，纽约、伦敦、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各大贸易货物集散地都出现了华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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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鸦片也在这些地方成为固有现象。从中国来的“苦力”——不论已婚未婚——大多是光棍一条，平日生活寂寞、受压迫、欠着债务，又远离家族的影响约束，所以放松的方式离不开单身汉惯做的勾当——赌博、嫖妓、抽鸦片。操控这些勾当的税官和组织都大发其财。研究泰国华人社会的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指出，泰国靠华人的勤俭美德而能扩张工商业的规模，但泰国政府也靠华人的恶习扩大了国库的收入。这种情形在有华人移民的社会都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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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难免会想到，鸦片吸食传遍全世界算是为中国人当初受印度鸦片贸易之害而报了一箭之仇，其实各国所受的影响轻重不一。传闻中伦敦东区林立的鸦片烟馆，乃是受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王尔德（Oscar Wilde）、儒默（Sax Rohmer）等名家以及许多非名家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实际情况远不及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倒是在美国19世纪70~80年代曾有普遍吸鸦片的现象，当时这是白人底层社会一件重要的习惯，也种下了罪犯毒品亚文化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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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鸦片的行为与鸦片瘾也在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中迅速蔓延。1870至1890年间，美国进口药用鸦片制剂的平均每人用量加倍了。一位新闻报道者说：“如果可能今天就禁止鸦片制剂买卖，一周之内，每个城市乡镇的每个角落都会出现发疯的人和死在路旁的人。”鸦片制剂使用量增加的原因是南北战争（这是次要的因素，一般常将其影响夸大了）、有专利权的制药业，以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皮下注射的吗啡之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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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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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中影响精神状态的物质主要是生物碱，也就是吗啡。德国药学研究者弗里德里克·塞尔杜纳（Friedrich Sertürner）在1803至1805年间研究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并于1805年将研究结果以一篇简短的笔记发表。直到他于1817年在《自然科学年鉴》（Annalen der Physik）上发表一篇较长的报告之后，这项发现的重要性才受到广泛注意。创建了制药王国的海因里希·伊曼纽尔·默克（Heinrich Emanuel Merck）于1827年进行制造，才开始商业规模的生产。至于塞尔杜纳本人，此时已将注意力转到其他研究计划上，项目之一是改良军火。塞尔杜纳是个才能多样却古怪的人物，可能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上了瘾。他于1841年逝世之后渐渐被人遗忘，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重振名声。他在生物碱化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吗啡对于伤残医疗之不可或缺，同样受到一致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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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虽有上瘾的危险，却也有其他良好的医疗用途。鸦片的生物碱成分本来就因为土壤与气候条件之不同而各异，再加上人心的贪婪作祟，故意往鸦片成品中掺入杂质，使医药用鸦片的成分更难掌握。19世纪的医生都知道，鸦片是所有药物中最常被掺入杂质的，所以往往开给病患很重的剂量，以免用了药却不见效。有了吗啡以后，这些疑虑一扫而空，医生们再也不用可厌的鸦片了。吗啡质纯，所以不难预测服用的效果。吗啡可溶于水，所以能用注射的方式获取；皮下药物治疗的发展主要目的即在施用吗啡。注射的方式不会有口服引起的肠胃不适，效用也产生得更快，而且效用更强、更令人愉快。因此，吗啡注射也更容易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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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的使用量随着皮下注射医疗的传布而上升。1855年，亚历山大· 伍德（Alexander Wood）首创皮下注射法，这一年巴黎各医院的病人接受药剂科开给的吗啡量总共只有272克。到了1875年，医生们都习惯用皮下注射的治疗方式，使用总量超过了1万克。吗啡的一大优点——也是其危险之所在——是可以减轻医生无法治疗的病因引起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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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间，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遭一名精神错乱的侄儿开枪打伤，中弹处在小腿。由于凡尔纳有糖尿病，医师们判定不宜动手术，唯一的办法是慢慢照顾到复原。治疗期间，医生用吗啡缓解痛苦。满怀感激的凡尔纳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这不是他擅长的文体——赞美这为他镇痛且解闷的药品，诗中说：“啊，用你的细针扎我一百遍／我也要赞美你一百遍，神圣的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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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并不是完全用在病患身上。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欧洲研究报告一再显示，“吗啡瘾者”之中的医生与药剂师不在少数，这又证实穆尔提出的鸦片盛行的第一个原因——邻近供应来源——说得没错。其实没有哪个职业群或社会阶级是完全与吗啡隔绝的。妓女们打吗啡，政要们也打，在法国政坛叱咤一时的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1891年自杀）就有一次在总统官邸底层注射时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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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案例特别值得一提，也足以说明瘾品如何影响而终至主宰个人的生活。体重122公斤的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烟瘾酒瘾都很大，而且非常贪吃。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饱受痛风、消化不良、失眠、偏头痛，以及疑心病与妄想症并发的各种病症的折磨。1883年，做事实在的巴伐利亚医生恩斯特·施文宁格（Ernst Schweninger）担起医疗重任，立刻严格规定他的饮食，限制他摄取瘾品。俾斯麦起初颇能配合，但不久又喝起酪乳搭配上等白兰地。医生告诉他，抽烟使他的颜面神经痛恶化了，他才同意减量至每天晚餐后只抽4斗烟。于是，他买了一支他能找到的最大的烟斗，斗杆长91厘米，瓷斗硕大无比。而且，如果没人监视，他还要抽上第5斗。俾斯麦也服吗啡，主要是不堪失眠之苦。虽然施文宁格否认首相有吗啡瘾，柏林的政要圈子里却不大有人相信。与俾斯麦意见不合的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在1888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从现在起，首相做或忘了做任何事，都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因素：吗啡或威廉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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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以及19世纪晚期约数十万欧洲人和北美人注射的吗啡，都来自东半球种植的鸦片。在20世纪以前，西半球的鸦片种植除了零星的实验与战时的应急之用，其他规模都小得不值一提。20世纪10~20年代制定的法律与协议导致毒品黑市兴起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地理位置邻近美国这个最大最赚钱的市场，可使走私轻而易举。墨西哥西北部的索诺拉（Sonora）在1926年间已有数不清的罂粟田，生产的鸦片卖给境内的华人，也越过边界卖入美国。违法的鸦片出口不断扩大，引来贪污的控告，也使美墨两国关系紧张。1947年间，美国毒品管理局（Bureau of Narcotics）局长哈里·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估计，墨西哥的罂粟田面积在4 000~5 000公顷之间，可出产32~40吨的鸦片，其中至少半数制成了吗啡或海洛因。墨西哥与美国的官员利用飞机来观察罂粟田并拍照取证，他们的对手则是利用飞机运货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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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争剩余物资的飞机的到来，加上战后商用航空业的扩张，对世界各地的毒品买卖都是一大帮助。哥伦比亚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大麻烟的空运与海运主要中心，之后又相继在20世纪70~80年代成为可卡因运输中心，在90年代成为海洛因运输中心。按1995年的估计，哥伦比亚供应全世界70%~80%的精炼可卡因，也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国，罂粟田面积约有两万公顷。大部分的作物收成在雇请的中国化学师的协助下精炼成纯度非常高的海洛因，专门就近供应给美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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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虽然成为西半球的重要生产国，主要的鸦片产地仍是亚洲。其中以阿富汗和缅甸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生产量扩增最快。阿富汗成为欧洲海洛因市场的主要供货源头，缅甸供应的是新兴的中国市场，但仍有部分缅甸海洛因转运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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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结果都肇因于20世纪晚期有地下的国际海洛因制造企业兴起，其规模之大、走私能力之强、营销手段之精，都是空前的。历史学者阿尔弗雷德·麦科伊（Alfred McCoy）指出，许多研究者论及同时期海洛因毒瘾大幅蔓延，重点往往放在导致吸毒的原因：失业、人际疏离、青少年滥用瘾品的亚文化。这些原因虽然都是事实，但如果只强调毒瘾者的动机，“就是忽略了一项根本事实：海洛因是畅销商品，具备和香烟、酒类、阿司匹林一样的推销及零售系统。越来越多的年轻吸食者可以体验海洛因之类的瘾品，是因为这东西以标准价格出售，在全世界各大都市都有上百个零售者……若没有全球的产销系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可卡因或海洛因毒瘾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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