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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麻的用途广，韧性强——在各种气候区从海平面到海拔3 000米以上的高度都可以栽种，所以必然会成为广泛栽种的作物。大麻刺激精神的作用在许多社会中受到重视，其中又以印度为最。早在公元前2 000~前1 400年间的印度古籍《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之中就有关于bhang（大麻药）的记载。古代的大麻药是用野生或栽种的雄株与雌株大麻的干燥的叶、籽、茎制成，通常会调上糖、黑胡椒、水或牛奶。这是三种传统式印度大麻调制方法之中最清淡的一种。ganja（甘佳，大麻烟）是用人工栽种的雌株花冠加以干燥制成，含有丰富的四氢大麻酚（THC），效用是大麻药的2至3倍。大麻烟可以当烟抽或口服，印度古代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吸食则不确知。从雌株大麻汲取的纯树脂加工成品是Charas（大麻脂）。如果译成英文，bhang等于较差等级的marijuana（大麻烟），ganja是等级较高的marijuana，Charas等于hashish（大麻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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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被称为世界上最早崇尚使用大麻的文化。昔日的印度教医学（Ayurvedic）与伊斯兰教医学（Tibbi）的诊病者会开出口服大麻的药方来治疟疾等传染病或风湿等疼痛症。一般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民间疗法也使用大麻，并且用它来消除烦躁与疲劳，在收获季节尤其常用。战士们饮大麻药来壮胆，苦修僧借它来安神；新婚夫妇用它增进情趣。大麻也是廉价而普遍的春药，甚至可在母马交配前用大麻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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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在印度的普遍使用显然在莫卧儿王朝（Mogul）统治的时代（1526~1857年）达到顶峰，印度次大陆上处处有人种植大麻，也到处盛行使用各种不同的大麻配方药剂。英国人占领印度以后，认为大麻是麻醉剂而反对使用。到了20世纪，西化的印度统治阶级也加以反对。一般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看法大都容忍效用温和的大麻药，毕竟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有人服用。至于吸食大麻烟与大麻脂，令人联想到社会底层的不法之徒，所以越来越不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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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最初在欧洲出现是什么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但很可能是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引进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撰写的《历史》（Histories）之中有一段描写斯基泰人（Scythians）在燃烧大麻籽的浓烟中“快活地叫嚣……他们以此取代普通的沐浴，却从不洗澡”。阿拉伯人从希腊医学和植物学中认识了大麻，也在跟伊朗与印度的交易中更直接地学会用大麻。按民间传说，药用大麻于6世纪中叶传入伊朗，乃是一位印度朝圣者带来的。但有些学者认为，大麻传入近东的时间应该更早，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和阿拉姆语（Aramaic）的译本之中都提到了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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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在伊斯兰文化中是具有争议性的，部分原因在于苏菲派（Sufis）用大麻引发神秘体验，正统派人士对此不敢苟同。断断续续的禁止未能扫除大麻的种植，到了14世纪，大麻烟的生产已经十分稳定，在尼罗河三角洲尤其显著。这期间，阿拉伯贸易商已经把大麻一路传播到非洲东海岸，再由此传入非洲大陆的中部与南部地区。吸食大麻的风气早在欧洲人未接触之前就盛行于非洲南部的科伊科伊族（Khoikhoi）、桑族（San）等民族之间，发展过程与烟草是相反的。简言之，哥伦布率领三艘缠满大麻绳索的大船于1492年8月3日早上从西班牙起航之前，大麻烟已经传遍欧、亚、非三洲的大部分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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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于16世纪开始在殖民地栽种大麻，一直到大麻农业在加州兴盛了一段时期的19世纪早期为止。法国人和英国人也在殖民地区种大麻，包括1906年在罗亚尔港（Port Royal），1611年在弗吉尼亚州，1632年在普利茅斯的垦殖。殖民列强种大麻为的是收取大麻纤维，主要是供船舰的绳缆之用，从未重视大麻的药用价值与影响精神状态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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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引入的奴工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来自安哥拉的奴隶（用朗姆酒、劣等烟草和其他东西买来的）把大麻带到巴西东北部的甘蔗园，大约在1549年以后成为固定种植的作物。按传说，奴隶们把大麻籽放在捆入破烂包袱的布娃娃里。地主准许奴隶在种植一行行甘蔗之间的空隙栽培maconha（即大麻，巴西葡萄牙语中表示“大麻”的词，都来自安哥拉葡萄牙语），也准许他们在农忙以外的闲暇时间抽大麻做白日梦。地主们自己却依然只抽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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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印第安人以及欧洲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乡下人学会拿大麻当药材和联络感情之用，后来城市地区的劳工也学会了。人类学家薇拉·鲁宾（Vera Rubin）称这种使用模式为“大麻情结”（ganja complex），用途包括绳索与衣着、食物与香料、提神剂与补品、药材与消遣解闷之物（这末一项大多是在男性欢聚的场合中）。鲁宾指出：“民间对于大麻经常性的多方面使用，大致限于农民、渔民、城乡的工匠及粗重劳工等社会底层。此外只有在宗教仪式中有神职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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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非洲的大麻情结也在巴西发生，大麻变成巴西殖民地区穷人的鸦片。北美洲的大麻种植虽然比南美洲普遍，收成也比南美洲好，却没有出现这种模式。极有可能是因为运往英国殖民地的奴隶来自更靠近西非海岸的一带，使用大麻的风气在并不盛行。此外，欧洲来的殖民者本来就有自己的以酒解闷的文化，以及17世纪兴起的抽烟消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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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这段时间，美洲的大麻烟重心从巴西移到了加勒比海地区。转移过程与吸鸦片的全球化发展类似，关键因素都是移民与远途运输。自1838年起，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结束（从英属西印度群岛开始），甘蔗园面临欠缺廉价劳工的问题。殖民农庄主人便从印度输入契约佣工，其中将近50万人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大麻情结也跟着他们一起到来，这一点颇令白人社会不满。1913年的牙买加《拾穗日报》（Daily Gleaner）的社论曾说：“我们见过生性安静害羞的苦力园丁在吸食这种植物之后言行疯癫。”文中还指出，这东西传到有非裔族群的岛上，成为非裔族群喜欢栽种的作物，这是不好的现象，日后可能发生和中国的鸦片问题差不多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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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果然与这个预言相去不远。到了20世纪70年代，牙买加乡村男性成年人口有60%抽大麻，其中半数烟瘾很大。用大麻泡茶或充当补品与提神剂的民间药用方式也十分普遍，甚至笃信基督教的人也不认为吃喝大麻剂是坏事或可鄙的。这种态度看来有些矛盾。吞云吐雾与泡成茶喝一样是在吸收四氢大麻酚，何来好坏之别？事实上，讨论瘾品服用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服用意图、摄取方式、社会背景所造成的差别，好坏之别的主题也会以多种不同的样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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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大麻情结在加勒比海周边地区已经根深蒂固。区域性的劳工迁徙仍是主要因素。1900至1924年间，靠着美国来的资金，哥斯达黎加的香蕉农庄和古巴的蔗糖农庄都在快速扩张，数以万计的牙买加劳工因而陆续涌入。巴拿马也吸引了一波波的西印度群岛移民：5 000人投入铁路修筑（1850至1855年间），5万人投入半途而废的法国运河工程（1880至1889年），15万人投入美国人后续完成的运河工程（1904至1914年）。许多工人在工程完毕之后留了下来。驻守巴拿马运河的美军提报的第一桩抽大麻烟的案件是在1916年发生；正规的陆军审讯在1932年做出的结论是：巴拿马农民在种植大麻供他们自用，并将多余部分卖给美国军人。负责调查此案的军官们留下一笔精彩的人种历史学论述，也是大麻情结的最佳上诉：“此种植物可用于泡茶。有色人种深信此种饮料具有温和的兴奋效用，可令人产生幸福感，亦有预防疟疾的功能。将干燥的叶片与花冠制成香烟吸食，似乎并不是异常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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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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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大麻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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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以后的30年中，有超过100万名的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西南部，吸大麻烟的习俗也跟着他们进入美国本土。有上万人向中西部以扇形散布，在铁路、建筑工地、工厂找到工作，最远到达了芝加哥。在此同时，1910年前后由加勒比海与南美洲水手带到新奥尔良的大麻烟也向北向东传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路易斯安那州各地都看得到兜售大麻的人，连偏远的“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政府雇用失业年轻男性担任造材、防洪、森林、救火、道路修补等工作的组织）营地都有。当时正在进行的香烟革命教美国人用肺来吸入瘾品，顺便带动了大麻烟的传播，美国境内充裕的大麻供应量是另一股助力。大麻本来是商业作物，为了收取其纤维和种子而种植，但弃置的制绳厂周围和荒废的大麻田里往往可见大麻茂盛生长，因此英文也以weed（原意“野草”）指大麻。田纳西州的罪犯只需摘起在路旁发现的大麻的花冠晒干，就有大麻烟可抽。圣昆丁监狱（San Quentin）的受刑人索性就在狱内的空地上种起自用的大麻。1936年间，纽约市警局销毁了在市界之内种植的1.8万公斤的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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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普遍容易取得，大麻烟的价格低廉，一支（包大麻的香烟）售价在5~50美分之间。这是认同此种新兴流行亚文化的都市年轻黑人负担得起的价钱。这种亚文化的英雄人物是爵士乐手，他们以身作则抽大麻而居推广之功。其中有一位的推广方式更是与众不同。芝加哥出生的犹太裔单簧管吹奏者麦兹罗（Milton “Mezz” Mezzrow）——第一位“白种黑人”（White Negro）——确信自己是个黑人，并作为大麻烟的提倡者，在哈林区的街头兜售一支支饱满的高级大麻烟，3支50美分。他对买烟的人说：“点上一支，抬头挺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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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的精神科医生为防止军中的士气与纪律出问题，仔细审视了服役黑人吸大麻烟的情况。个案调查中记录了一名26岁士兵的体验，此人说的话是轻声的耳语，叙述时脸上露出梦幻的、狂想的表情。“你会全身发热，你会全身发冷。你会喜欢看怪里怪气的东西，会想去那种可以看见人们赤身裸体懒洋洋瘫着抽大麻烟的鬼地方。那是过瘾的顶点。你会想要看那种东西。你会喜欢人家亲吻你全身。你会巴望这种事。去了大家一起抽大麻烟的地方，你会想听发疯的咚咚打鼓声，想看裸体发癫的女人。”诊断结果：麻药上瘾。勒令退伍理由：按第八款——具有不适当及不能适应军队生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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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阶级男性利用大麻逃避现实、及时行乐也不算新鲜事。但当时美国人服食的大麻和传统印度大麻的服用形态并不一样，这是比较限于满足快感需求的，并不当作药用茶或民间药剂，只图吸它能够享受一下。美国人的使用模式有别于比较古老的且用途较多样的大麻情结，鲁宾称之为Marijuana complex（大麻烟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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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麻情结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跻身主流社会。自从19世纪40年代巴黎的“大麻会馆”（Club des Hachichins）进入全盛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就开始抽大麻，为的是寻找新鲜刺激以及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所说的“强化的个人特质”。但带头做的人非常少，跟进的人也寥寥无几。到了20世纪6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穿着喇叭裤的学生点起大麻烟来抽，情况可就不同了。心理学家威廉·麦格劳特林（William McGlothlin）将这个现象做了简单扼要的概括：“透过嬉皮运动的中介，大麻烟从一个社会底层的瘾品脱胎而成为中等阶级与上流社会的瘾品。”嬉皮是从20世纪50年代组成人数不多却引领知识界风骚的“颓废运动”（Beat movement；beat又可以作“蒙福的”、“律动”、“怪癖者”等多种不同的解释）产生。媒体对于嬉皮有利的（即便不是故意偏袒，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报道，加上种族隔离制度、都市物质主义、“越战”的令人反感，都引起年轻人一窝蜂地效尤。大麻烟正好可以成为叛逆行为的多重价值的象征，因而在高中生及大学生之中蔚为风潮。根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报告，从大一到大四的吸大麻人数是逐年上升的，但研究生的吸食者递减。因为研究生比较偏好镇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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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的这个大麻情结在美国特别受瞩目。据估计，到1979年为止，约有5 500万美国人吸食过某种形态的大麻，其中2/3是18至20岁的年轻人。类似的现象很快就蔓延到全世界。澳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中国香港、印度、菲律宾、苏格兰、委内瑞拉、联邦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60~70年代的大麻吸食者大幅增加。典型的吸食者是十几岁到20出头的没有虔诚宗教信仰的男学生。大都市和市区近郊是主要的市场所在。丹麦的大麻吸食者最常出没的地方是哥本哈根，瑞典吸食者的集中地是斯德哥尔摩，其他国家可以类推。不论在哪个国家，年轻的大麻吸食者进而吸食其他瘾品的可能性都远远高于不吸大麻的人。其他瘾品包括迷幻药LSD（麦角酸二乙酰）、安非他明、可卡因，以及在欧洲滥用特别严重的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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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大麻文化结合其他反主流文化的吸毒行为之所以越传越盛，要归咎于少数几个坚决“以恶癖营生的人”。首先被点名的两个人即是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6~1997）和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巴不得有新卖点可供炒作的媒体把他们的不良示范放大，不明就里的群众也就糊里糊涂照单全收。这话也许说得不错。但是，哲学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1902~1983）说过，存心带头的人不可能造成群众运动，除非历史背景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这件事而言，先决条件在于人口。20世纪早期的经济萧条年代中，工业化国家的生育率都锐降，到20世纪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才再度上升。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上升。生育率齐升的结果是，全世界30亿人口之中，有9.69亿人在1960年是属于5至20岁的年龄段——几乎每3人中就有1人是在这个年龄段。换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人都在走过十几岁到20出头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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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易受感染”的人数之多，达到空前的程度。由于年轻人对于瘾品引起的不良反应的忍受力比较强，自然就比年纪较长的人更想要寻求新鲜刺激，更容易瞻前不顾后，也更急于模仿同侪。这些心理特性都易于促成瘾品滥用。在生活富裕的西方社会以及正在西方化的社会里，在凸显个人风格、及时行乐、性解放的意识正在抬头的时代，这些心理因素的影响尤其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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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体从旁煽风点火也是功不可没的。以1955至1972年间美国与欧洲发行的电影计算，有72部含有与毒品相关的剧情或主题。电视的新闻和娱乐节目也都在告诉观众最新的瘾品的使用方式，而播放的广告更不断鼓吹毫无限度满足个人欲望的观念。克里斯托弗·勒希（Christopher Lasch）曾经指出，“舒利兹”啤酒（Schlitz）当年广告中那种偏颇言语根本与啤酒无关，推销的其实是唯我主义：“你只走这一遭人生，能享受的玩意儿，一样也别放过。”年轻人越认为自己是不吃白不吃的消费者，越生活在自我满足与失望循环的世界里，就越有可能认为大麻只是一大堆商业推销的快感之中的一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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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与70年代吸食大麻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也有机会到处旅行，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手头宽裕、出国念书的机会多，而且搭便车的交通方式十分便利。所以他们也成了到处传播瘾品吸食的媒介。出生在大麻烟故乡印度的拉文德·辛格（Ravinder Singh）可以算是大麻情结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是军官之子，进的是贵族学校，在寄宿学校就学会了抽大麻。后来他离家游荡，到了尼泊尔，又到了海岸边的果阿。他的回忆录——他死后由他父亲代为出版——之中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他不论走到哪里，总会遇上一些从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来逍遥游历的“毒瘾客”（freaks）。这些吸毒者为了享受便宜的大麻来到东方，对于LSD和海洛因都有不小的瘾头，或起码都乐于一试。就是在与这些人之中的一个蓝眼睛、穿牛仔裤、趿着凉鞋的法裔加拿大女孩共处的时候，拉文德打了第一针海洛因。这瘾品也终于在他21岁时要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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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传到密克罗尼西亚群岛（Micronesia，位于菲律宾以东）、斐济、萨摩亚、汤加，以及太平洋其他岛屿地区，是拜美国的“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的志愿者之赐。按官方政策是严格禁止吸大麻的，但是天高皇帝远，派出去的年轻人的意愿胜过一筹。以西太平洋的特鲁克（Truk）为例，志愿者们分别在几个岛上种下大麻种子。起初特鲁克原住民不知道这种作物该怎么使用，经过从外地回来的特鲁克大学生指点——再加上观赏美国的影片和录像带，他们这才明白过来。旅行和运输在瘾品发展史上是决定性的变量，这与旅行运输助长传染病的扩散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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