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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看见印第安人把烟草用在仪式中，另外也当作杀虫的熏剂和治百病的药方，以及用于巫术以外的接近医疗的方面。本来欧洲人从很早以前就从东方输入药材，基于文化习惯，他们知道珍贵的瘾品都来自遥远的异邦，到美洲来也是要留意有没有新的、便宜的植物药材。西班牙来的殖民者更是奉了王命要积极加以寻找。在他们看来，烟草显然是不错的药材，它是“干燥”作用剂，正符合古时候的四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医学原理，应该有许多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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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也渐渐明白，使用烟草未必会产生幻觉。想引发幻觉的人服食佩奥特仙人掌必定会产生幻觉，吸烟则不一定。欧洲殖民者——他们是信基督的、文明的、理性思考的——对于是否能在恍惚中与神灵界相通没有多大兴趣，却很重视具有确定而可预测的疗效与刺激精神作用的瘾品，烟草正合他们的意，作用不那么强的热带品种烟草（Nicotiana tabacum）尤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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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观点，近代早期的欧洲人绝不容忍巫师，而且鄙视巫师的致幻药物，只接受作用比较和缓的烟草。这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传统见解，也是在外国传教的基督教教会人士之中仍然显著存在着的观念。太平洋的公理会传教士对卡瓦的印象就不好，倒是天主教人士明显有较大的包容力，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美洲已有长久的传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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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位具影响力的学者认为，当初欧洲人对于强力致幻剂的经验未必一概都反对或完全无知。但他也承认，欧洲人的相关经验不是宗教性质的。皮耶罗·康波雷西（Piero Camporesi）以半意识流的笔法写成的《梦的面包》（Bread of Dreams）之中，把近代早期的世界描写为饥饿与疾病不断肆虐的地狱般的地方。人人得不到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随处可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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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到神志错乱、伤口化脓、溃疡侵蚀着细胞组织，亦步亦趋的坏疽，恶心的淋巴结核，舞蹈症和其他使人胡乱扭动的病症，以及永远摆脱不尽的寄生虫和霍乱下痢。他们也受着“下等”面包的有害作用的折磨……那是令人产生幻觉恍惚的状态，神志不清的人和发疯的人、精神错乱的人和癫狂的人，都“昏头昏脑”而“麻木无知”，长期或一时的醉酒者，因饮了酒或——实在不可思议——吃了面包而歪歪倒倒，和跛足者、眼盲者、淋巴结核患者、瘘管病患一起，漫无目标地游荡，还有患疥癣的、肢残的、枯瘦的人，甲状腺肿大、腹痛、水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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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波雷西的论题是：人们赖以维持生命的面包已经成了有毒之物。饿坏了的人们把黑麦草（毒麦）和大麻籽等杂质掺入面粉，吃下腐败的、有麦角病的硬面包，因而产生幻觉，大家都糊里糊涂。诡异的是，不吃面包也会引起幻觉，因为饥饿会阻扰酶的制造，而大脑必须靠酶才能够正常运作。所以，不论吃不到面包还是吃了掺杂料的面包，“大批最穷困的人群……活在一个完全不真实的超越知觉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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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种颇不寻常的说法的数字依据不明。我找不到“大批”最底层人群在陷入幻觉的状态下胡乱游晃的证据，倒是偶发的中毒事件可以确信是有的。可能使人产生幻觉、虚弱，甚至致死的麦角病毒可能是无意间中毒的缘由之一。不过麦角病后来渐渐变得不常见了。这种病毒在黑麦庄稼上滋生，在特别寒冷的冬季与潮湿的春季之后收成的黑麦中尤其常见。由于欧洲人逐渐用小麦、马铃薯、玉米取代易染病的黑麦，1660年以后的天气模式又是温暖而干燥的，发生麦角病的事例就减少了。蒸馏法（可以将染麦角病的谷物去毒）广为流传以后，有助于减少病毒引起的中毒，但也带来另一种后果较易预测的、意识不那么混乱的酒精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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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波雷西的论述点明的重要事实是：刺激精神的物质可以帮助农民和劳工在不堪忍受的日子中苟活下去。欧洲蒸馏制酒的迅速成长，烟草输入的激增，都在历史学家所说的“17世纪全面危机”的时期发生，也许并非凑巧。在1590年出生，于1660年死亡的人（多数欧洲人当然活不到这么久）经历的时代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失业、传染病、恶劣气候、作物歉收、暴乱、屠杀、战争，只有14世纪最残酷的年月可以相提并论。这些人需要抽烟喝酒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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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宗教信仰不谈，康波雷西笔下那些表现典型综合症状的陷入幻觉的人，对于任何持久的经济活动而言，几乎都是无用的。至于只抽烟或喝茶的人，就完全另当别论了。这类瘾品能提神解闷，却不会引发幻觉，对于掌控农工的地主们就来得有利多了。“软性”的瘾品——巧克力、较淡的美洲烟草、东方来的茶叶和咖啡——之所以能打败乔丹·古德曼（Jordan Goodman）所谓的摇摇欲坠的欧洲自种瘾品的文化，这也是原因之一：软性瘾品更能配合新兴资本主义秩序的需要。不但如此，这些瘾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商品。它们为商人赚的钱，为国库增加的收入，比它们在喝走味啤酒、吃大麻籽面包的旧秩序下能获取的可多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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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植物瘾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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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讨某些瘾品而非其他瘾品能成为全球性商品的缘故与时机，只能够笼统地分析。如果要细究，每一件都有无数个原因，包括时间条件、运气、财力、政治、组织管理、文化倾向、权势阶级的好恶，甚至包括军事结盟——狂爱巧克力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与随即被感染的波旁王室结盟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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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限于区域发展的原因，不论说得多么详尽合理，都可以算是言之过早。因为，即便某种植物至今尚未成为全球性的作物或商品，并不表示它永远不会走到那一步。也许槟榔和卡瓦或其他区域性植物瘾品将来会像香烟和啤酒一样通行全世界，由于烟酒有可能危害健康，槟榔和卡瓦等瘾品也许会取而代之，目前正在促销烟酒的公司也有可能销售它们。1969年间，智威汤逊公司（J. Walter Thompson Company）组成的新产品专门调查委员会建议“黎格特·梅耶烟草公司”（Liggett and Meyers Tobacco Co.）制造“小口槟榔”，依据的理由是：既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嚼，其中一定有什么道理。黎格特·梅耶公司推出这个项目之后，却没有人响应。不过这件事证明，老练且财力充裕的资本主义机制——智威汤逊公司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告公司——时时留意着植物性瘾品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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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10多年来，原来只限于区域使用的瘾品，渐渐在确立的商业范围之内或附近吸收到追随者。这都要归功于都市的市场、赚钱导向的经济，以及像“卡瓦条”这样的创新产品。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道路兴建，使槟榔方便运至首都莫兹比港（Port Moresby）等都市，推动了槟榔的商业化发展。诸如此类的区域内旺盛扩张，加上远地迁徙作为桥梁，可能是全球通行的前奏。例如，嚼槟榔在伦敦市的孟加拉社区已经随处可见，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也有波利尼西亚人在喝卡瓦。犹他州３年前受理了第一桩服用卡瓦影响驾驶的起诉案。据一位公路巡逻警员说：摩门教传教士把波利尼西亚人带到美国来，他们也带着自己的文化一起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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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草补充业是观察区域瘾品发展前景的另一个切入点。圣约翰草（St. John’s Wort）与麻黄属植物（ephedra）在北美和欧洲的市场上已经成为普遍可见的药草。有的业者引据德国的临床研究结果，将卡瓦和其他“天然”药方标榜为镇静剂“安定”的安全而有效的替代品。利用邮购公司、网站，或在保健品店、生鲜蔬果店、平价药店，都可以买到卡瓦精。一位销售副总裁说：“我们对卡瓦的前景看好。它有条件继大蒜、银杏、人参之后成为最热门的食品。”另一位促销者建议用柠檬水服卡瓦，就完全吃不出卡瓦的味道了。把卡瓦调在柠檬酸橙汽水里再加上糖，还可以用来待客。这是超越纯医药的使用方式了，令人忆起昔时蔗糖的甜味调和了苦味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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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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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卡瓦或槟榔更进一步商业化，假使这两种植物在西半球大规模地种植，对于自然环境会造成重大而且几乎一定是有害的冲击。全球的瘾品作物，包括制成酒精的糖、谷类、水果、块茎的部分，都对生态系统造成深远影响。我们习惯从罹患肺癌或酒醉驾车等个人事故的角度来计算瘾品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最严重而长远的影响也许是在环境方面。精神刺激革命所造成的森林消失、土壤枯竭与侵蚀、化学废物的排放、除草剂与农药的毒害，都已经加速各个地区环境的恶化，也连带损及生活在这些环境里的人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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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古柯叶扩大栽种——“席卷热带农业的大侵略者”——已经破坏了上百万英亩的森林地，情形与19世纪巴西大肆栽种咖啡的时候相似。秘鲁的栽种者为了辟出种古柯叶的空地，将森林滥砍后放火烧，使上瓦亚拉谷（Upper Huallaga Valley）在8~9月里被浓烟笼罩。这些森林区的土质有很多是“湿沙漠”，土壤底层薄，混入灰烬种植作物后不久就耗竭了。种植者于是再辟新的空地。耗尽的土壤没有森林遮蔽，会被大雨冲蚀。水灾越来越频繁，土石流将村庄掩埋，河流淤塞，环境灾难接连不断。东南亚和危地马拉的鸦片田，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大麻田，都是用砍烧森林的方式耕作，也都发生过同样的问题。这些地方要重新长出茂密森林，恐怕得等上几百年。在森林未生长的期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地球大气层在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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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禁瘾品的加工往往就在产地的附近，加工设施是破坏环境的另一个祸首。在安第斯山地区，每将１公顷田的古柯叶制成古柯膏就会制造２吨的废物，包括汽油、煤油、硫酸、氨、碳酸钠、碳酸钾，以及浸泡洗刷古柯叶用的石灰。加工者任这些化学废物渗入地下、流入河川，又使水生动植物被毒害。提炼吗啡也会产生相同的后果。可卡因的走私者更是一不做二不休，还兼偷卖雨林中濒于绝迹的物种，不论死的活的，或当宠物，或卖剥下的兽皮，有的充当催情药，有的用作民间药材。哥伦比亚卡利（Cali）的走私集团利用大批渔船把违禁瘾品和珍奇动物经加勒比海地区一起运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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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赞成禁止瘾品的人士说，问题不在加工提炼某种生物碱，而在这种加工被认定为非法。如果加工合法了，有执照的从业者自然会在有适当防范与监督的工厂中进行加工。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毒品走私者在卷着油布的丛林实验室里作业，一面把溶液随便倾倒，一面打量着可以抓来卖钱的巨嘴鸟。这种论点看来有其道理，却会误导人。因为，以往完全合法的瘾品种植一样会对环境造成重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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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会将土壤中的钾碱、钙、氮迅速耗竭。弗吉尼亚州东部最肥沃的切萨皮克（Chesapeake）田地经过３年耕作就会耗竭，此后20年都不能再种烟草。在每名农工至少负责50英亩的广大农场上进行轮作，可以支持一段时间，但切萨皮克的农场主后来还是把目标指向茂密林地肥沃的、富于腐殖质的黑土地，树林于是被他们的仆佣奴隶砍得精光。北美洲东部的原始森林消失许久以后，烟草依旧是许多国家——例如坦桑尼亚——森林滥伐的元凶，因为熏制烟叶需要大量木材。每熏制１英亩田地的烟叶，大约要耗损１英亩的森林面积，确实数量因各地烟草库坊的效率不同而各异。烟草田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不但污染水源，还培养出对杀虫剂有抵抗力的蚊子和苍蝇，形成热带环境中一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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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技术上的改变也会扰乱生态环境。中南美洲以往一向种植的咖啡灌木都是生长在果树或其他树木的荫庇之下，以防阳光直接照射，遮荫的果树又可以收获鳄梨等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遮荫的树木庇护着多种不同的鸟类，数目仅次于雨林。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从业者在哥伦比亚和其他咖啡生产国引入新品种卡图拉咖啡（即Café caturra），可以不需树荫而快速生长，收成量高，但必须使用大量肥料和农药，并且需要靠除草剂来消灭竞争生长空间的其他草本植物。这种咖啡树如今栽遍以前栽种粮食的平原与山坡，也栽满已经砍光果树与森林的旧咖啡农场。鸟类学家已经发现，“太阳咖啡”的高科技农场里几乎不见鸟影，所以在倡导改种符合环境绿化的“树荫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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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种植瘾品，必须铲除森林为农地，必须开路以便运作物到市场。这两种过程都可能无意中挟带外地的动植物。农场工人和筑路工人每到一地，要带着种子批、工具、家禽家畜、行李包袱、压舱物，以及其他方便异物附着或藏匿的东西。英国植物学家亨利·里德利（Henry Ridley）曾说：“在锡兰，我得走上好几英里路才能脱离南美洲野草蔓生的地区。”在美国加州等地，阿根廷蚂蚁是侵扰农业与家居生活的害虫，它们是在1891年前后跟着咖啡豆一起经新奥尔良进入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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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生态学的观点看，还有一个害处：瘾品作物的密集耕作会排挤人口存活所必需的粮食生产。中国曾经多次发生这种问题。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就曾经被指为强要饥饿的农民种植其招牌的淡色烟草。该公司的官员因而声明，十分关切农民放弃大豆、谷类以及其他作物而改种烟草的事。就算是在有能力进口粮食的国家及地区，密集种植可获利的瘾品作物，也不免因虫害或植物病而损失惨重。19世纪末，根瘤蚜虫（Phylloxera vastarix）几乎把欧洲的葡萄园摧毁殆尽，后来还是靠着将酿酒葡萄枝嫁接在有抵抗力的美洲植根上，才挽救了酿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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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问题——滥伐森林、污染环境、病虫害——都是或多或少会发生的。这都是商业性的农耕固有的问题，并不只限于瘾品类植物的耕作。然而，精神刺激革命却使既有问题更加恶化。植物学者早就注意到，能够使人产生快感的植物往往比提供主食的植物扩散得更快，扩散幅度也更大。这些植物耗用了土壤的养分，却供应不了多少的营养价值，甚或完全没有益处可言。19世纪的医生格里姆肖（A. H. Grimshaw）反对抽烟和种植烟草，他指出，数千英亩的田地被烟草“耗尽”，连带使农家破产，“栽种烟草占去的土地，本来可以用来生产面包的原料、羊毛、大麻、亚麻，或其他有用之物”。如果不种烟草，美国人就不必进口那么多东西；他们也不必新辟那么多田地来种植必要的粮食和棉麻。如果不谈烟草农可能掌握的商机，格里姆肖从社会与环境的角度所说的道理是很难反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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