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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纳德斯所说的这个“价值极高的药草”所引起的医学界关注讨论，在1600年达到最高峰。医生们纷纷讨论烟草的使用方法，并且一一找出烟草可医的病症。另外，水手、军人、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的男士们，都把抽烟当成一种享乐，自己抽，也鼓动伙伴们一起抽。烟草供应在17世纪渐渐扩大，吸烟也日趋普遍，这时候医生们才开始认为如此滥用会产生问题。诸多相关论战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丹麦宫廷御医兼正统学者西蒙·保利（Simon Paulli）于1665年发表的《评论烟草之滥用……与茶之药草》（Commentarius de Abusu Tabaci…et Herbae Theé）。他在文中承认烟草具有发热与干燥的特性，制成浸剂、糖浆、药膏也有许多用途。但是如果用鼻嗅闻或点火抽入，会“令人难以忍受，而且非常有害”。抽烟的人会患脑中毒，会钱包空空。愚蠢的人无节制地抽烟，“也许他的妻小正在家中挨饿……此乃部分欧洲人的疯狂行径，为了满足无聊的吸烟欲望，不惜散尽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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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是见多识广的人，有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欧陆的商业人脉，他很清楚，烟草只是传入欧洲医药与商业的诸多新发现的瘾品之一。他相信一般所说的饮用巧克力、咖啡、茶有益健康都是事实，但是他指出，只有生活在这些瘾品原始产地的人可能获得这些益处。他引据古代的医学名言为证：“任何地域的天然出产物都是最适合当地人体质的。”茶最适合中国人，咖啡最适合波斯人，巧克力最适合印第安人，麦酒和葡萄酒最适合欧洲人。如果违反这个自然法则，把瘾品和人弄混了，会导致不能生育等恶果。输入这些产品既浪费又有害，欧洲人想借这些东西获得的效果，其实在欧洲原产的植物中就有了。耗费大笔钱买入不新鲜的、掺了杂质的外地东西，简直是“染上发疯的传染病”。丹麦自己没有出产瘾品的殖民地，尤其不该做这种事。再者，欧洲人岂可模仿“卑鄙狡狯”的亚洲人，当然也更不该去模仿“曾因吃人肉染上梅毒病的，如今又因抽烟惹病上身的”印第安人。保利告诫读者，“我们欧洲人的理性远远优于野蛮人，却罔顾理性判断而仿效野蛮习俗”，实在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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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利的这本书中，备载了日后各国政府必将对某些瘾品的使用加以管制或禁止的主要原因。按他的判断，这些瘾品会使滥用者本人受伤害，使其家人痛苦，使社会陷入危险。这些瘾品会耗损个人与国家的资源，它们都是来自邪魔的罪恶。他所说的瘾品只适合于原产地却可能危害不熟知它的社会，也一直是社会科学中的老生常谈，但这个论点的根据应来自人类学，与医药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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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另一个历久不衰的论点是，烟草在适当的状况下偶尔被当作瘾品用是有益的，养成抽烟恶习却是有害的。一直到了19世纪，我们仍可从论述的标题和组织名称看出这种划分：“将烟草当作奢侈享受的影响”、“医疗以外使用烟草是对的吗？”、“法兰西反烟草滥用协会”云云。大家都知道烟草的毒性可能致死，但它能治疗阵发性哮喘等病症却是不可否认。1881年间，西班牙医生萨尔瓦多·鲁伊斯·布拉斯科（Salvador Ruiz Blasco）接生了一个死婴，他吸了口雪茄烟，朝婴儿脸上一喷，本来静止的婴儿竟开始抽动，接着脸部一扭，哭出声来。这个婴儿就是毕加索（Pablo Pica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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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现在，香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致癌凶手，尼古丁仍有一些重要的治疗功能。研究者注意到，精神分裂症患者高达80%有抽烟习惯。经观察后确知，尼古丁可以使患者的焦虑不安症状平静下来，也可以减轻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爱德华·莱文（Edward Levin）认为可以让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吸烟者改用尼古丁贴片，保利大概会赞成这个意见。尼古丁与相关化合物是否可以用于治疗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忧郁症、多动症、妥瑞症（Tourette’s Syndrome）、溃疡性结肠炎等，已有许多人在进行研究，其中不乏烟草公司赞助的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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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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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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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是历史最久远的医药之一，凡是有酿酒葡萄农业的社会都曾用它来治病。古希腊、古罗马的医生用酒处理伤口、退烧、利尿、补充体力。犹太经典《塔木德》（Talmud）上说：“适度地饮葡萄酒可提振胃口且有益健康……葡萄酒是最佳良药。”古人也用葡萄酒和啤酒作为冲调其他植物瘾品的溶剂，按《埃伯斯医药籍》（Ebers Papyrus）记载，公元前1 500年就有用酒冲药的做法。中古时代与近代欧洲几乎到处都有用酒调药的方子。一个典型的英国药酒方子是：“分娩前6周起，每日早晨以3匙甜杏仁油调入半品脱白葡萄酒服下，可保顺产。”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牧师兼医生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建议用研碎的绿龟阴茎调入啤酒或麦酒、白葡萄酒，可迅速治愈肾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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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以前，蒸馏的酒类价格昂贵，通常只在药铺有售。它有如“奇迹”般的起死回生的神效，从要命的瘟疫到精神忧郁，没有一种病是不能治的。例如，白兰地的别称就是“生命之水”（Aqua vitae），威士忌的原文whisky（源自盖尔语的uisge beatha）也是同义。曾有一位医生说，每天早上服半匙白兰地的人一辈子不会生病。现代流行病学研究虽然没有这么激烈的措辞，却也证实烈酒的杀菌功能有助于防止肝炎等经由食物传播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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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的经历和烟草一样，曾经引来医生们对于其医疗用途的辩论。在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早期，辩论趋于激烈，但各家说法几乎都肯定酒精可以当作急救的兴奋剂。19世纪的澳大利亚医生朱利叶斯·伯恩卡斯尔（Julius Berncastle）曾说：“足量酒精似乎是对付蛇咬中毒的最佳特效药，它能克服心脏麻痹的状态，迫使心脏迅速恢复自然跳动。”他给蛇咬中毒者开的药方是：每15分钟喝一满酒杯的白兰地，直至祛除蛇毒为止。1904年的奥运马拉松赛跑冠军托马斯·希克斯（Thomas Hicks）在赛跑中喝下调了番木鳖精（C21H22N2O2）的白兰地，才克服疲惫一马当先。我们可以从希克斯跑全程的时间推知这么做（在当时是不违规、不违法的）的利弊。他总共用了3小时28分钟，大约每8分钟跑1英里（1.60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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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遣娱乐而喝烈酒却要另当别论了，这种区分早在希克斯借酒增强体力以前就有了。历史学者特鲁斯蒂（Ann Tlusty）研究了奥格斯堡（Augsburg，在今德国南部）16~17世纪的烈酒相关法规，证实主管当局所坚持的医药与消遣区分有多么顽固。1614年有这么一条规定：“白兰地不可以无节制地饮用，只可为补充体力或医疗目的而饮。”光顾白兰地酒铺的人买了白兰地必须当场立即服下，与350年后服美沙酮（methadone）的病人差不多。在酒馆或其他休闲娱乐场所中是不准喝白兰地的。杜松子酒（金酒）既是浪费谷粮酿制的东西，又容易致醉，所以法规约束更严，只有4位领有执照的药剂师可以出售谷类酿制烈酒供医疗用。然而，民众的需求渐渐瓦解了法律规范的基础。军人非喝白兰地不可，寡妇和穷工匠会偷偷地自制金酒。奥格斯堡市政府眼见违抗规避的事例不断，终于先后首肯对白兰地和金酒的非医疗消费课税。到1683年，这两种烈酒都是完全合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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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酒能引顾客上门的原因之一是价格低廉，与啤酒或麦酒的售价相差不多，因此曾在18世纪早期掀起英国人喝金酒的风气。当时的画家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因而有“金酒巷”与“啤酒街”之作留传后世。至于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与亨利·菲尔丁（Herry Fielding）这两位作家（分别具有医生及法官的身份），都指责金酒之易醉烈性是空前危险的。斯摩莱特不满地表示，金酒“售价太便宜，以至于最底层的人都可以恣意买醉，导致败德、懒惰、失序。如今行为不检的歪风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这毒物的零售者公然撑起彩色招牌，引诱人们花1便士的小钱喝到醉；还向人们保证，2便士就能醉到醒不过来，吸管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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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段不实的论述在发表后不久就受到质疑，但真实与否尚属次要，重要的是这件事的政治内涵。纵饮金酒的风气令主流人士感到忧虑。菲尔丁认为这种行为乃是犯罪的直接起因。喝金酒烂醉的人不但没能力工作，也丧失了恐惧感与羞耻心。其后果即是偷窃抢劫——他审判的这类案件就是接连不断的。菲尔丁还问：纵饮金酒的人孕育的孩子将会怎样？“这些倒霉的婴儿（如果我们假定他们能够活到成年）会成为我们未来的水兵、步兵吗？”保利担心烟草和含咖啡因的饮品毒害欧洲人，菲尔丁也有相同的顾虑：恐怕便宜的金酒会危害英国的前途。英国国会与他所见略同，于1751年大幅提高了执照费、增加了申请条件，也把烈酒进口的关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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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菲纯麦芽威士忌。供医疗使用。这帧1894年的广告刻意描绘出酒的宝贵医疗价值。当时连最严格禁酒的人家也必有一瓶威士忌，以便发生晕厥之类紧急状况时使用。但是仍有激进的禁酒者认为将威士忌当药用酒卖是蹩脚的托词。1903年间，禁酒斗士卡里·内申（Carry Nation）的追随者布兰奇·博伊斯（Blanche Boise）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Topeka）专砸卖烈酒的杂货店和酒吧的玻璃橱窗。一年前她曾以马鞭抽打过纵容烈酒买卖的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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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艾酒的遭遇同样与国民健康、国家安全的顾虑扯在了一起。这种浅翡翠色的酒是以苦艾溶于酒精，再加大茴香等调味剂制成，里面含有致幻的侧柏酮（thujone）。如今一般人印象中的苦艾酒，只是昔时诗人画家们特别偏好的烈酒——亨利·德·图卢兹–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还以特制的手杖随身携带。其实此酒在19世纪趋于大众化，法国的喜好者格外多，1910年的消耗量达到3 600万升。销量大的关键在于大量生产与广告宣传。法国蓬塔耶（Pontarlier）的佩诺酒厂（Pernod）的效率惊人，仅170名员工——半数为女性，就有每天12.5万公升的生产量——都是完成装瓶、加瓶塞、贴标签、装进大柳条箱，准备运往智利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美国的旧金山、越南的西贡。然而，禁酒的呼声激烈，加上怀疑饮苦艾酒可能导致肺结核、癫痫、可遗传的精神错乱，以及犯罪行为，瑞士、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明令禁饮。法国政府也因为担心苦艾酒影响军队的备战和士气，而于1914年8月发布紧急禁售令。次年，法国众议院正式公布，苦艾酒之生产、供销、出售一概均属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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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苦艾酒的历史由来，实况与上述完全不是一回事。苦艾在古代是一种药——常与酒一起服用，可以驱除肠内寄生虫、退烧、治癫痫、医痛风。有人说，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有人拿东西给他喝，那不是鸦片而是苦艾。以苦艾调入白葡萄酒再加香料，是古人防止接触传染的方子。酿酒者也会在酒中添加苦艾枝以防变味，德文的Wermut（苦艾）即是英文的Vermouth（苦艾酒）的词源。乳母若要给孩子断奶，会在乳头上涂苦艾油。这种种观念和用法，都不曾有过任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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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进口的风尚。死神一手斟酒，另一手牵住饮苦艾酒的人。这幅1883年的美国漫画将反瘾品的三个主题画在一起：丧失自制，丧失心智，丧失生命。注意苦艾酒被指为外来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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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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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非他明民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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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有4项医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速了精神刺激革命，也使此一革命带来的社会影响更令人担忧。4项发展是：吗啡与可卡因等影响精神状态的生物碱分离成功并且可做商业性生产，皮下注射医疗的发明，水合氯醛（安眠药用）等合成药物的发现与制造，海洛因等半合成衍生物的发现与制造。海洛因算是“半”合成类，因为其基本成分只是吗啡分子，另外再加两个小乙酰族，使效能达到3倍，作用的速度也会加快。临床试验海洛因与其他实验药物显示，分子结构的细微改变可造成药效上很大的不同。这个原理带给药理学重大变革，也为无数新的药物治疗方法——其中不乏具有刺激精神效用者——打开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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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合成的与半合成的药物瘾品是由德国发明的。德国乃是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早期的药品研发中心。单单拜耳公司（Friedrich Bayer & Co.）就囊括了鲁米诺（Luminal）、索佛那（Sulfona，丙酮缩三乙砜）、特里欧那（Trional，眠砜乙基甲火烷）、维罗那（Veronal，二乙基巴比妥）等各种镇静剂及安眠药的销售制造，另外还有两种最著名的产品，即海洛因与阿司匹林。有药可用，医生们当然求之不得，都热烈购入各种能引人入眠的药物；有一位加拿大医生按一批5 000片的数量整批地买。然而，大家不久就发现，巴比妥类镇静剂和其他药物可能带来麻烦。“药物”（drug）一词在20世纪早期与毒瘾扯上关系，原因之一是医生们需要一个便利的用词把激增的滥用问题归为一类。“药物习惯”（Drug habit）因而具有“吸毒成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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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的德国药品来源给切断了，两国的制药业也在政府悉心保护下成长。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的制药业跃升世界第一位。1941年至1963年间新上市的单一化学药品之中，61%以上来自美国，居第二位的瑞士只占8%，德国占6%，英国5%，法国3.5%。不论哪一国出产的药品，都是行销国际，因为研究的经费庞大，业者只靠国内销售是赚不回来的。这些药品如果具有引发快感或辅助性欲的效用，不免又走上以往性质相似的有机药物的发展路径，溜到医疗范围以外的用途上，继而引来争议与更加严格的管制。海洛因、巴比妥类药剂、促蛋白合成的类固醇、镇静剂、致幻剂、杜冷丁（Demerol）之类的合成性麻醉剂，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最近的一个实例是“伟哥”（Viagra），本来是治疗勃起障碍的药物，一旦变成催情实验药，就引来一片争议之声。本来不属于医疗领域的东西——例如汽油、强力胶，一旦被当成致幻瘾品使用，也会引爆争议。因为工业化的生活环境里有太多随处可得的刺激精神的化学品，所以近几年来渐渐通用“药物滥用”（substance abuse）与“化学品依赖”（chemical dependence）的说法，因为这样说比“瘾品滥用”和“毒瘾”涵盖的意思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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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非他明（苯丙胺）的发展史也有特别值得深究的意义。它本是一群分子结构与肾上腺素类似的相关瘾品，能刺激交感神经与中枢神经系统，使服用者反应敏锐、不想睡觉，也没有食欲。安非他明与可卡因相同的作用是，增加多巴胺（dopamine）的分泌，而多巴胺是重要的神经传导素，可以启动大脑的奖励机制。安非他明是效力强而容易合成的瘾品，全世界的非法从业者都爱制造，成品包括吞食的与注射的。此外也有人吸食高纯度的安非他明结晶粒，俗称“冰毒”（ice）。与高纯度的可卡因结晶粒相比，冰毒的效用更长，可超过一两小时。长期吸食安非他明会导致精神病，这是非常可怕的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