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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业的历史中也同样有这种营收损失与行业自律的冲突。100年前的职业道德重大课题是：药剂师售药是否应当“一视同仁”——卖给那些吸毒成瘾、花大把钱买药却会害了他自己和家人的顾客。一位激进的纽约药剂师的回答是，建议正派的药局挂出显眼的告示：“贪婪作恶的药剂师会卖吗啡或可卡因给你，本局不售。”但是做起来不像说的那么容易。另有一位著名的纽约药剂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直截了当谴责卖麻醉瘾品给毒瘾者的行为。某日，助手却看见这位仁兄把一些鸦片卖给一个明显是吸毒成瘾的人。遭到言行不一的质问时，他竟辩称这位买主是唯一的例外，他已经供给此人鸦片25年了，“如果现在拒绝卖给他，等于把一位老顾客赶到别家药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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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药物管制的难处。只想赚钱的药剂师、帮病人开上瘾药物处方的医生、不负责任的制药商，都是药物管制规定上的漏洞。药物只供应正当医疗用途是20世纪中逐渐形成的国际药物政策主旨。各国的药物管理法虽有细节上的差异——例如毒瘾者治疗期间的维持剂量多寡，但基本处理方式都一样：盯住药物从制造者到服用者手上的层层关卡，办法包括规定业者配额、凭执照制造配售、凭医生处方购买、以三联单保留买卖记录等等。越是危险性高的药物，规定越严格，这个理念可以从法规和国际条约上附载的不同“方案”、管制药物目录等看出来。这样“掐紧出入口”的用意在于减少合法制造的药物总量与偏离正当用途的可能性，同时也维持医生处方与研究用途的足够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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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管制系统由何而来，香烟等为何得以豁免于此，后文将有详述。药物管制上最明显可见的难题就是强效的合成药物种类越来越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管制的药物大致只有三类：鸦片类、古柯类、大麻类。设计管制办法的人想象不到会有上百种新的合成药物出现，他们也想不到某些新型合成药物——例如羟戊甲吗啡（etorphine）的强度会是吗啡的1 000多倍。他们更没料到，新的合成药物溜出医疗规范之后会有数以百万计的非医疗使用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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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人士看出了这种情形与核武器发展的相同之处。心理学家韦恩·埃文斯（Wayne Evans）曾在1971年指出，药物研发者面对的道德上的两难，与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美国军方于1942年展开的原子弹研制计划）的那些物理学家们遭遇的相同。新型的合成药物与核能一样，同时具有造福与作恶的强大潜能。救人命、打垮侵略者，是研发新药与核武器有力的正当理由。万一有人将新发现用到不正当的方面又该如何呢？既杰出又兼具争议性的美国学者内森·克兰（Nathan Kline）——在精神药理学界的地位如同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美国的“氢弹之父”）——的说法简单扼要。他认为，问题的重点不在如何造出影响行为与情绪状态的新药。制造并不怎么难，难的是“确认该由谁来决定药应当什么时候用、给谁用、由谁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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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地位具有影响力的人不肯服从传统权威，使药物管制的难题更加复杂。第2章提过的“以恶癖营生”的人士之一利里，为了捍卫迷幻剂体验运动，舍弃了大有可为的学术生涯（他说“LSD比哈佛重要”），甚至放弃自由，过了几年牢狱生活。他到瑞士寻求政治庇护，遇见了当初在1943年发现LSD的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fmann）。1971年9月的某一天，LSD之父霍夫曼与LSD的头号倡导者利里在共享鱼与白葡萄酒的一餐时讨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曾经希望LSD有益精神病医疗的霍夫曼，态度由衷而坦白，他认为LSD对年轻人特别不宜，利里却引诱年轻人来服食，太不像话。霍夫曼说，利里应该避免大肆宣扬，只在学术的环境背景中默默从事科学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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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里具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可或缺的三项特质：不屑于谨慎、不在乎造成伤害、精于颠倒是非的狡辩。他反驳霍夫曼说，那些因他唆使开始吸食迷幻剂、跟上迷幻潮流、辍学的10来岁的美国年轻人，会成熟得相当早。他们懂得这么多，有这么多人生经验，水平和欧洲的成年人差不多了！至于大肆宣扬，乃是他达成重要历史任务所必需的。利里认为，传播LSD这大好消息的正面效果太大了，任何伤害损失——不论多么值得遗憾——都只是一点儿小小的代价。霍夫曼虽然相信利里心中怀有理想，却觉得这理想是有严重误导性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错误不当的使用，导致LSD成为给我惹麻烦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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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里摄于1967年，背景为其在纽约州米尔布鲁克（Millbrook）的迷幻总部。这位LSD的提倡者有300次迷幻之旅的经验。据说他向访问者怨称：“我在LSD运动中已经算过时了。披头士取代了我的地位。他们那张新专辑完全是在颂扬L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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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的论述素有正当使用与滥用的二分法，遇上麻醉瘾品与其他极易上瘾的药物，区别尤其分明。利里反对这样二分，贝叶罗却断然说：“对于可能上瘾的药剂只有在确切病变状况下使用，才是医学上理由正当的，而且此种使用必然要有严格而有效的管制。除此之外，此类药剂的其他使用均应视为滥用。”人类学家也许会质疑，为抵抗地区性疾病而服鸦片的自我医疗习俗，不是在“严格”而“有效”的管制下实行，算不算是滥用？尽管诸如此类的古老习俗的确存在，自从精神刺激革命之始，就有了医疗使用与消遣使用的区分。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甚至印度教的文化中，都一直有这样的区分；这种区分强化到成为国际管理制度的中心道德标准。凡是溜到医疗系统掌控之外的药物——不分天然的或合成的，都引起关注与要求管制的呼声——连魔法师的学徒也明白兹事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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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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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享乐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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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大多属于危险物质，最好是在医生监督下限量使用。这已经是官方对瘾品的社会角色所采取的立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立场。商人、资本家，以及向商人和资本家征税的政治大权在握的执政者很早就发现，瘾品是诱人的产品，也是丰厚税收的来源。由于赚钱的机会和健康的顾虑不能协调一致，精神刺激物的贸易历史中便处处可见因此产生的道德与政治的冲突。自始至终，财政的考虑都与医药的考虑势均力敌。有些瘾品的发展中，财政考虑根本重于医疗。我们首先还是要问，瘾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需求？为什么——这也是保利在300多年前就在研究的——有人为取得瘾品而不惜牺牲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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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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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是毒。具有刺激精神作用的植物为防卫草食动物而进化出生物碱。昆虫与鸟兽吃了这些植物，会晕眩、辨不清方向，或产生幻觉。然而，有些动物仍然会吃令自己昏醉的植物和发酵的果实，甚至不在意自己的求生能力因而大打折扣。按进化的理论，“意外”吃醉的行为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这可以警告误食者不应再吃这种植物。至于“故意”的行为，不但无益，而且是矛盾的。这样做显然是与自然淘汰的道理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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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合理的说法是：食用麻醉品可以满足某种基本需求。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认为，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儿童在游戏中会故意自己转圈到发晕的程度，修行的人会在冥想打坐中忘却自我。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乃是人类固有的欲望。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有些是相当危险的。借瘾品这强有力的工具来转换精神状态，是一种捷径，但转换后是什么状态，并不是全凭瘾品决定的。最终的状态乃是瘾品与服用者的心态、服用者的实际环境及社会处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但作用的关键仍在于瘾品。利用瘾品满足转换精神状态的冲动，是不惜接受毒害以得到又强又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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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韦尔假设这种冲动是生来就有的，冲动的强弱却与社会环境大有关系。日子过得无聊痛苦的人比忙碌满足的人更容易想要转换精神状态。被囚禁的动物也远比野外自由的动物更容易去食用麻醉物。其实，文明社会也可以算是一种囚禁状态。人类本来是小群人结队狩猎、采集，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多数人从事农耕，生活在拥挤的、受压迫的、疾病不断的社群里。近代早期90%的人口陷于痛苦贫穷之际，正是烟草等新兴瘾品成为大众消耗品的重要时机。这些东西是对抗难堪处境的意想不到的利器，是逃离现实桎梏的新手段。克兰认为：“如此逃避‘过得太辛苦的自我’，不惜代价换取解脱重负的幸福感——哪怕只是一时的体验。再也没有比从这方面着眼，更能深刻了解历史演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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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与解脱感都是化学分子凑巧产生的结果。只有少数有毒的分子（如果这些分子能顺利进入循环系统并且穿越从血液到大脑的障碍）能够模拟或影响脑部的奖励与痛苦的控制中枢之内的神经传导素。身体机能在快感方面很是吝啬。诱发幸福感的神经传导素分配得非常俭省，而且大都发给对于求生或繁衍后代有益的表现。瘾品会蒙骗这个发送系统，促使这些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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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的科学新知虽然激增，研究者仍未完全摸清脑部对各种精神刺激品究竟如何反应。有些瘾品会影响多个神经系统，引起“杂乱”的反应，酒精即是明显的例子。但各种瘾品似乎都有一个起码的共同点：会影响中间边缘多巴胺系统（mesolimbic dopamine system），影响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也有强弱的不同。这种原始的神经基质系统是快感的主要传送路径，我们决定做或不做某事的动机也是由此而来。瘾品会刺激这个系统——可能也刺激其他尚未确认的系统，借快感发出“这就对了”的信号。即使像咖啡这样麻醉力轻微的瘾品，也能通过这个系统使人兴奋起来。有一项针对护士们喝咖啡的习惯所做的细致研究发现，每天喝2~3杯咖啡的人自杀率仅有完全不喝咖啡者的1/3。这是极有意思的发现，足以证明瘾品的确是帮助人应对生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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