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44058
进化的矛盾
1703244059
1703244060
瘾品是毒。具有刺激精神作用的植物为防卫草食动物而进化出生物碱。昆虫与鸟兽吃了这些植物，会晕眩、辨不清方向，或产生幻觉。然而，有些动物仍然会吃令自己昏醉的植物和发酵的果实，甚至不在意自己的求生能力因而大打折扣。按进化的理论，“意外”吃醉的行为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这可以警告误食者不应再吃这种植物。至于“故意”的行为，不但无益，而且是矛盾的。这样做显然是与自然淘汰的道理背道而驰。
1703244061
1703244062
比较合理的说法是：食用麻醉品可以满足某种基本需求。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认为，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儿童在游戏中会故意自己转圈到发晕的程度，修行的人会在冥想打坐中忘却自我。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乃是人类固有的欲望。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有些是相当危险的。借瘾品这强有力的工具来转换精神状态，是一种捷径，但转换后是什么状态，并不是全凭瘾品决定的。最终的状态乃是瘾品与服用者的心态、服用者的实际环境及社会处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但作用的关键仍在于瘾品。利用瘾品满足转换精神状态的冲动，是不惜接受毒害以得到又强又快的效果。
1703244063
1703244064
虽然韦尔假设这种冲动是生来就有的，冲动的强弱却与社会环境大有关系。日子过得无聊痛苦的人比忙碌满足的人更容易想要转换精神状态。被囚禁的动物也远比野外自由的动物更容易去食用麻醉物。其实，文明社会也可以算是一种囚禁状态。人类本来是小群人结队狩猎、采集，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多数人从事农耕，生活在拥挤的、受压迫的、疾病不断的社群里。近代早期90%的人口陷于痛苦贫穷之际，正是烟草等新兴瘾品成为大众消耗品的重要时机。这些东西是对抗难堪处境的意想不到的利器，是逃离现实桎梏的新手段。克兰认为：“如此逃避‘过得太辛苦的自我’，不惜代价换取解脱重负的幸福感——哪怕只是一时的体验。再也没有比从这方面着眼，更能深刻了解历史演进的了。”
1703244065
1703244066
幸福感与解脱感都是化学分子凑巧产生的结果。只有少数有毒的分子（如果这些分子能顺利进入循环系统并且穿越从血液到大脑的障碍）能够模拟或影响脑部的奖励与痛苦的控制中枢之内的神经传导素。身体机能在快感方面很是吝啬。诱发幸福感的神经传导素分配得非常俭省，而且大都发给对于求生或繁衍后代有益的表现。瘾品会蒙骗这个发送系统，促使这些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
1703244067
1703244068
近30年来的科学新知虽然激增，研究者仍未完全摸清脑部对各种精神刺激品究竟如何反应。有些瘾品会影响多个神经系统，引起“杂乱”的反应，酒精即是明显的例子。但各种瘾品似乎都有一个起码的共同点：会影响中间边缘多巴胺系统（mesolimbic dopamine system），影响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也有强弱的不同。这种原始的神经基质系统是快感的主要传送路径，我们决定做或不做某事的动机也是由此而来。瘾品会刺激这个系统——可能也刺激其他尚未确认的系统，借快感发出“这就对了”的信号。即使像咖啡这样麻醉力轻微的瘾品，也能通过这个系统使人兴奋起来。有一项针对护士们喝咖啡的习惯所做的细致研究发现，每天喝2~3杯咖啡的人自杀率仅有完全不喝咖啡者的1/3。这是极有意思的发现，足以证明瘾品的确是帮助人应对生活的工具。
1703244069
1703244070
不过，续杯之前你要记住：反复服用含咖啡因或其他成分的瘾品也会改变脑内本来的化学作用，以致有损健康。脑部不断吸收外来化学物质的同时，会调整内部分泌相同物质或受体的数量，从而对外来的供应产生依赖。这外来的供应一旦中断，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鸦片瘾断毒时引发的多种症状尤其明显，包括烦躁、冒汗、极度焦虑、沮丧、易怒、心慌、失眠、发热、发冷、干呕、猛烈腹泻以及类似感冒的浑身酸痛。严重的痛苦折磨使许多毒瘾者但求一死了事，以下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925年的病例即是一例。
1703244071
1703244072
病因：吗啡与优可达（Eukodal，二氢羟基可待因酮）滥用，严重的断毒症状……病人为德国纳粹要员，参与希特勒发动的政变期间受伤住院；据说从医院逃至奥地利，医生施给吗啡后染上毒瘾。进入阿斯普登疗养院之后，出现剧烈的断毒症状（虽然护理人员给他加量服用吗啡，仍无法控制）。期间他变得有攻击性，行为暴烈，不能持续留院休养。曾扬言要自杀，要“死得像个男子汉”、要切腹等等。
1703244073
1703244074
曾经获得“蓝徽勋章”（Blu Max）的戈林，曾断断续续服用吗啡达20年之久，还曾在德国空军参谋会议上打瞌睡，都证明鸦片类瘾品对人体的影响是多么强。作家威廉·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于1954年从北非的丹吉尔（Tangier）写信给诗人金斯堡说：“药房那个人卖了我每天用量的一盒优可达安瓿，他的一脸奸笑仿佛我吃了陷阱上的诱饵似的。艾伦，我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瘾头，每20小时打一次。也许因为打的是优可达，这东西是半合成的。要做什么害死人的东西，谁也比不上德国人。”
1703244075
1703244076
凡是刺激精神的瘾品，只要养成经常服用的习惯，断瘾时就会出现一些生理与心理的症状。连含咖啡因饮品之类不那么强效的瘾品也不例外。1989年间，伦敦的哈默史密斯医院（Hammersmith Hospital）的医生们发现，病人手术后常见的头疼症状并不是手术中的麻醉引起的，而是因为手术之前与期间不能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所致。除了头疼之外，常见的症状还有情绪低落、困倦、打不起精神。断瘾症状虽然不等于上瘾，研究者却在其中发现“咖啡因成瘾症状”的确凿证据。例如，病人为了喝到咖啡会无所不用其极，会在危险有害的情况下照喝不误，会罔顾损害健康的后果与医生的警告而继续喝。巴尔扎克（Honoéde Balzac）即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因坚持不改酷嗜咖啡的习惯，致使死于心脏病的后果提早到来。
1703244077
1703244078
人们明知这种行为对健康有害，为什么不愿停止？由“效用逆转”的观念可以看出个中端倪。服用瘾品而上瘾的人——如巴勒斯所说——是掉进了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既然是为了感觉舒服而服用，就恐怕停止服用会感觉不舒服。如果上瘾形同劫持人体自然的强化奖励机制，断瘾症状就是抵住脑袋的那把枪。曾经上瘾的人就算彻底戒毒（可卡因之类的瘾品完全戒除干净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时间），也会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大脑会记得达到快感的化学瘾品快捷方式，生活环境中的细微线索——例如常去的酒馆招牌——都可能挑起强烈的渴望。瘾品上瘾实在是一种慢性的、容易复发的脑部疾病。
1703244079
1703244081
接触的机会
1703244082
1703244083
人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服食瘾品？瘾品上瘾的根本原因在于脑细胞一再有机会接触瘾品吗？抑或是因为上瘾的人自己的基因、心理、社会、文化、道德上本来就有问题？这个议题与理解瘾品发展史和执行有效的药物管制政策都大有关系。
1703244084
1703244085
诸多论点之中的一个极端是精神科医师贝叶罗的一派。他认为，瘾品就像病原体，可借人为的手段诱发任何人的破坏性冲动：“不必有异常人格或潜在的社会问题，人就可以对瘾品上瘾。”关键只在有没有机会接触到瘾品。这个论点可以解释德、美等国医生染上毒瘾的比例为什么从来都高达一般大众的100倍。曾任美国毒品管理局局长的安斯林格说过：“我们简直没见过律师搞这些东西。我可不相信这是因为律师比医生护士更有道德，或是因为律师比较有办法躲掉这种麻烦。这是躲不掉的。只要有机会接触到，总有人会想试一下。”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管制货源。
1703244086
1703244087
另一个极端是斯塔顿·皮尔（Stanton Peele）的一派。他认为，瘾品上瘾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是瘾品的问题。上瘾和瘾品或瘾品的化学特性无关，赌博等活动也一样会有人上瘾。按这个论点，上瘾者基本上是能力不济或误入歧途的人，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服食瘾品，为的是要“安然沉湎于一种把一切人生难题的意识都泯除的感受”，是个人的价值观在决定要不要服用、是否持续服用、是否成瘾、该不该戒除？而个人价值观是受文化价值影响的。假如文化本身是容忍醉酒的，是让酒有能力左右人的行为的，会发生酗酒问题的比例就一定高于反对醉酒、要求个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文化。因此，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国民平均酒类消费量虽然都很高，爱尔兰的酗酒案例却比意大利普遍。可见症结不在货源，是个人与文化的价值在影响需求与习惯。
1703244088
1703244089
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多数的瘾品制造者、销售者、广告促销者的看法）是，以上两个似乎互相抵触的观点都言之有理，但先决条件是人能够受到所接触的瘾品的影响。不论何种瘾品，使用过的人不一定都会上瘾。香烟是可能使人上瘾的瘾品中影响力最强者之一，但试吸过的年轻人只有大约1/3会有烟瘾，有不少人天生就有对某些瘾品免疫的特性。例如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因为对香烟过敏而变成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士；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年轻时之所以没有吸大麻，是因为肺里不能容忍烟进入，即便朋友们一再教他抽，他也没学会这牛津大学学生的基本功夫。对某种瘾品始终会有强烈不适反应的人，等于对上瘾免疫了。意志力强的人，谨守宗教戒规的人，也比较不易去尝试。与上述各类相反的人，爱找刺激的反社会人格者，试用而上瘾的可能性就大得多。皮尔认为关键在个人是有道理的，但集体的行为也是重要的，例如，土耳其人强烈忌讳吸鸦片（但不反对输出鸦片），因而没有严重的鸦片瘾问题。中国文化把幻觉行为等同于精神病，所以LSD始终未在中国普及。反观日本人，因为对豪饮采取放任态度，使得半数人口基因里带来的喝酒潮红反应也失去原有的保护作用。
1703244090
1703244091
至于和瘾品近水楼台的关系有多大影响，也可以从历史中找到证据。19世纪的后半期中，伊朗的鸦片生产迅速扩大，当时的丝织业正趋于衰退，鸦片的世界需求量却在渐增，伊朗人因而视鸦片为理想的出口作物。后来鸦片出口也衰退了，许多伊朗人为了排解经济困顿之苦而抽起自种的鸦片。伊朗国王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施扫除鸦片生产的政策，当时估计国内吸鸦片上瘾的人数约为280万。实施扫毒的结果可以预期，毒瘾者减少了，1968年估计约在25万到50万之间，但吸食走私海洛因的人数增加了。继巴列维之后执政的宗教领袖们，想尽办法要消弭邻国走私进来的海洛因。然而，即便发起了反毒运动，吊死了数十名贩卖毒品者，却仍堵不住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流入的海洛因。对于诱使伊朗人使用并买卖瘾品的严重失业率，伊朗政府也束手无策。
1703244092
1703244093
古巴人曾经有过消耗掉古巴雪茄总产量三成的纪录，亚洲种植并销售鸦片的地区内，抽鸦片上瘾者一向都多于不种、不卖的地区，加纳与尼日利亚等非洲转运点都有严重的海洛因与可卡因毒瘾问题，美国肯塔基州的肺癌比率特别高，这些现象都显示，经常接近瘾品，熟悉且容易取得瘾品，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有多大呢？菲利普·巴里东（Philip Baridon）汇集了33个国家官方调查的瘾品上瘾人口比例进行研究，于1973年发表。他在研究中做了多重回归分析（估计相对原因权数的统计学方法），将上瘾比例与社会、经济、地理各方面12种独立因素对照（包括都市化状况、平均国民收入、与鸦片或可卡因产地邻近与否等等）。结果发现，邻近产地比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都大，45%的差异与产地邻近与否相关。巴里东因而认定：“在诸多复杂的心理与社会的解释纷争之中，瘾品滥用的最根本的事实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如果不能取得瘾品，就不会有滥用的行为。”
1703244094
1703244095
瘾品发展过程的背景中充满白白赠送的促销手法，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学校迎新活动周赠送香烟和维·马里亚尼酒，短程快速赛车中赠送无烟烟草，过剩的巴西咖啡免运费送到日本，都是实例。100年前的美国工人酒馆换了一个方式：午餐免费，啤酒要付钱。曾有一位芝加哥市的业务员向同事表示，他渐渐发现自己不是为了免费午餐去那家酒馆，而是为了啤酒，所以必须戒掉再去的习惯了。这些赠送手段背后的用意是要给可能成为终身顾客的人更多接触的机会，尤其要抓住消费习惯仍有可塑性的年轻人。受影响度排行榜第一的是年轻、单身、社交活动偏少、欠缺体质上或文化背景上的防范机制、已经在使用其他瘾品的都市男性，这一类人最有可能试用新的瘾品，而且试用后会上瘾。贝叶罗强调，并非仅有这一类人会成为欲罢不能的使用者，只要假以时日与充分的接触机会，就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同样的路。1915年间，美国吸香烟的人口大多只限于台球馆和街头路边的范围，到了1955年，美国25岁到64岁之间的男性有2/3是老烟枪，其中绝大多数是吸香烟。
1703244096
1703244098
上瘾、耐受性、需求
1703244099
1703244100
一旦上了瘾，需求量就固定不可少了，常有人说，上瘾者是不在意价钱的。其实他们和一般消费者一样会考虑价钱，如果瘾品售价涨得太高，上瘾者会去找替代物，或是减量使用，或索性戒掉。不过，鸦片或卡特等物质毕竟和大麦、燕麦不同，上瘾的人甘愿为了能够持续服食而多做一点儿牺牲，放弃他们不那么渴望的东西。尤其是短期内因断瘾而正在受苦的人特别容易做这种牺牲。
1703244101
1703244102
英国作家兼书商威廉·霍恩（William Hone）曾与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于某个夏日傍晚一同在伦敦北区的野地上散步，两人决定都要戒掉吸鼻烟的习惯，在一时冲动之下双双把自己的鼻烟盒从坡顶上扔进有刺的灌木丛里，得意地扬长而去。事后霍恩写道：“于是我开始觉得很不舒服，整夜都不好过。第二天早上我又走在那小山坡上，只见兰姆在下面的灌木丛里找东西。他抬头对我笑着说：‘哟，你也是来找鼻烟盒吗？’‘我才不是！’我答道，一面从我的背心口袋掏出纸包捻起一撮鼻烟，‘我在第一家开门的铺子花半便士买了点儿。’”
1703244103
1703244104
类似霍恩这种经验——吸烟者大清早到处找可以买到烟的铺子、酗酒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着酒铺开大门、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掏着口袋里的零钱准备买早起的第一杯咖啡，都将成为工业化都市生活中常见的景象。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那种“非买不可”的感觉，将瘾品隔绝在商业荣枯循环的影响之外。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赖夫（Alfred Rive）曾经研究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英国人的烟草消费，他发现失业率从2%上升到10%，烟草消耗量只减了1%左右，足以证明这是无弹性需求。至于国际间的表现，烟草业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还不只守住既有的版图，英美烟草公司甚至创下销售新纪录，盈利比以往还高。在美国，1928年的经济繁荣期到1932年的衰退期之间烟草类的零售量只有平均每人1美元的下降率，从26.23美元减到25.29美元。《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老板巴伦（C. W. Barron）过世后，他的继承人休·班克罗夫特（Hugh Bancroft）曾经私下对人说，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他只买了3种股票：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派拉蒙电影公司（Paramount Pictures）和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他说出这么做的道理：美国人即便负担不起车子也要开车，不该看电影的时候也照样上电影院，为了买香烟几乎什么都可以不要。他说过：“假如你想赚钱，要挑一个可靠的坏习惯。人在年头不好的时候会放弃很多必需品，却绝不会想到要戒掉自己的坏习惯。”
1703244105
1703244106
瘾品也不受流行风影响。这种说法违背我们的直觉，需要解释一下。瘾品的某些品牌和使用模式——例如101毫米长的香烟、可卡因随身吸食包——会流行一阵而后消失，但瘾品本身一旦被普遍接受，都会持续很多世代，瘾品是耐得住时间考验的。水獭皮帽、蓬蓬裙，以及其他曾经风行一时的东西早已进了博物馆或被人抛诸脑后，瘾品仍在人们的生活中流窜。自古以来，时尚便是从社会上层往下传布，一方面在追逐，另一方面又要摆脱。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急于获得地位的符号，就抄袭上流社会的衣着、装潢、行为模式。高居社会顶层的人很有警觉，自己的社会地位特征一旦被侵犯，就把庸俗化了的作风弃之不用，另外去找别的，这新找到的以后又会被中下阶层抄袭，时尚因此永远在变，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说：“时尚一旦风行起来，也就逐步走向它的末日。”（齐美尔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现今所有社会阶层同时受媒体传播新流行趋势影响的情形。但20世纪以前，西方社会的时尚大致都是自上而下的走势。）
[
上一页 ]
[ :1.70324405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