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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制造者当然也把握了借脂肪赚钱的机会。时装模特儿很早就发现安非他明可以帮人变瘦，英国模特儿琼·道内（Jean Dawnay）说，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模特儿除了安非他明、右旋安非他明、不加糖与牛奶的咖啡之外，什么都不吃，“她们苗条得不可思议，教我自叹弗如。”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为了模仿高级时尚界那种幽灵似的形象，以香烟为减肥的秘密武器，借抽烟来抑制对甜食的欲望。女星安迪·麦克道尔（Andie MacDowell）从影前曾是模特儿，靠服食减肥药丸和可卡因保持身材细瘦，她说：“你如果查字典就知道，‘模特儿’（model）的意思是‘范例’。少女们为了要像模特儿那么瘦，什么方法都会试，一天到晚只喝健怡可乐，还有抽烟。”还有比这样更糟的。男影星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说：“有些实际的问题是海洛因和可卡因可以解决的，例如体重过重，或是注意力不能集中。”他是过来人，说得应该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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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市场出口结账处摆着教你减肥的书。为了凸显男子气概要抽香烟，为了治疗烟抽多了造成的勃起障碍，又得服用“伟哥”。这些显然都矛盾得近乎荒唐，但这只是从公共卫生的观点看来如此，从获利最大化与充分就业的观点看来却很合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有问题才会有获利，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定义特征。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要不断成长，不能只靠埋头制造平淡无奇的产品和耐久商品了。大豆和烘干机能带动的经济活动量就只有那么多。瘾品却能辐射出“外部性”，制造更多的经济活动。瘾品就像一种永恒运动的机器，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给所有人，农民、律师、瘾品史研究者都从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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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梅太德林（盐酸脱氧麻黄碱），她可以欣然拒绝！”消费导向的社会既重健康又要享乐，简直像追着自己尾巴跑的狗。一个新款产品会引来对另一个产品的需求——以及制药公司的利润。如图的广告刊登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美国医学期刊上。设计者的目的是要制造医生们的“反应习惯”，使医生见了某个病人群就立即开这个商标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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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默顿修士（Thomas Merton）在1948年间就说过：“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运作的原则就是要挑动人体内的每根神经，并且让它们维持在最高度的人为紧张状态，要把人类的每个欲望逼到极限，并且尽量制造更多新的欲望与人造的渴求，为的是要用我们的工厂、出版社、电影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从业者制造的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和渴求。”这话说得完全对。瘾品制造者与多巴胺的关系就如同色情业者与睾丸素酮、食品销售者与味蕾、整形外科医生与异性追求的美丽外表的关系。这些人都以利益为目标，都能借科技之助启动人体内在的奖励和调节机制。这些机制是在与现今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完成进化的，如此被牟利者利用，显然对生理上有害，在道德上也是一种颠覆。如何处理“靠社会问题获利”，是出现过多次的政治上的两难，在全球化逐渐形成之际，问题也更趋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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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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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逃离商品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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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间，美国国家毒品管理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主任巴里·麦卡弗雷将军（Barry McCaffrey）从历史观点就毒品问题发表了重要演说，这是颇不寻常的作为，因为美国毒品事务方面的重量级人物大多没有从事瘾品问题历史反思的癖好。总之，麦卡弗雷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违禁瘾品是工业化社会的一项副产品，这种社会使我们不计后果地胡乱篡改了人体的内在环境。”合法瘾品当然也是工业化社会的副产品。香烟尤其是工业产品，是用机械的方式生产，由许许多多已经调整自己在机械时代生活习惯的吸烟者以机械化速率加以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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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业产品而言，香烟占有许多优势，包括易上瘾、易有耐受性、效用短暂、便利社交与增添性感、能控制体重。另外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劣势，这是大量生产的物品都免不了的。香烟是商品，是诸多竞争者制造的产品可以取而代之的，经由拆掉商标的产品测试屡屡证明，香烟都是大同小异的。20世纪40年代初，因为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oo Company）做了一则广告——“有书面誓词为证：烟草行家中最中意于‘好运’牌者是其他品牌的两倍”，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对此进行了调查，结果当然证明这根本是不实的广告。有大约200位烟农、烟叶仓库管理者、烟叶销售者、烟叶采购者一致作证，所有标准品牌香烟都是用同一类的烟草制造的。烟农在同样的土壤中种植，使用同样的肥料，以同样方式采收熏制，送到公开拍卖场上，卖给采购同样质量烟叶的香烟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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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事实是放诸所有商业瘾品类而皆准的。一箱箱的朗姆酒、一束束的可乐果、一块块的鸦片砖、一斤斤的可卡因，都是一批批的商品。在商品买卖的这一行里——也有人称之为“商品地狱”，要想多占一点儿市场，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价。竞争不断把利润幅度向下压，瘾品生产业的初期成本比较小，新的竞争者又持续出现，所以降价的压力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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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商品地狱的办法有几个，制造者可以通过卡特尔、托拉斯，或其他垄断方式来控制产量并稳定售价，如果这个办法不成功，可以从广告上着手。经营者打造成功而具有吸引力的品牌就能多赚一点儿钱，因为消费者甘愿为中意的品牌和产品多付一点儿钱。还有一个方法——也是用得着广告的，即是改革产品，削减成本，例如，设计更佳的茶袋，再以比原来低的价钱卖出。但是创新有一个缺点——竞争对手后来会有样学样；起初虽然有专利，但这只是暂时的优势。此外，生产者如果能打开原先关闭的或先前对其产品反应冷淡的新市场，这样就不必降价了，有人肯免费运咖啡到地球的另一端，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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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发展史里面有各式各样逃出商品地狱的妙招：可卡因制造商搞卡特尔，推出加味咖啡和加味烈酒，在色情杂志里刊登硝酸盐广告。本章专谈香烟的制造与促销。香烟制造者创造了庞大的、利润独大的全球性企业，他们在做广告、科技革新、开拓新市场等各方面的成功，也为其他精神刺激产品开创了时运。许多瘾品在烟草业的顺流中乘势得利，例如，惯吸香烟的人可能滥用安非他明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4倍（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是否饮酒等因素均列入考虑），吸烟者的烈酒消耗量也比较大。20世纪早期的药瘾研究专家查尔斯·汤斯（Charles Towns）甚至公开声称吸烟是所有瘾品上瘾之中最糟的。吸烟的立即影响虽然伤害性较小，却进而导致酗酒、吸毒，带来一连串不堪设想的后果。汤斯指出，因为抽烟是可以公然进行的，且是被许可的，所以使这种“自我毒害”的行径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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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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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杰弗里·阿彻（Jeffrey Archer, 1940~）曾说：“人们把精力的作用低估了。有天赋又有精力，你能称王；有精力而没天赋，你可以称侯；有天赋而没精力，你只能做穷光蛋。”詹姆斯·布坎南·杜克（James Buchanan Duke）这个人物正像是从阿彻的小说走出来的，既有经营生意的天赋，又有用之不竭的精力。据他自己说：“我最爱做的就是忙生意，我以前是从清早工作到深夜的。”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为公认的烟草制造业之王，也是香烟革命的主要推手，说他是整个精神刺激品商业史上最重要的一位人物，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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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的父亲是南北战争中南方军的炮兵，于1865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农庄遭到北方军洗劫。长大后身材魁梧的杜克辛勤地工作，想要挣回家产，后来成为父亲收购的达勒姆（Durham，美国烟草主要产地）一家烟草工厂的正牌股东，烟草工厂的竞争非常激烈，著名的“大号达勒姆烟草”[Bull Durham，由约翰·格林（John Green）与威廉·布莱克韦尔（William T. Blackwell）主持销售]尤其是小烟草厂望尘莫及的。大号达勒姆供应的是“自己动手卷”香烟的烟丝，已经卷成支的香烟尚不在其产品项目之列。杜克父子于是集中力量专攻香烟现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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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策略很明智，用烤干的浅色烟草制造的香烟有许多优于其他烟草类产品的长处。消费者认为，香烟比烟斗和雪茄来得轻便，也比较可口，而“快抽”的特点十分可取。抽一支卷好的香烟只需5到7分钟，比慢吞吞半小时抽完一支的雪茄更适合都市工业化生活的节奏。有一家报纸的社论说：“短小、味浓、易点燃、易抽完，没抽完要扔掉也一样方便，香烟正是机器时代的象征。这种时代的基本嵌齿、转轮、杠杆就是人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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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神经的路要先经过肺部。吸烟者深深吸入，可以把很强剂量的尼古丁输送到自己的血管里。烟草业有了香烟，就好像鸦片类药剂业有了皮下注射器，都是革命性的技术，能使生物碱对大脑的奖励机制更快产生作用，带来的效果也更强。19世纪末的人虽然不知道脑内有这种系统，却知道香烟的确有诱惑人的、近乎麻醉的力量。香烟在美国引起的争议特别多，也赢得“麻药棍”（dope stick）的诨名，有不少人疑心制造商在里面加了鸦片或大麻、可卡因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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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猜疑是没有根据的。单凭尼古丁的力量就足以使人上瘾。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本来有一天抽40支香烟的习惯，被监禁期间无烟可抽，据她说那是“几乎教人痛不欲生的折磨”。在政府扫黄行动中遭拘禁的妓女们也有烟瘾难耐的现象，她们摇撼铁窗，咒骂着，高呼“要药要烟”。不论哪个社会阶层里，抽香烟的人和注射麻醉瘾品的人一样，都比较容易上瘾。与抽雪茄、抽烟斗、嚼烟草、吸鼻烟的人相比，抽香烟者每人平均的消耗量也都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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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父子在1881年开始经营免卷的现成香烟时，面临的不利条件是价格。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联邦税很高，雇用手工卷烟者的成本也高，制造香烟的90%的成本都在人工上。1883年间，政府大幅削减香烟税，次年杜克就顺利取得彭萨克（Bonsack）卷烟机的使用权，有了彭萨克，10小时一班的工人可以制造出12万支香烟。这神奇机器的制造者屡遭其他业者回绝——他们因为认为机器不可靠——之后，同意杜克可以比未来任何竞争者少支付起码25%的价格，杜克则同意尽量多买机器，只要自己有能力维持机器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