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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上了瘾，需求量就固定不可少了，常有人说，上瘾者是不在意价钱的。其实他们和一般消费者一样会考虑价钱，如果瘾品售价涨得太高，上瘾者会去找替代物，或是减量使用，或索性戒掉。不过，鸦片或卡特等物质毕竟和大麦、燕麦不同，上瘾的人甘愿为了能够持续服食而多做一点儿牺牲，放弃他们不那么渴望的东西。尤其是短期内因断瘾而正在受苦的人特别容易做这种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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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兼书商威廉·霍恩（William Hone）曾与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于某个夏日傍晚一同在伦敦北区的野地上散步，两人决定都要戒掉吸鼻烟的习惯，在一时冲动之下双双把自己的鼻烟盒从坡顶上扔进有刺的灌木丛里，得意地扬长而去。事后霍恩写道：“于是我开始觉得很不舒服，整夜都不好过。第二天早上我又走在那小山坡上，只见兰姆在下面的灌木丛里找东西。他抬头对我笑着说：‘哟，你也是来找鼻烟盒吗？’‘我才不是！’我答道，一面从我的背心口袋掏出纸包捻起一撮鼻烟，‘我在第一家开门的铺子花半便士买了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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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霍恩这种经验——吸烟者大清早到处找可以买到烟的铺子、酗酒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着酒铺开大门、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掏着口袋里的零钱准备买早起的第一杯咖啡，都将成为工业化都市生活中常见的景象。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那种“非买不可”的感觉，将瘾品隔绝在商业荣枯循环的影响之外。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赖夫（Alfred Rive）曾经研究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英国人的烟草消费，他发现失业率从2%上升到10%，烟草消耗量只减了1%左右，足以证明这是无弹性需求。至于国际间的表现，烟草业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还不只守住既有的版图，英美烟草公司甚至创下销售新纪录，盈利比以往还高。在美国，1928年的经济繁荣期到1932年的衰退期之间烟草类的零售量只有平均每人1美元的下降率，从26.23美元减到25.29美元。《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老板巴伦（C. W. Barron）过世后，他的继承人休·班克罗夫特（Hugh Bancroft）曾经私下对人说，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他只买了3种股票：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派拉蒙电影公司（Paramount Pictures）和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他说出这么做的道理：美国人即便负担不起车子也要开车，不该看电影的时候也照样上电影院，为了买香烟几乎什么都可以不要。他说过：“假如你想赚钱，要挑一个可靠的坏习惯。人在年头不好的时候会放弃很多必需品，却绝不会想到要戒掉自己的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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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也不受流行风影响。这种说法违背我们的直觉，需要解释一下。瘾品的某些品牌和使用模式——例如101毫米长的香烟、可卡因随身吸食包——会流行一阵而后消失，但瘾品本身一旦被普遍接受，都会持续很多世代，瘾品是耐得住时间考验的。水獭皮帽、蓬蓬裙，以及其他曾经风行一时的东西早已进了博物馆或被人抛诸脑后，瘾品仍在人们的生活中流窜。自古以来，时尚便是从社会上层往下传布，一方面在追逐，另一方面又要摆脱。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急于获得地位的符号，就抄袭上流社会的衣着、装潢、行为模式。高居社会顶层的人很有警觉，自己的社会地位特征一旦被侵犯，就把庸俗化了的作风弃之不用，另外去找别的，这新找到的以后又会被中下阶层抄袭，时尚因此永远在变，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说：“时尚一旦风行起来，也就逐步走向它的末日。”（齐美尔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现今所有社会阶层同时受媒体传播新流行趋势影响的情形。但20世纪以前，西方社会的时尚大致都是自上而下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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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茶、巧克力在欧洲起初都是上流社会的流行饮品，后来才推广到一般大众。但是，家家户户老百姓都开始喝茶以后，贵族士绅们并没有把他们的银壶银杯束之高阁，原因何在？答案之一是：这些饮品（以及加在饮品里的糖）具有提振精神与使人上瘾的特性，上一季流行过的服饰却没有。英国贵族尽管用镶金边的杯子和高雅的礼仪凸显他们不凡的地位，却不会放弃平民百姓也在喝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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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茶商还有其他优势，包括茶的重量轻，而且容易掺假。大多数人以为以假乱真是黑市买卖才有的事，其实20世纪以前世界各地的合法瘾品买卖中掺假与冒牌都是十分普遍的。卖方为了多赚一点儿钱，葡萄酒、烈酒、烟草、巧克力、咖啡、茶、鸦片、大麻，都不免有兑水、掺假、加味、贴假商标的情况，在茶叶上动手脚更是屡见不鲜，伦敦茶铺老板会让华人服务员站在柜台后面，以免被怀疑在茶叶中掺入了黑刺李的叶子。消费者明知茶叶掺假，仍旧照买不误，可见茶瘾不小，这也是无弹性需求的又一证明。像霍恩那样受了一夜的断瘾煎熬之后又去买鼻烟的人，是不大可能在质量上有所挑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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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并不是人人都像霍恩有这么大的瘾，不过，人人都会对买来使用的瘾品量产生耐受性。持续使用相同剂量却出现效用递减的情形，或是必须增加剂量才能维持原有的效用，都表示耐受性产生了。经常上酒馆买醉的人发现自己得比以前多喝两杯才有醉醺醺的快感，就是对酒精有了耐受性。这是固有的利润促进机制，能增进需求却不增加顾客。多数惯饮的人后来会达到中毒的高耐受量。酒瘾最大的人通常不会超过每天10盎司纯酒精的耐受量，吸烟则以两包（40支香烟）为限。但也有人超过这个限度，罗斯福总统每天抽到4包，著名电影制片人戴维·赛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是5包，演员约翰·韦恩（John Wayne）更高达6包，终于因为变黑的左肺里有个鸡蛋大的肿瘤上了手术台，这时候他抽掉的香烟早已超过100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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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是理想商品的另一个原因是：刺激精神的作用短暂。点燃吸入的瘾品迅速经由肺部进入心脏和大脑，作用又快又强。服下去的瘾品——例如酒与鸦片丸——是逐步进入体内的，作用时间较长。除了LSD、口服美沙酮、脱氧麻黄碱，以及其他少数几种瘾品之外，明显转换意识状态的作用几乎都不超过五六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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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的情况和耐久商品是相反的。生产过剩虽然会导致售价下降，却不必担心需求会突然消失。瘾品这类产品本质上就会促使消费者不断掏出钱来，对作用短暂的瘾品上瘾的人更是如此。比约翰·韦恩略逊的一天两包的烟枪，每年大约要吸15万口烟，抽掉1.5万多支香烟，花费——按目前的价格算——1 500美元。从事投资而成为传奇人物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曾说：“告诉你我为什么喜欢烟草业？制造只用1美分，卖出去可以卖1美元。抽烟的人会上瘾，而且有非常强的品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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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香烟商人如果还说自己不知道这些事实，那可是在骗人。但早期的烟草业者是否理解瘾品的经济逻辑？他们是否只顾做买卖而不知他们供应的是什么性质的需求？其实欧洲和其他地区普遍有人讲过用了烟草欲罢不能的情形，烟草商当然不会没听过。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在《生与死的历史》（Historia Vitae et Mortis）中写道：“在这时代变得这么普遍的烟草”带给人们“如许的暗喜与满足，所以一旦吸食了，简直割舍不下”。古人也发现，长期使用鸦片的人可以轻轻松松服下足以使初次服用者丧命的剂量。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于1516年在印度的科钦（Cochin）写给国王的信上说：“这是绝佳的商品。经常服用它的人会昏睡糊涂，他们两眼发红，丧失理智。他们服用它是因为它激起淫荡心……这是好商品，消耗量大，价值很高。”早在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和托马斯·特罗特（Thomas Trotter）说出酗酒是病的观念的150年前，17世纪的欧洲就已经知道，长期习惯性的饮酒可能“把乐事变成必需”。医生们确知瘾品上瘾是一群相关的神经疾病（如吗啡瘾、可卡因瘾、咖啡因瘾等等）乃是19世纪晚期的事，但走过精神刺激革命早期的人们至少已经初步发现，欲罢不能的使用与耐受性产生的可能性很大，以及相关的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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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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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与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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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的使用者购买瘾品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个人的苦恼或满足对快感的秘密需求，即便这两种需要也很迫切。他们同样重视瘾品在政治应酬、社交、性交方面的用处，这也是瘾品很快从无趣的医疗范围向外流的另一个原因。例如，近东地区的咖啡馆供给男人们一个外出的最佳借口，让他们在明显缺乏男性宴饮同乐习俗的社会里，有机会和其他男人往来。16世纪的神职人员会反对喝咖啡，不是因为咖啡会引起咖啡兴奋症（marqaha），而是因为疑心咖啡馆是招引男性聚集做坏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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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在欧洲也曾经发挥类似的解放作用，中产阶级渐渐兴起之际，咖啡馆成为供人们闲聊、交换意见、谈论政治、评论艺术的场所。意见的隔阂与社会阶级的界限在咖啡馆里都可以打破，性别的界限却是难以逾越的：17~18世纪的咖啡馆里几乎看不见女性顾客。德国倒有“咖啡集会”（Kaffeekränzchen），这是妇女们自组的聊天活动，集会中可以讨论时事和时尚，这却引来古板人士的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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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和鸦片虽然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无甚贡献，却仍是男性群集休闲之中的要角，和抽烟斗、雪茄相似，香烟更是随时随地的便利交际的工具。在中国，男人们标准的打招呼方式是说：“抽烟吗？”同时一手递过香烟包来。敬烟和请人上酒馆或喝咖啡一样，会增加接触瘾品的机会、增加消费量，终至增加上瘾的人口。折中主义的医生兼药学专家约翰·尤里·劳埃德（John Uri Lloyd）也广泛研究瘾品的历史，他认为，导致“放荡行为”的往往不是瘾品本身，而是借瘾品交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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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瘾品的吸引力不但在于能刺激脑内的奖励机制，也在于社交方面的用处。文化影响瘾品使用，瘾品使用也影响文化，许多社会习俗——例如举杯祝饮、上班时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的形成是从瘾品得来的灵感。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妇女发现香烟不只是输送瘾品的媒介，而且是件有用的道具。她们想向外宣示自己的女性魅力时，可以用含义多样的香烟来凸显自己的独立、可接受追求、友善，以及把香烟在烟灰缸中用力按熄表示自己的愤怒或不屑。香烟非常彻底地融入20世纪的群居生活，有人会把香烟描述成人的替身。一位在丈夫离家时抽香烟的女士说：“我觉得它就像是个伙伴。”一位打猎时独自在树林里抽香烟的男士形容自己的感受是：“好像有人陪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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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中叶，尼古丁气味成为浪漫的气息，抽烟也成为男女欢爱行为的一个附件，酒精依然如此，自古就是性爱的助兴物。“你一旦喝醉了，‘不’的意思就变得特别暧昧复杂了。”卡罗琳·纳普（Caroline Knapp）做过这样的概括，她在酗酒期间打定主意不和喝酒有节制的男人约会。不过，酒精对做爱前戏比较有用，对最终成其好事却未必有益。莎翁戏剧《麦克白》（Macbeth）中的守门人对麦克德夫（Macduff）说得好：“它会激起欲望，却教你表现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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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男人用药助兴是为了把高潮的时间延后，过早射精在许多文化之中都是令男性觉得丢脸受挫的毛病。1563年间，葡萄牙属地果阿的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医生加西亚·奥尔塔（Garcīa d’Orta）——死后被宗教法庭判为暗中信奉犹太教——发表了一部有关印度出产药物的著作，其中包括将大麻、曼陀罗花、鸦片当作致幻剂与催情剂使用的论述。鸦片乃是“到处都有大量需求的商品”，人们买来收藏着，小量地食用以排解平常的不适，但也常有人在行房之前服用它。（呼应皮雷斯所说的“激起淫荡心”。）奥尔塔认为这种做法令人费解，因为所有专家都证明经常服用会导致阳痿，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明白事理？“这不是很体面的话题，更何况我们是以葡萄牙文讨论它。”他这么表示之后，又接着用迂回的文辞细谈同步性高潮，“这时候服鸦片就有帮助。它……可辅助较从容地完成性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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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和可卡因也曾被用来制造这种延缓效果。瑞典人称为“性动力”的安非他明也曾被用于达成同样目的（瑞典俚语中描述瘾品的词十分丰富多彩），有些抗忧郁药也曾经误打误撞成了催情药。一位医生开了氯米帕明（clomipramine）给忧郁症病人服用之后写道：“附带提一下，他的夫人——一位高大的影星型女子——希望他继续服药，因为他维持勃起的时间比从前久得多了。”这又是一个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长时间服用延缓射精的瘾品（使用烟草亦然）通常既会导致阳痿又会上瘾。男性企图调整一种自然的冲动欲望，用了不自然的而且价格昂贵的东西，却把原来的本能赶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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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易上瘾的致幻瘾品也经常被当作催情剂。利里曾经叱骂不服用迷幻药的人说：“拿你平时做爱的情形和服了LSD以后相比，不管你以为你那样做的快感多么销魂，都像是和百货公司橱窗里的假人做爱……在细心安排的情爱LSD体验过程中，女性能有好几百次的高潮。”古代和现代文化中普遍当作催情药使用的大麻，效用比这个温和得多，但爱用者是一样踊跃的。大麻能解除抑制、增强敏感度，还能扭曲时间感，使高潮显得更持久——这种效用可能因服食者的期望而加强。1980至1981年间，乔治·盖伊医生[George Gay，在海特·阿什伯里免费诊所（Haight-Ashbury Free Medical Clinic）工作]与同事做了一项独特的研究，对象是120名酷嗜瘾品与热衷性爱的人。研究者与这些人一一对谈，要他们说出各自的偏好有哪些。那是旧金山尚未爆发艾滋病的年代，这些人所说内容可谓无所不包。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经验老到的人选出能增进性交快感的瘾品冠军是大麻，领先MDA（此为男同性恋普遍使用的）、可卡因、LSD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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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也能增强享用食物与音乐时的快感。曾有一名21岁的学生说：“男生爱女生，性最妙。吸了大麻‘嗨’（high，亢奋）起来，什么都最妙。”大麻这么全面的快感促进功能，不是每一种瘾品都具备的，但是别的瘾品也发展出不一样的加乘搭档：葡萄酒配饭菜、咖啡配甜点、喝啤酒配掷飞镖。瘾品商人卖的不只是一时的“嗨”或一解断药之苦，他们卖的是可以增进各式各样快感的产品，性爱与口腹之欲只是其中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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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广告会刻意宣传瘾品——合法售卖的瘾品——的这类功能，但增进某种快感的功能并不是广告率先说的，也不是广告里一定会说到的，比广告更古老、更有效的是口耳相传：酒馆里的私语、墙角撒尿处的涂鸦，都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在偏离正轨的享乐亚文化之中，瘾品有助取乐的信息传得更快。例如，海洛因可延长性交的说法，最初是在美国东北部各都市中常逛红灯区的年轻男性之间传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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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第一次试用瘾品就会爱上它。吉姆·卡罗尔（Jim Carroll）在《篮球日记》（The Basket Diary）之中说：“什么也比不上那第一次的快感。那就像10次的性高潮。”但是，比较常见的初试反应是不喜欢或恶心不适。有时候恶心之中也夹杂着快感，有时候则没有。对于苦味、辛辣的烟，有作呕感都是人体自然的抗拒，也是瘾品畅销上的最大障碍。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只试吸了一次烟草就戒烟了，许多尝试瘾品的人也和她一样，只有第一次，没有第二次。他们都遵守了人类进化过程中对毒性生物碱警觉避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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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吃了苦头后不会立刻学乖。这种人会一试再试，主要是因为同伴的鼓动和压力：没关系，每个人第一次都会恶心，下一次你就会知道其中妙处了，要是你老不开窍，可就太逊了。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工人若是竟然不会喝酒，就会被伙伴们讥笑为“krasnaia devista”（红丫头）、“mokraia kuritsa”（软脚母鸡）、“baba”（乡下女人）——全是阴性名词。真正的男人要会喝酒，也要会抽烟。弗兰克·麦考特（Frank McCourt）在回忆录里写到爱尔兰少年时代的同伴们：“他们不信我不会抽烟。他们以为是因为我的眼睛不好，要不然就是我有肺病。不会抽烟的人哪儿能交上女朋友？”和他同时期的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 ）也有同感：“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不会抽烟的高中学生会到处碰壁。”他初次抽烟虽然感觉不好，却强忍着难受继续抽，此后一直抽了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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