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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有史诗气魄的作品《制造原子弹》（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其中论及单一民族国家据应用科学与工业技术为己用而制造毁灭性武器。这些国家为了保卫自己，为了逞其野心，在20世纪的战争中造成上亿人死亡，其中又以1914年至1945年间死亡者占多数。核战争是从法国马恩河（Marne，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战役地点）到日本长崎的机械化毁灭过程的最高潮。罗兹认为，1945年以后的伤亡规模变小并非凑巧。因为军事破坏力太大了，是否发动全面战争必然成为需要谨慎评估的政治问题，强国的领袖终于认识到这无异于集体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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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发展史上不乏相似之处，制造瘾品的大公司与卡特尔因为本国政府着眼税收与出口而获得纵容，得以利用应用科学与工业科技来保护利益与扩张市场。他们也和军事部门一样，既研发自己的技术，也利用其他领域的发明。瘾品制造业在20世纪造成1亿以上的人过早死亡，单是吸烟致死的就有8 000万。［若将人口增加与科技进步（机械、汽车增多）的因素纳入考虑，20世纪因酒精导致过早死亡的人数最少也有2 500万。20世纪因烟酒以外的瘾品致死的人数应亦以百万计。］如此的杀伤力已经引起全世界公共卫生界对烈酒采取积极对策——对于烟类产品更不在话下。改革人士更期盼烈酒也能纳入管制瘾品之列，一并归入禁止做广告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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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人士目前尚未达成这个目标。合法瘾品导致人命损失的数目仍持续增加。这种情形存在的原因，追根究底，还是为了钱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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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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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第三篇 瘾品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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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人民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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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为撰写本书搜集资料以前，曾严重低估了三项事实：咖啡因类瘾品使用与上瘾之广泛，医疗以外使用烟类早期遭反对之激烈，瘾品用于安抚、控制、剥削劳力（不分是牲畜或人类的劳力）的方法种类之多。马克思（Karl Marx）的著名比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若改为酒精或烟草，其实一样贴切。对权势阶级而言，瘾品带来利润和税收，还能借它控制劳工，本来都是只有利而无害的，直到19~20世纪部分人士开始重新思考瘾品的影响，情况才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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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工无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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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帮劳工消愁解闷的用途是最广为人知的，其中又以19世纪到海外的华工使用得最普遍。华工的典型处境是：在异乡做着让人精神麻木的苦力、无聊、想家、没有亲属监督。于是他照家乡的船夫、轿夫排解愁闷的方法，有样学样抽起鸦片来。这并不妨碍他的工作，至少一开始是没有影响的。曾有一位英国官员说：“抽鸦片的苦力也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工人了。”但是这种工人经常有债务在身，如果是离家乡很远的，更是经常寅吃卯粮。只要债没还清，他就不可能回中国老家去。因为经常得花钱买鸦片，加上单身汉都免不了的赌与嫖，他就永远背着还不清的债，所以只得像推磨的骡子般无休止地做下去。为数不少的华工终于因为生病或绝望而停止推磨，最终使他们停下来的也是鸦片—— 一次吸食过量的鸦片导致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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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鸦片的国家都有暴利可得。统治者——多半是宗主国的官员——会把鸦片专卖权拍卖给出价最高者——通常都是由武力不弱的帮会支持的华商集团买去。这些帮会不让竞争对手侵犯他们独占的利益。华商们供给华工的鸦片是按垄断的定价，往往要扣掉他们半数甚至2/3的工资。拍卖鸦片的政府可以坐收源源不断的厚利。据历史学者卡尔·特劳基（Carl Trocki）指出，新加坡等于是靠嗜抽鸦片的华人苦力在赡养，殖民政府19世纪的总收入有一半来自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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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据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位在埃及工作的医生记载，上了瘾的埃及粗工把工资的大部分花在了买瘾品上。以每天可赚5个比索的工人为例，通常是花1个吃饭、花1个买烟、花3个在鸦片类制品上。有一个地主因为瘾头太大，连送妻子回娘家探亲的费用都挪来买了瘾品。还有一家尼罗河运输公司的承包商是有海洛因瘾的，他索性只给装卸工人臭腐的饭食吃，拿克扣下来的钱买每天两包的海洛因。后来警方搜查他的账簿，才发现他还以瘾品代替工资发给工人，借此多赚30%的利润。这种做法至今仍存在于泰国的大型渔船上，据传这种船上的渔工有20%或以上是有海洛因毒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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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牙买加的印度大麻田里，除草的青少年工人有时候是会领到大麻作为工资的，所以他们工作中处于“嗨”的状态也是颇为常见的。凡是有印度大麻文化情结的地区，农工们普遍服用大麻。每逢收割季节，旁遮普省的消耗量会增加一半。哥伦比亚农民宣称，大麻可以消除疲劳，可以提振体力和精神；服了大麻的人打拼不会累。这跟批评美国大麻文化情结的人士所说的恰好相反：大麻使人浑身无力、缺乏动力、虚脱疲惫，所以根本无益。人服食瘾品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举动？这既是药理学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及文化背景的问题。为了撑过甘蔗田里整天的劳苦而学会吸大麻是一回事，为了在摇滚演唱会中熬夜狂欢而学会吸大麻则是另一回事。状况不同，服食瘾品后的反应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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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尚未机械化的时代，烈酒在欧洲与北美曾经扮演过与大麻烟类似的角色。加紧赶工的收成期要喝酒，收成完毕庆功时要喝酒，为了排遣农村生活的劳累与无聊也要喝酒。但是烈酒比大麻的价钱贵，经常豪饮的农民一定会成为穷光蛋。在东欧地区，除了小镇社区的犹太人（shtetl Jews）和区区几个戒律严格的少数宗教团体之外，农民把钱耗在饮酒上是常见的。有些农民把马铃薯和谷类送进地主的酿酒厂，直接换回伏特加酒。担任翻译的朱韦纳尔·伊万诺维奇·塔拉索夫（Juvenale Ivanovitch Tarasov）回忆自己故乡俄罗斯村庄在19世纪80年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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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村里半数的农民时常一醉就是好几天……一瓶伏特加酒渐渐成为一种币值的标准单位。如果询问农民做什么活需要付他多少工资，他的回答不是以卢布算，而是以几瓶伏特加来算。如果商店里没有伏特加的现货，农民就不肯干活；等到店里进足了货，就会有农民蜂拥而至抢工作，要赚钱去买酒。有商人整车运来一箱箱的伏特加，近乎疯狂的人们就拿着工资、家里的牛、一切财物去换酒……我还记得，那时候会看见身上总共只有一件衬衫可穿的男人，他把其他所有的衣物都当了。衣不蔽体的女人也不算稀罕的景象。能换酒的东西全都换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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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逃避现实而饮酒在欧洲惯用瘾品的贫民区也很常见。社会改革者认为这要归咎于工人的生活单调，生活环境不舒适。左拉（Émile Zola）曾在1868年的作品中指出：“工作需要有休闲。如果钱不够多，未来又无可展望，人就会把握眼前能得到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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