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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里的动物如果“在笼内有健康状况衰退的情形”或健康无碍却不肯适应新环境，比较可能会接受安乐死，因为用镇静剂维持其存活会影响其实验价值。家养的宠物如果表现神经质，自然另当别论。小型宠物兽医如今会开一些抑制神经细胞吸收化学物质的特效血清素，这类药物在中国香港的市场特佳，因为香港的宠物主人往往整个白天扔下宠物在拥挤的公寓里独处，20%以上的香港家犬患有分离焦虑症——主人不在时吠个不停、在地板上拉屎撒尿、撕咬家具，需要借药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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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也经常给动物服用瘾品以便利役使。中国西藏地区的人给骡马喝大壶大壶的茶，以增加牲口在高海拔地区劳役的能力。养鸡场的农户会在鸡饲料中添加安非他明，以增加鸡蛋产量。斗鸡的主人用大麻混合洋葱喂公鸡，以加强其好斗性。驯养的大象只要把搬运工作做好，驯象师就可能喂它鸦片球，这和表演的海豚得到训练师奖赏的鱼差不多，驯象师手捧鸦片，大象嗅出味道，就像吃花生一样地把它送入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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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象师也用鸦片来对付成年公象狂暴的发情期。睾丸素酮分泌量极高的发情“疯”象可能造成很大损害，甚至导致死亡，所以会被拴上镣铐，被击毙或绞死，大象既然不听从文明的指挥，只好用文明社会的手段加以处置。但是，劳役用的大象是价值很高的资产，驯象师为了避免囚禁或击毙大象造成的损失，就喂大象大剂量的鸦片使它平静下来，但剂量也不能太大，否则会导致嗜睡。曾有泰国大象因为吃了太多鸦片在猎虎的半途中躺下来，结果不免挨一顿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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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喂马吃鸦片至少可以上溯到17世纪。印度马贩会先喂马鸦片再让买主来看马，因为吃了鸦片的马儿会显得比较温顺。土耳其的旅行者会在踏上辛苦的旅程之前喂马或其他坐骑牲口吃鸦片，剂量多达2克。印度北部武士种姓的拉吉普特人（Rajputs）每次执行沙漠侦巡任务之前，一定会拿出鸦片与自己的马儿和骆驼分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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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普特人自己本来就好服食鸦片。世间各种职业类别之中，军旅生涯也许是最易助长服用鸦片习惯的。多数人想到军人服食鸦片，脑中自然（或受电影的影响）浮现为上战场壮胆而服食鸦片的画面。其实军人吸鸦片大多是为了排遣军旅生涯中必然产生的烦闷与疲惫，例如，在20世纪20~30年代，南非军营中无仗可打的兵士、美国驻扎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军队，以吸鸦片为消遣的事并不罕见。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曾以大麻烟当作部分薪饷发给北非柏柏尔人（Berber）部队。不过，在军中最盛行的瘾品当然还是烈酒和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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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特洛伊城被围的时代，甚至更古以前，葡萄酒就是出征的军队必不可少的军需品。亚历山大大帝和他麾下的军官都好饮酒。据传有一次饮酒比赛导致35人死亡，其中一人是喝下20夸脱（约6.3升）的胜利者。罗马人已知道节制饮酒之必要，却也担心被侵略国的水质不良，所以出征时总带着葡萄酒。由于葡萄酒的携带量太大，蒸馏术问世以后，军旅酒品就改为烈酒。18世纪欧洲的陆军、海军的常用酒都是烈酒。英美的海军每人每天可配给半品脱（约0.13升）的朗姆酒。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是“大陆海军”规章的制定人，明智地许可在作战或执行额外任务时增加配给量，军中称之为“splice the main brace”（字面意思是“加系主桅转桁索”）。陆军的行事方式也差不多。一次交战中，殖民地的大陆军有一小队人拾回了英军打来的炮弹，把它们装进发射32磅炮弹的大炮里，变本加厉回敬英军，因而获得朗姆酒的奖励。至于英军这边，除了固定每个月1加仑朗姆酒的配给，还在战役前后加发半品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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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国陆军中饮用烈酒并不是未经思考或无人质疑的事。1761年驻守蒙特里尔附近的一位中校曾这样写道：“我确信朗姆酒是给英国陆军惹麻烦之物。希望我们驻守此地期间不要让它流入。”其他军官虽然也承认饮酒对于健康、士气、军纪可能都有害，却认为这是必要之恶。适度饮用朗姆酒有医疗与澄净水质的功效，至于用在鼓励劳动方面更是不可或缺，有些兵士非要有酒喝才肯做工。军官可以利用额外配给的“劳动朗姆”贿赂想喝酒的兵士做粗重工役。担任魁北克远征司令的英国将军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不讳言地表示，军中的掺水朗姆酒是“让人工作的最廉价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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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军中仍以烈酒作为酬劳。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率领陆军探险队执行任务期间（1804至1806年），每天辛苦的工作完毕后都发给人员威士忌——直到补给耗尽为止。社会改革人士虽然力主以咖啡和糖取代烈酒，南北战争期间仍旧有烈酒配给制。双方的军人都不会在战役之前豪饮，但是如果要做类似在深及腰际的冷水中搭桥的工作，事前的确都有威士忌可饮。戍守边塞的部队也有这种酒饷可领。75名士兵在南北普拉特河（Platte）交会处修筑卡顿伍德堡（Fort Cottonwood）期间喝掉了8大桶威士忌（每桶容量31加仑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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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战争与19世纪其他战争期间，最能帮人解除焦虑的应属烟草。医生拉什在18世纪时就看得出：“恐惧使人想用烟草。所以军人、水手以及其他类阶层的人都大量使用它。兵士在守卫和放哨的时候，水手在暴风雨天气中，使用最为频繁。”他们焦虑的长官也一样。拿破仑三世于1859年与奥国军队在索尔费里诺（Solferino）交战期间，抽香烟是一支接一支的——都由副官为他仔细卷好。至于普通士兵要抽卷好的香烟，得等到杜克的香烟革命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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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敲定了军人与抽烟的关系。历史学家卡桑德拉·泰特（Cassandra Tate）指出，各军种的军官都把烟类——尤其是香烟——视为强化士气与军纪的重要助力。人人相信抽烟的部队比较好控制，有关烟品短缺导致1917年间法军之中普遍叛变的报道，更证明这种想法无误。军队外的援助人员也这么认为。有一位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志愿者说：“每个人只要拿到香烟似乎就能忘记烦忧。他会挺直腰杆，变成一个男子汉，而不再像个做苦工的杂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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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CA和红十字会等救援组织的例行工作就包括分发香烟给疲惫的与受伤的军人。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经随红十字会到意大利服务，他就是在毕亚维（Piave）的前线发送香烟和巧克力的时候遭到炮弹炸伤的。知名的人道救援组织大量发送香烟，这等于是给予这具争议性的产品（至少在美国是受争议的）合法的地位而加以推广。美国国防部的粮饷用品分部的做法也是如此，该部运往海外的香烟有大约160亿支，包括已卷好的成品和吸烟者必须自卷的，至于比较累赘的雪茄，只运出了2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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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男性在身心极度紧绷的情况下承受香烟的影响。当时的军中日记和家书显示，许多人害怕自己会断手残腿。一位护士埃瑟琳·迈耶斯（Ethelyn Meyers）写道：“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宁愿被炸烂也不要像他们这样担惊受怕。美军中士威廉·冯·肯内尔（William von Kennell）一再在噩梦中看见自己倒在地上，脸朝下，炸残的肢体血如泉涌。有些年纪不满20岁的飞行员看起来就像40岁的人，因为高空侦察的压力与同胞的惨死已经使他们身心俱疲。几乎每个人都尽量找机会抽香烟，这是借尼古丁缓解压力的最快速、便利的方法。”曾任英军机枪手的乔治·科珀德（George Coppard）回忆时写道：“香烟和弹药一样重要。英国士兵将死之前会要求抽一支，就好像它是能解除痛苦的鸦片，能让人安然往生。我相信它的确有此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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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珀德取得的宝贵香烟有一部分是亲戚从英国寄给他的。如果有人寄送其他瘾品，官方是反对的。例如，英国的大商家哈罗德（Harrods）、萨沃里（Savory）、穆尔（Moore）曾经捐赠吗啡和可卡因的礼品小包（并且在《泰晤士报》上刊出广告说是“前线朋友们用得着的礼物”），结果却吃上官司。按检察官指出，供应吗啡之类的瘾品给军人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军人可能因此在值勤或执行任务时睡着，从而危害其安全。至于香烟，只要留意在敌人的视线以外抽，就不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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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香烟与其他烟品方面的最大问题只是供不应求，想抽而拿不到的人个个苦不堪言。据科珀德叙述，因上级命令而不得抽烟的人难受得“像发了毒瘾”，香烟供应短缺教人“简直不想活”。一次，科珀德耐不住没烟抽之苦，自己用干茶叶包上牛皮纸来抽，“味道很糟糕”，许多战时的叙述中都提到渴望抽烟之苦状。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过后不久，美军中士肯内尔遇见一群被德军放出来的法国兵和意大利兵，这些人衣衫褴褛，脚上无鞋，“最想要的都是烟”。他把自己的大号达勒姆烟给了他们，“因为我们可以充分取得卷好的现成香烟了。他们都不断道谢，想回报我一些纪念品……他们做奴工赚得的几个德国马克。”几天之后，好心的肯内尔把自己的烟斗和烟草给了一个老人，“那是我在美国买来准备不时之需的，但一直没用着。他见了烟草惊喜交加，他已经4年没尝到真正的烟草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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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内尔的叙述令人想到总体战的一项有趣的悖论。军中和民间往往是在烟酒商品最短缺的时候需求量最大。虽然战争一向会刺激鸦片（镇痛剂原料）与大麻（纤维原料）增产，对烈酒的影响却相反。由于战时有谷类与糖的配给制、税收增高、劳力短缺、封锁，以及作物、酿酒设备、运输工具的毁坏，都造成产量减少。德国的啤酒消耗量在战前的1913年为平均每人102升，1918年下降到只有39升。政府往往在战时禁止蒸馏酿酒，俄罗斯就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战争也会影响烟类供应，甚至造成供应量骤减。例如，日本成年人1941年的平均香烟消耗量是每天4支以上，1945年减至不到两支。美国军人当时平均每天抽烟30支，甚或更多。空降诺曼底的美军部队每人除了带有磺胺剂和吗啡皮下注射剂之外，还各带3条香烟。如此充足的供应是异于常态的，诸多参战国之中像美国这样能特准香烟为战时必需品、特准烟农免服兵役，是少之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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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的优先配给与意识形态就又大不相同了——希特勒（Adolf Hitler）乃是狂热的反吸烟者。德国军人每天规定的香烟配给量只有6支。不过，各地区司令另有在“特殊”状况下加发香烟与烈酒的规定，所谓“特殊”既指字面而言，也包括委婉的说法。纳粹党卫军的一位上校曾在部队防守巴黎最后一线战役之前发给每人一包香烟、一品脱白兰地。参加反犹太人“行动”——在埋尸坑前将犹太人集体射杀——的兵士和宪兵也可以领到加发的伏特加酒，行刑者不免有喝得太醉而开枪打歪的情形。党卫军的医生约翰尼斯·保罗·克雷默（Johannes Paul Kremer）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记中说，自愿参加行刑小队的人可以领到0.2升的马铃薯酒、5支香烟、100克的香肠和面包。“由于有这些特殊配给，人人争先恐后要参加这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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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与酒是军中使用量最大的两种瘾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将香烟列为军人的“应急口粮”，却反对服勤的军士喝烈酒。实际情况是否如官方规定则另当别论了。步兵第31师的成员以南方人居多，其中不乏经验老到的私酿者，照片中的几人是驻扎在莫罗泰岛（Morotai Island）上的。军需连的一名士兵供给他们糖以换取一份成品烈酒。其余被这些人自己喝掉，或卖给其他大兵。后来，一名上士依上级命令把他们的蒸馏器毁掉。这位上士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也是这些人的酒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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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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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与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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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例并不是犹太种族屠杀的惨剧中才有的，人们在头脑清醒时通常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凭借瘾品诱导促成。这究竟有多少该归因于瘾品在脑内起的化学作用，或是特定文化对于服食瘾品所持的态度影响（例如，喝醉酒后言行失当是情有可原的），仍有争议。不论如何，瘾品的影响是真实的，而且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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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许多令人不快又危险的工作免不了要喝酒，例如，掩埋战场上的残骸、从奴隶船舱拖出死尸。但是，与酒的关系最普遍也最一贯不改的行业之一是卖淫。1909年间，内布拉斯加州的乔茜·沃什伯恩（Josie Washburn）出版了她漫长老鸨生涯的回忆录，书中列举了种种卖淫与烈酒纠缠不清的关联。她说，男人不会直接往妓院里走，他们会先去酒馆灌下一两杯烈酒壮胆，一旦进到妓院，就有酒不断送上——这儿的啤酒贵到一瓶1美元。老鸨最大的利润来源就是硬把酒卖给嫖客，所以要妓院里的女郎陪客人喝。想到她们接客的数目、工作的性质，加上劝客人饮酒、听客人的淫秽笑话，不变成酗酒者也难。有些妓女会用诡计减少饮酒量，例如调换杯子，或乘嫖客不注意把酒倒进痰盂。（“男人们真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少钱把那东西装满。”）但据沃什伯恩看，大多数的妓女最后仍会成为酗酒者，要不然就是染上毒瘾。做过一年之后，她们可能变得很强悍，“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或是被“毒品、情人、更多的毒品”弄得麻木了，或是明白过来要为离开而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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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起，几乎所有关于娼妓的论述都有酗酒吸毒的主题。鸦片制品和可卡因成为娼妓的日常必需品，这在彼此文化差异甚大的印度、法国、美国社会里是完全一样的。曾有一则1941年的日本警察报告描述——详细得有些走火入魔——中国哈尔滨窑子里的妓女，“因为她们不停地接客，累得精疲力竭；因为她们喜欢纵情肉欲；因为患梅毒与淋病引起的痛苦，她们全都染上吗啡瘾。举例来说，窑姐买了5毛钱一包的吗啡，马上毫不迟疑当着嫖客的面就把吗啡抹进生殖器官里”。另一则比较近期的研究报告估计，里约热内卢——一个有独特性生态却没有社会安全网的城市——市内居住着少数男扮女装的娼妓，他们之中91%好饮烈酒，76%使用可卡因，61%吸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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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也用瘾品催情。喀麦隆的妓女会在阴道塞入大麻、岩盐、小石粒的混合物，以增添嫖客的快感。但最普遍的还是借瘾品之助继续在这一行做下去。旧金山一名色情按摩女郎说：“我通常是什么客人都做的，但是我通常会要起码一半现金一半可卡因。要看我是不是想痛快吸上一顿。”根据其他提供消息的叙述可以看出，怪癖变态的性行为让毒品药效发作的快感格外强。瘾品能使躯体对疼痛麻木不觉，也能抹杀记忆。里约热内卢的一名年轻妓女说：“我在包膳食的宿舍做的时候，我爸爸会跑去要付我钱让我和他做，我就是不肯，所以他每次来了又走了。我就会抽一大堆大麻，想把他说的话都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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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为交换条件的准卖淫行为常见于许多文化，而瘾品是这种行为中的重要交换物之一。可乐果在苏丹中部，啤酒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香烟、咖啡、可口可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都是可以换取性交之物。在美国的贫民区里，生父不详的非婚生小孩有时候被称为“楼梯婴儿”，意思是指有毒瘾的母亲用身体与男人换取大麻或快克时在楼梯上受孕。不同文化的男女之间也有这种以性交换瘾品的行为，实例最多的是欧洲男子以烈酒向土著女子交换。1766年间德拉瓦族印第安人代表发言的一份匆匆写成的誊稿说：“还有一件事是我们不喜欢而且常常抱怨的。有人不时雇用我们的妇女和他们同睡，并且付给她们朗姆酒，这种事很不好，妇女之后又把朗姆酒卖给族人，让他们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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