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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丈夫。美国石版画家柯里尔与艾夫斯（Currier & Ives）1870年制作的戒酒宣传画，凸显酗酒对无辜者之伤害，必能令观看者动容，这是根据莉迪娅·西戈尼（Lydia Sigourney）1834年写的故事《酗酒者》（The Intemperate）画成的。故事的女主角珍·哈伍德在相继丧失儿子与酗酒的丈夫之后成了赤贫的寡妇。其他的反酒言论则不那么感性，例如：收容酗酒者的救济院、监牢、疗养院浪费了太多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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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与集体存亡的忧虑，往往离不开瘾品伤害年轻人的课题。美国禁酒运动的重要人物里士满·霍布森（Richmond Hobson）在20世纪20年代以穷追不舍的反毒作风闻名国际。他便是反复诉诸年轻一代受害这样的主题。他说，瘾品是致命的接触传染病，会摧残年轻生命，把社会固有的保卫者变成威胁社会安定的罪犯。年轻人滥用瘾品会损害国家、种族、全人类的未来。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大麻与海洛因滥用事件激增，反对言辞之激烈并不输霍布森。罗马的《联合报》（L’Unità）在1976年间宣称：“这恐怖的‘天谴’正以‘美国样式’迅速蔓延……对年轻人影响尤其大。”联邦德国政府警觉到年轻人的瘾品文化在快速传播，先后在1971年和1981年强化麻醉品方面的法规。在大西洋彼岸的委内瑞拉做法相同，加了一条不寻常的但书：售卖瘾品给未成年者，刑期延长1/3。美国一位激进的黑人反毒者更有过之，她在受访中表明：“哈林区的贩毒者应该一律处死。”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许多态度激进的非裔美国人会从种族灭绝的观点来看毒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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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缠绕。原载于1922年的《文摘》（Literary Digest），是一篇文章的插图。文中说，不法之徒拿鸦片当滋补剂，注射瘾品的行为与毒瘾正在美国各地区的各个社会阶层中传布，美国境内的毒瘾者可能多达500万人。这些说法都不实，末一项更是离谱。但一般大众倾向相信最坏的，尤其想到年轻一代会受其影响，更会宁可信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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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类理由彼此并没有排他性。直接伤害、社会成本、邪恶行为、偏离主流团体、集体前途的考虑，都有可能相融于某种反瘾品的言论之中。18世纪早期英国的金酒恐慌，20世纪晚期美国的“快克”肆虐，都是明显的实例。这五类原因也不是泾渭分明的。例如，社会成本如果既沉重又持久，势必引起群体对于国家安全的忧虑。不过，这样分类的用意在于便利阐述，不一定非得壁垒分明。我们按这个模式，更容易理解18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如何从几个互不相涉的反对立场引来管制的压力。施压的程度因各国情况不同而各异，各种瘾品受管制的状况也不一。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不可能把每一项限制与禁令都“阐释”明白，因为每一项都有其独特的政治及制度的背景。但是我们必须如此着手才会看出，全世界走向限制与禁止，并不是各国分头决策凑巧累积而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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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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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世界里的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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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世界史早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是越洋商业的扩张，中期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就是工业化的发展。在19世纪，精神刺激物的发现与革新——生物碱分离术、皮下注射、安全火柴、合成瘾品与半合成瘾品研发——又与工业化生产及配售的新技术结合。瘾品借着工厂而民主化了。一般大众想要以化学物质充满脑部、持续体会最原始的快感与刺激，都可更轻易、更廉价、更迅速地达到目的。在连新加坡最微贱的苦力都可以花4美分打上一针吗啡的世界里，染上毒瘾的可能性当然比以往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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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酒的消耗情形亦然。1802年到1815年之间，美国政府发给蒸馏酿酒相关发明的专利不下100件，占许可专利总数的5%。使用新设备和新蒸馏法的农民发现，同样是1蒲式耳（约35升）的玉米，以前只能制成2加仑的优质威士忌，现在可以制成3.5加仑。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创造了如江河般川流不息的廉价威士忌供应量，也成就了洛拉宝（W. J. Rorabaugh）所谓的“酒鬼共和国”。法国的经验正是一个“酒鬼共和国”的例子。由于大量生产、大量销售，成年人的年度纯酒精消耗量从1840年的每人平均18升，增加到1914年的每人30升（约7加仑），酗酒问题也明显增多。这种趋势虽然令酿酒业者和税收人员满意，医生、卫生保健专家、社会改革人士却警告：这会带来严重后果。他们把这个信息简化成一句话：“富国也烈酒，亡国也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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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发展使瘾品滥用的可能性增大，也使瘾品滥用的现象更明显可见，而瘾品滥用也威胁到工业化的进程。人们的工作逐渐移进室内之际，抽烟也开始引起他人的反感，而且有火灾的顾虑。即便以不点火吞云吐雾的方式使用烟草，也会妨碍生产。据拉什医生估计，好吸鼻烟的人如果每20分钟闻上一回，一年可以浪费5个工作日。不过问题最大的还是烈酒。酒徒会误事，而且可能闯出大祸。日本开放对外贸易之初，许多船员因为在横滨的酒吧买醉忘返，把船只起航的时间都搅乱了。当时世界各地的老板都一样，都担心工人在上班时间喝酒，都害怕雇到爱喝酒的员工。因喝酒而一步做错，可能酿成大祸，可能毁坏机器或造成人员伤亡，或丧失巨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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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之前，马萨诸塞州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制造业者都禁止在厂房范围内饮酒，并且主张废除烈酒产销执照，支持赞成禁酒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却遭到那些与烈酒产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人、杂货店老板、酒馆经营者，以及爱尔兰与德国移民的反对。爱尔兰与德国移民和19世纪初到美国的他国移民一样，来自尚未工业化的社会。在他们的故乡，饮酒是传统的、无可厚非的行为。他们的文化与宗教信仰都与美国本地禁酒者不同，禁酒者在逐渐现代化的新教徒社会里成长，注重的是个人成就、自制、节俭。美国的制造业老板以及数目渐增的美国本地技术劳工，都越来越认为喝酒是劳民伤财的事。有史以来历时最长的禁酒争议便由此开始，由于一波波农民不断迁入，美国却不断更趋工业化、更追求效率、更重视社会治安，所以冲突一直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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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人员和福音教派的改革运动者（后者在19世纪人数越来越多，活动也更趋积极）主张禁酒是另有宗教信仰上的理由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常常将个人得救之重要与饮酒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混为一谈，把两者连接得不着痕迹。这种做法对于离家在外而脱离教会与乡村地主控制的工人特别有效。诺威奇（Norwich）的主教在1837年做过这样的论述：“禁酒团体最能做到使数以万计堕落放荡的人变得端正勤勉，把罪恶行为改为虔敬。”凡是能做到把宗教热忱和产业效率融为一体的人，特别积极赞成禁酒。老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就是代表人物，他曾在主日学校中对学员说：“你们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变成酒鬼？因为我始终拒绝喝那第一杯。”他似乎有心证明饮食节制有益成就大业，累积了空前庞大的企业财富，并且活到97岁——他本来期望活到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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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工业化事实与旧的习俗发生冲突，这种现象到处都有。在南非，利用烟草和烈酒招募土著劳工的做法一直存在，并且在19世纪成为制度化的以酒抵薪（tot或dop）制度。有酒瘾的工人每天从日出到日落在葡萄园或小麦田里工作，工资是以定额廉价葡萄酒或劣质白兰地发放。他们的工作日以敲响旧式的奴隶钟开始，其实农工的生活与昔日的奴隶相差无几。一旦开矿场和农场都需要土著劳工，情况就改观了。矿场老板认为好喝酒的工人会惹事，而且会影响生产力，所以主张限制卖酒给非洲工人。后来，大型农庄的经营者因为投入机械设备的资本很大，也不赞成以酒代发工资，宁愿多付钱或是改发咖啡。然而，1883至1898年间通过了一系列限制非洲人取得烈酒的法律，立法者们却放过了以酒抵薪的制度。原因是，这个制度对小型农场的生计与劳力供给都太重要了。所以他们决定，非洲人可以合法取得多少烈酒应视其工作类别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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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为所有限制或禁止的规定都是资本家为谋求效率而采取的手段，劳工都是迫不得已，那可就错了。着眼未来的工人、提倡改革的工会领袖，也都明白嗜酒既伤身又浪费金钱，他们认为戒酒——起码要喝得有节制——是工人赢得自尊与自主的重要手段。一位铁路工人曾说：“把钱都花在买酒上的人，都成了公司的奴隶。”诸如此类的想法转化为对于禁酒运动的支持力量，进而支持限制饮酒的立法、规定工会会员禁酒。1869年创设的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劳工组织“劳工骑士会”（Knights of Labor）就不准开酒馆的人入会。在会员心目中，开酒馆的人和开银行的人、律师一样是社会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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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馆老板不愁没有支持者，绝大多数的酒馆常客会认为酒馆是没有害处的地方。瘾品使用向来都有社会层面的重要性，各式大小酒馆曾经都是许多工人生活中的“好去处”。后来，结社团体的住宿所和同业工会逐渐提供其他休闲选择，酒馆的集中性与社交吸引力也就大不如前。游乐园、歌舞厅、电影院也都是工人负担得起的娱乐场所。英国人当时的俚语“go to the local”意思既指“去电影院”，也指“去酒馆”。一语二意凸显了两者之间的竞争，20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烈酒消耗量减少，恰好是英国人爱上电影院的年代，两者消长互见。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及其家人渐渐有了比传统式喝酒欢聚更有趣味，而且花钱更少的休闲选择。都市化与工业化的转型不但是戒酒的助力，也催生了与饮酒竞争的休闲聚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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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老板往往会和关心酗酒问题的工人团结一致，在信奉新教、有饮烈酒风气、禁酒运动最积极的社会里尤其常见。在瑞典的港市霍尔姆松德（Holmsund），“善良同济”（Good Templar）的宿舍即是由公司老板直接提供资金、土地、建材斥建的。这与大多数作风积极的行动一样，动机并不单纯，既有关怀也有控制的意思。其目的是要鼓励安静、端正、勤奋的生活方式。不喝酒的工人工作比较努力，不过，他们一旦不受酒精的麻醉，也会比较喜欢参与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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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加快了福利制度的产生。率先实施的是德国，在1883年推动了企业劳工强制健康保险。以往只关系两方的保健制度演变成包括三方——病人、医生、公私保险单位，禁止酗酒的动机也更强了。保险的成本由纳税人共同负担，和救济院、慈善医院，以及其他公立机构的情形没什么两样。印度著名的禁酒人士泰克·昌德法官（Tek Chand）曾经怨叹：“酗酒害得整个社会负担重税。许多钱花费在饮酒造成的破坏上。”社会走向复杂、相互依赖、机械化的同时，这类花费也变得更多，饮酒致醉的概率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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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与外来人口的关系曾经被视为更可怕的危害。工业化会带来——其实是必然导致——运输与通讯方面的彻底改变。本来只是一个地区市场，因为有电缆、铁路、轮船相连，可以扩大成全国性的市场，进而成为国际市场。人的迁移和意见的传播比以前快，花费却比以前少。便宜的旅费和大量的移民把新颖的瘾品使用法四处传播；蒸汽印刷机和便宜报纸又把这些瘾品滥用的警讯大加宣扬。外来移民抽鸦片的行为令本土主义者反感，也给喜欢添油加醋的新闻记者最佳的发挥机会。1887年的《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一则专稿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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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秽的鸦片乃是败坏的黄种人在最邪恶的巢穴里吸食之物，被丑陋的麻风病人的恶臭呼吸染污，带着令人作呕的性传染病患者散布瘟疫的气息，沾着闷湿阴暗窑子里的苦力的肮脏唾液。如今再次形成脓烂的混合，放进模仿异教邪行的基督徒嘴里。这些都是冷酷不争的事实。英文的词语已经形容不出其中的穷凶极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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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足以促使其在美国的法典里被明确禁止。供吸食的鸦片虽然比吗啡温和，也不像吗啡那么容易上瘾，却是美国地方、州级、联邦立法机构全面禁止的第一种麻醉毒品。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即便澳大利亚人饮酒方面并不多么有节制，而且是含麻醉品专利医药的主要消费者。美、澳之所以先禁鸦片，是因为把抽鸦片和苦力联想到一起，认为抽鸦片没有医疗功用，恐怕华人以外的人也染上鸦片瘾。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日本明治时代的官员十分重视的。日本于1868年禁止抽鸦片，于1870年警告日本华侨，抽鸦片者严惩，有鸦片瘾者驱逐出境。英国于1916年明令抽鸦片犯法，同时也管制其他鸦片类瘾品与可卡因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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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部战线凡尔登战役发生的这一年。工业化已经使战争的性质改变。要装备并维持庞大的机械化武力，必须靠极大的民间生产力。烈酒与其他瘾品的不良影响在战时特别受到重视。美国于1917年参战后，“反酒馆联盟”（Anti-Saloon League，福音派教会人士于1895年发起创立）便将禁酒改为非常时期的议题，催化了国家级的立法。英国有总括的《国土防卫法案》，虽然未到禁酒的地步，却禁止以致醉饮料供给军人。战时特殊工作的工人赚饱了加班费，都爱多喝几杯，这又是个麻烦问题。据他们的主管说，喝酒降低生产力最严重可以到30%的程度。1915年间，担任英国军需部长的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说，既然要清除德国的军国主义，首先得清除国内的酗酒问题。他上任首相以后，大幅缩短酒馆营业时间，又加重课税，使烈酒消费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当时立下战时戒绝饮酒的“国王誓约”，但是为了听从医生劝告，他偶尔私下仍会喝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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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新闻记者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认为，禁酒运动的本质可以从社会上层阶级的假道学看出端倪。制造业老板赞成禁酒，是因为相信工人不喝酒会更快乐、生产力更高。银行家和商人赞成禁酒，是因为相信可以把以往送进酒馆的钱赚到自己的荷包里。劳工领袖赞成禁酒，是因为期望工会成员更多，该缴的会费都按时缴。这些人物自己却无意戒酒，而且认为自己喝酒是有节制而不会有害的。亚当斯说，禁酒法令结果——不论有意或无意地——成了阶级立法。他这样说虽然太武断，也太罔顾一般民众支持改革的立场，但也切中了一个要点。工业化发展造就了一些不能从瘾品随意买卖中获利却具有影响力的团体，这些团体就可以对那些有利可图的人发生制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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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遏阻高价值又可课重税的商品消费？道理可以从历史脉络中看出。在近代早期，瘾品交易对于商业及政治上的权势阶级是直接有利的。不论他们是否存有道德上的顾虑，他们都认为，侍候他们起居、帮他们收割作物、替他们上战场打仗的普通百姓，如果为非医疗目的服食瘾品，都是可以接受的。在传统文化中，娱乐地点放肆，工作场所没有纪律，偶尔有人喝醉闹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一旦社会环境改变，变得比以前合理精简、按部就班、机械化了，贩卖廉价致醉物造成的困扰与麻烦可就大多了。一名喝醉的农庄工人惹的麻烦有限，如果是铁轨司闸员喝醉，后果可就严重了。服食瘾品虽然可能使工人永远听命于老板，但环境背景变成工业化以后，惯用瘾品的工人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制造业生产的瘾品被滥用而造成日益严重的损失，倒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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