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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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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矛盾还不足以促成管制的措施。就在药物学、医学、公共卫生都在进步的同时，官方认可的麻醉品范围缩小了，一般人对于这类瘾品潜在的危害也更加留意了。制药业的改革创新对于精神刺激品买卖的影响相当矛盾。制药业早先推出了可卡因这样诱惑人的新药，之后又推出医疗功能相同却比较安全的奴佛卡因。1912年间就有一位科罗拉多州官员在说，可卡因在牙医界已经无甚价值可言，牙医都认为冒着可能使病人上瘾的风险是不值得的。这位官员还说，可卡因不再是医生必备的药，反观吗啡，仍然名列人类最大福佑之一。酒精在19世纪医疗地位下滑的情形也差不多。一位医生在1901年间指点一位禁酒演说者：“医药界虽然需要用酒精，但每种使用情况都可以用别种更可靠而不会有害的药加以取代。”含有大量酒精的专利药剂尤其危险，因为这种药可能使结核病等疾病的症状看不出来，从而延误了诊断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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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病的人不会需要用药物，自备的或医生开的药都不需要。传染性疾病的致病率与致死率都在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前半期明显下降，在逐渐工业化的国家中尤其显著。1845年间的欧洲人每200人就有1人死于结核病，到1950年降为每2 000人才有1人。以往经常发生热病与饥饿的地方，普遍有使用鸦片类瘾品的习惯；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就无此必要，因为细菌学的新知带动公共卫生改革，从而大幅减少罹病率与死亡率。麻醉品不再是必需品了，皮下注射术和可能随之而来的感染却使用药的风险增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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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的医生在19世纪渐渐重视统计的意义，即便能用的方法仍很原始，医生们也已经开始计算使用瘾品的风险率，其中又以评估酒精类的例子最多。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Natchez）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塞缪尔·卡特赖特（Samuel Cartwright）从1823年起以自己的同事为对象做了为期30年的观察。结果发现，不喝酒的医生有76%到1853年仍健在，喝酒的医生却只剩12%了。在印度的马德拉斯省服役的欧洲军人住院记录，也说出同样的故事：爱豪饮的人在医院死亡的人数是完全不喝酒者的4倍，喝得有节制的人死亡率也有不喝酒者的两倍之多。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教师们发明了另一种实验统计法，教学生在两棵盆栽植物上分别洒上威士忌与清水，再观察比较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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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统计学发展成熟以后，有了更简明精确的方法证实使用瘾品的风险，大众对于瘾品的不良作用也有了更多认识。例如，1930年间的新西兰禁酒运动者已经可以在演说中告诉听众，不过量饮酒的人在40岁到50岁之间可能增高的死亡率是多大。这些说法都有英国精算学会（British Institute of Actuaries）的研究结果为依据。陆续发表的国际研究证据——1950年底以前共有德、荷、美、英诸国有8项研究指抽烟与癌症有关——乃是扭转一般人对香烟看法的关键。烟草业纵有打保卫战的决心，抽烟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致病致死的恶源。专家们纷纷指证使用瘾品的风险，例如，美国政府医疗辅助耗在医疗院所方面的费用有1/5是与滥用烟草类、酒精类等瘾品相关的。慢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加上社会成本的分析，把瘾品变成带有道德含义的“风险因子”，对使用者本人有害，也对大众的荷包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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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禁酒与限制卖酒的人士也运用到当时新兴的一个医学观念：上瘾行为是持续暴露于接触瘾品的状况所引起的一种渐次严重的疾病。这种想法于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早期在酗酒研究中渐渐成形；到了20世纪初，这个观念差不多扩及了所有精神刺激的瘾品。有些英美著述将瘾品上瘾的现象命名为“嗜醉癖”（inebriety）。病因在于瘾品对神经系统起了病态作用，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意志薄弱的道德缺失。天生神经虚弱的人特别容易染上这种病。不过，正常人一样会成为嗜醉类瘾品的受害者，害了这种病的子女也不能幸免。医生们强烈反对给婴儿“下药”以及怀孕期间使用麻醉类瘾品。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在1881年间指出：“母亲在怀孕期间持续使用吗啡而导致胎儿死亡、虚弱或智力发育不良，并不罕见。”他还举出近似白痴以及5岁大仍不会说话走路的幼儿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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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医生认为，使用瘾品造成的伤害——包括嗜醉的倾向——可能传给下一代。烈酒和其他瘾品会损害生殖细胞，在下一代身上制造病变祸害。有人说它是“灭族毒药”，这种名词在排外主义盛行、国际对立强烈的时代是很震撼人的。一些优生学家——英国的凯莱布·萨雷比（Caleb Saleeby）即是其一——敦促政府阻止酗酒者生儿育女。后天癖性可能遗传的说法在1910年以后虽然不再盛行，胎儿可能受瘾品不良影响的看法却一直持续，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与70年代初期的研究中获得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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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有关瘾品的毒性与成瘾性的研究，至少产生两种重要的政治影响。第一，主张改革的医生、药剂师、卫生官员立场更坚决，要求以医生处方法规和再配药的限制来紧缩取得鸦片类药品与可卡因的渠道。这类管制最先在欧洲出现，后来美国也有，但各州并不一致。（欠缺有效管制也许是美国受可卡因风潮袭击最早也最重的原因。）第二种影响是，禁酒运动者得到了一件利器。少数只从宗教观点着眼的禁酒人士对于嗜醉理论的世俗意义不感兴趣，指那是不信神的人意图将罪恶尊严化。但大多数禁酒人士都将以往的道德呼吁与医学新知结合。约翰·高夫（John B. Gough）曾说醉酒是罪恶也是疾病，“是生理的恶，也是道德的恶”，正是这种态度的梗概。医学将生理与道德相连：瘾品滥用必然侵蚀大脑的是非判断机能，有嗜醉癖的人十之八九习惯扯谎。就连自命清高的“公社分子”（Communards）也抵挡不了尼古丁和酒精的影响，吞云吐雾使他们和常人一般无二，几杯酒下肚也可以将他们的理智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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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最令教会的禁酒人士感到棘手的是与《圣经》有关的话题。英国的嗜醉研究权威诺曼·克尔（Norman Kerr）是这么说的：“如果宣称基督曾经以有害的麻醉饮品与众人使用，而且《圣经》赞同这样做，在我看来都是不攻自破的理论。”克尔等人士认为，《圣经》原本是指两种酒：一种是发酵过的坏东西，另一种未发酵过的是好的酒，也是耶稣在迦南婚礼上祝福过的。本来是两回事，却被粗心地混为一谈。所以，《圣经》赞同饮酒的矛盾其实是翻译错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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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假设招致许多不客气的讥嘲。剑桥大学一位教师指之为“没有充足证据的诡辩”，并且说，以古代近东地区的卫生条件而言，发酵根本是必然的，《圣经》反对的是无节制的豪饮，不是饮酒。这项争议引起的经文评注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其中有些还成为畅销作品，可见烈酒在19世纪如何被病态化。饮酒会致醉，品行良好的人有节制地饮酒仍有丧失生命与灵魂堕落的危险。《圣经》不可能赞成作恶。诸多不同的声音只能用“翻译错误”的理由来化解，这理由虽有人顽强地维护却并不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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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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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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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统计学与医学探讨提供了反对瘾品买卖者有科学根据的论点，中国受瘾品磨蚀的恶化状况可以算是一堂实物教学的课程了。1860年以后深入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们抱怨不断：在一个拿鸦片麻醉自己的国度传教是徒劳无功的，鸦片贸易乃是伪善的极致。一位传教士写道：“鸦片贸易的历史是基督徒的罪恶，是基督徒之耻。把这反常的、违反自然的异教风俗帮凶除掉，我们就可以与敌手决战。”行医传教的人士记录下来的则是抽鸦片造成的实质有形伤害，并且积极挑战那些为抽鸦片辩解的人。他们的论述也加深了西方国家的忧虑，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出现鸦片馆和吗啡鬼，就要走上传教士所说的堕落与国家衰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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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的抗议诉怨以英国的政府与民众为目标，当时英国舆论反对贩卖鸦片之声已经渐渐多起来。至于中国人，不需外人教训早已知道问题之严重。担任总督的张之洞在1881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山西之祸患实在鸦片。乡村民众之六成，都市居民之八成，官员兵丁之十成均有毒瘾。”这个估计数字虽然夸大了些，但危机意识是真实的。与张之洞同时期的爱国人士也都认为，鸦片问题未解决之前，主权国家之论都是空谈。而解决之道就是禁止国内的种植生产与印度鸦片输入，国内的生产是地方政府与朝廷的重要收入来源，而外来的鸦片（中国人称之为“外国土”）是外夷霸权的象征。从日本及其他国家返回的留学生对鸦片泛滥的现状批评尤甚，因为他们在外国已经目睹严格管制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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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采取行动。朝廷宣布，鸦片弥漫全国，吸食者浪掷光阴，损耗健康，倾家荡产，动摇国本，因此政府下令禁种鸦片10年。官员们也开始交涉停止输入印度鸦片事宜。时机选得正好，因为英国人也开始——虽然迟了些——认清鸦片危及中国的完整这一事实。相较于其他列强，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量、在中国的投资额都是最大的；如果中国崩溃或分裂，英国自己的利益也将大受损失。此外，印度输至中国的鸦片贸易已经连续数年衰退，中国境内的栽种渐渐取而代之了。印度政府1880年至1887年的收入的14%来自销往中国的鸦片，1905年已减少至只占7%。再就是，英国1906年大选的结果是自由党上台，这个党的成员绝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他们主张戒酒、不信奉英国国教，而且反对鸦片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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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开始探询各国政府的意愿，打算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鸦片问题——会议后来于1909年在上海举行。当时美国外交官员有两个重要目标：维持中国主权，打开美国外销中国的市场。人人吸鸦片却会导致中国政局不稳定以及对美国商品需求减少。美国在亚洲的鸦片贩卖中并无多大财政利害可言，鸦片的改革之议对美国是有利而无害的。美国国务院此举，获得中国政府和美国商业团体的支持，政治影响力不小的戒酒运动者和传教士也表示赞同，传教士此时又在为美国新获取的殖民地菲律宾的鸦片问题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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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英国与印度的官员和中国人达成协议，英国与印度将以每年减少10%的速率将鸦片外销结束，条件是中国人以同样的速率消除境内的鸦片生产。出乎许多外国观察者的意料，中国履行了这项协议。禁烟政策虽然引起内陆省份的强烈反抗，各地实施的效果也不一，但中国的官员确实有所进展，而且程度足以使英国监察者表示满意。印度官员因而同意将预定10年终止外销鸦片的期限提前，最后一批销往中国的合法鸦片在1913年自印度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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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中国方面却开始把持不住了。清朝政权于1911年瓦解，继起的民国欲振乏力，军阀统治与内战互斗、日本制药业的出口扩张野心、日本浪人的大规模毒品买卖生意，齐力促成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倒退现象。[日本一名鸦片大亨曾经满不在乎地说：“鸦片害处很多，可是黄金外流（日本的贸易逆差）也是很糟糕的事嘛！”]中国的改革人士虽然在20世纪20~30年代断断续续发起反对抽鸦片、种鸦片的运动，却都没有成效。企图控制中国的各方势力都知道，鸦片带来的财源太重要了。毛泽东的名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先决条件是需要有钱来买枪杆子，而且有钱付给挥舞枪杆子的那些人。凡是有私人军队、有地区性冲突、有外国势力挑起战争、政府软弱无能的地方，鸦片走私都非常猖獗。近几十年的金三角地区和阿富汗是如此，1949年以前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消除了国内反对禁鸦片的声音，展开持续的查禁与再教育，鸦片烟瘾的问题才真正解决。然而，20世纪80年代缅甸的越界鸦片走私再度活跃，中国境内再度发现零星的鸦片种植，都证明鸦片问题的消失仍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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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都是后话。1906年到1911年间的情势变化，让改革人士学到两个直接的教训。第一个是，瘾品控制的成败要看国家的意愿。历史学者威廉·麦卡利斯特（William McAllister）认为，只要政府真心想把事情管好，应该可以有立竿见影之效。清朝政府开始做得不错，如果能持续执政，也许会成功。当时其他政局比中国稳定的国家自然就能把境内打点好，不让世界性的瘾品走私涉入。改革人士认为可以借助于外交先例，国际间的条约既可以包括邮政、关税、水路、战争伤亡、战犯，何不将瘾品也收录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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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教训来自印度与中国的禁烟协议的成果，即：削减供应是最有可能管制成功的法子。只要铲除医疗必要以外的鸦片生产，就可以铲除滥用的问题。这个理论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得多。1911年以后成形的国际体制却以这个策略为基础。即便有保护主义的讨价还价、世界大战、政治阴谋、制药公司的游说，一群外交官还是整理出一系列的妥协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1925年的《国际鸦片公约》（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以及内容更详尽的1931年的《限制公约》（Limitation Convention）。这些协议带来了一套固定的——虽然不是滴水不漏的——管制系统，凭这套系统可以限制曾经是有暴利的、可抽重税的、在全球扩张的瘾品买卖业。联合国随后又有修正案，将此系统的管理机制做了合理改革，并且将“精神药物”（psychotropics，安非他明、巴比妥酸盐等配制药物）纳入国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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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起来，打倒鸦片！孙中山的拒毒遗训是打击鸦片队伍的前导，后面跟着呼吁拒毒教育、建设戒毒所、查禁鸦片的标语。这幅海报是1928年之作。反烟运动虽然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却因政治纷扰而不见成效，争夺势力的军阀们大多宁愿借鸦片牟利而不愿予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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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签署《限制公约》的国家已经够多，公约终于生效，精神刺激瘾品的买卖整个为之改观。管制以外的买卖越来越罕见。出售香烟给未成年者、营业时间过后出售烈酒、没有医生处方而出售麻醉品、出售违禁瘾品，都有法条可管。国际条约不但限制了鸦片买卖，也限制在非洲内陆的烈酒交易。个别国家政策上虽有显著的差异，例如，美国禁止以定量合法瘾品处理戒毒者的断药症状，欧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多数国家并不禁止，整体趋势仍是走向管制与选择性的禁止。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趋势是多项因素决定的，是现代国家的具体表现。这个世界一旦更趋工业化，人们更精打细算，地域间的往来更容易，医学知识更普及，专横的约束更令人不耐烦，就必然需要某种更严格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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