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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生产的规模与地点也是重要因素，葡萄栽种、酿造、蒸馏一直普遍盛行于欧洲和伊斯兰文化以外的世界各地，麻醉品的生产却是有局限的，鸦片大部分产自南亚的贫穷国家和殖民地，古柯叶大部分来自秘鲁和爪哇。本来有少数几个工业化国家在制造可卡因和吗啡，其中以德国的生产量最大。德国起初是反对管制政策的，其产能也威胁到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制定的整个国际管制计划。后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英、美代表在巴黎会议上坚持条约中要强制战败的同盟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亚）遵守《海牙鸦片公约》。德国、土耳其，以及另一个顽抗的国家必须在国际联盟监督下同意管制出口。希特勒虽然在1933年令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德国政府仍然默默继续配合瘾品管制当局。纳粹党对于违禁品买卖一贯是坚决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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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类的故事和酒类的十分近似。烟草业的经济影响力和操作广度都给自己带来相当程度的豁免优势，上了瘾的吸烟者之众多更是理所当然的优势。香烟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量扩大、上瘾程度加深、获利性增高，都是在扫兴的致癌证据未出炉之前就发生了。按理查德·克鲁格（Richard Kluger）估计，假如美国政府在1964年公共卫生局长发布报告之后就努力约束吸烟，影响所及的吸烟人口应该不下7 000万（这个数目包括粗略计算的18岁以下的吸烟者，官方当时统计的吸烟人口之中，已成年者有5 200万），另外还有200万人是香烟股票持有者、烟农、香烟工厂工人、零售商、接受香烟广告赞助的出版业者和广播业者，以及因其他缘故依附烟草业维生的人。这样的奢望未免不切实际。（当时的美国已经主控着全世界的瘾品管制政策，也不可能同意听从国际间的出口管制。）烟草类的种植与消费在发展中国家渐渐普及以后，烟草业的经济得失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到了1983年，全世界的生产与销售所提供的全职工作，超过1 800万个。如果把工作者的家小、兼职工作者、季节性的劳工也都计算进去，大约有1亿人是靠烟草业维持生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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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规模的生产与所得，给了跨国烟草公司笼络吸收的力量，他们也很乐意运用这种力量来做公关、贿赂媒体、提供政治捐献、赞助艺术与体育活动，以及收买游说者、专门作证的人、律师。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和雷诺公司甚至提供“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车间隐私权小组90%的经费，这个小组发起的运动之一即争取员工的吸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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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栽培业在19世纪末已经遍及全世界，除了南极洲，每片大陆都有工人在葡萄园里工作。美国加州的葡萄栽培业的劳动力十分多样，有英裔的美国人、印第安人、拉丁美洲人、欧洲人、亚洲人。图中可见这些工人把一篮篮葡萄搬到红杉木桶前，也有工人在桶上踩踏葡萄。葡萄栽培业、酿造业、蒸馏业都在经济与财政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酒类抵抗禁令的力量比其他瘾品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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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公司也相当擅长借游说来保护濒临绝种的产品，甚至能做到把管制精神刺激品的国际条约延迟到1971年才推出，而且趁未推出之前促使条约在内容上给予了多项让步。制药公司对于国内的管制政策也发挥了同样的影响力，是医生也是药物历史研究者的莱斯特·格林斯潘（Lester Grinspoon）说明了制药公司的运作方式。当时他在麻醉品及危险瘾品管理局[Bureau of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为1968年至1973年间的联邦主管单位，也是麻醉品管理处（Drug Enforcement Agency，简称DEA）的前身]，等候为大麻的医疗使用作证，正好听到另一桩行政法庭听证。该案有关温士洛普制药公司（Winthrop Pharmaceuticals）生产的戊唑辛（pentazocine）的管制问题，而这种药物已经有相当多的上瘾、服食过量、滥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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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公司的6名律师提着公文包向前，要阻止将戊唑辛列入管制，即便列入，也要放在不那么严格的序列。结果他们算是部分成功，戊唑辛列入了第四序列药品。下一个审核项目是大麻，作证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量致死或上瘾的证据，只有许多证人——包括病人和医生——说它确实有医疗上的用途。政府人员拒绝将它从管制最严的第一序列改成第二序列。假使大麻关系着某个财力雄厚的大制药公司的商业利益，情况会不会因此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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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瘾品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民间的、非主流文化的瘾品而言，大麻始终没有像烟酒类那样得到跨国公司的支持或财力庇护，这个事实，再加上按官方论述的大麻与犯罪和偏差行为的关系（以及近年来在文化战争中被互踢皮球的地位），都使大麻容易成为管制措施开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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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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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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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酒能得到宽松的对待，这与强势的领袖与显要人物的个人癖好也有关系。从古到今，这一直是破坏瘾品管制的因素之一。彼得大帝在欧洲尝到抽烟的乐趣之后，把俄罗斯的禁烟令撤销了。在教会中发挥同样影响力的人是好吸鼻烟的教宗本尼迪克特十三世（Benedict XIII, 1649~1730），梵蒂冈还在1790年开设了自己的烟厂。领导阶层的恶癖很容易成为官方的恶癖，所谓上行下效，即便没有法律作为后盾，起码也能受到宽容。例如中国的禁烟运动，在官员们都酷好此癖的地区就推行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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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烟喝酒，以及饮用咖啡因饮品，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政治人物中极为普遍，我们只需回想起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雅尔塔同桌开会的情景，就很难相信他们会共商管制烟酒的策略。麻醉药品管理局局长安斯林格本人既抽烟又喝“杰克·丹尼尔”（Jack Daniels）——此酒可以“让你在不顺遂的日子振作精神”，后来落得必须用拐杖带氧气筒。专业人士也一样是烟酒不忌，而且嗜烟甚于酒。反对一切瘾品的威利医生曾说，只要牧师们、教师们、生意人、企业老板、社交名流以身作则地抽烟，“这种癖好就不会被视为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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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时候的医生们，在医学研讨会上总是烟雾弥漫得连幻灯片的影像都看不清。理查德·多尔爵士（Richard Doll）是肺癌的流行病学研究先驱人物，他曾经说，如果以他开始做研究的1948年和更早的50年前相比，担心抽烟损害健康的人不增反减。大量抽烟已经麻木了集体的危机意识，医学界内外皆然。历史学者约翰·伯纳姆（John Burnham）认为，本来应该以健康为念的医生都在抽烟，一般大众怎会相信抽烟真的有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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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姆提出另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知名人士都在抽烟喝酒，好莱坞电影中一定看得见斟酒的玻璃瓶和香烟这两样道具，其他瘾品使用倒十分罕见。有史以来第一部有声电影《纽约之光》（Lights of New York, 1928）就是叙述私酒买卖的，到了1930年，所有美国影片中至少有4/5都有一些饮酒画面呈现。[欧洲影片没有相关的统计可查，但大导演勒内·克莱尔（René Clair, 1889~1981）和让·勒努瓦（Jean Renoir, 1894~1979）以及同期其他人士的作品几乎每部都有烟酒的镜头。]好莱坞的米高梅影片公司（M-G-M）的导演克拉伦斯·布朗（Clarence Brown）指出，由于电影显示烈酒在禁酒令之下依旧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影响了舆论对于禁酒的看法。电影明星抽烟喝酒最基本的作用是：肯定抽烟与喝酒，摧毁了维多利亚时代原有的顾忌，也冲淡了烟酒妨害健康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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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酋长之败亡。美国式的反抗：吊死主张禁酒的老古板。这幅漫画预言1932年大选后禁酒令宣告死亡，结果正如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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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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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抵制：以前苏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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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烟酒的双重标准维持了大半个20世纪，名人显贵的行为确实对其寿命发挥了强化并延长的功劳。然而，遇上统治阶级的作为及意识形态与民间习俗背道而驰的时候，结果又会怎样呢？前苏联的烈酒管制经验是一个——其实是两个——极佳的例子，证明即使在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制下，民众的反对仍足以挫败官方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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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自从1917年执政的时候起，就想要关闭淡酒及烈酒酿造厂，并终止酒精饮料贩卖。卫生部长尼古拉·谢马什科（Nikolai Semashko）有心照美国的方式实施禁令，曾夸口说：“我们再也不会走回伏特加的老路。”他认为禁酒之后，酗酒就会像旧政权一样衰退消失。1923年间，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宣布，苏联共产党禁除伏特加酒乃是“作为工人阶级生活新表征的两大事实”之一，另一大事实是8小时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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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政府结束了禁酒措施，重新开放国营的烈酒零售中心（monopol’ka）。俄国人之好酒，纵有监狱、警察、死刑伺候也遏阻不了，部分原因在于文化的惯性，饮酒的习惯——尤其是痛饮——根深蒂固于俄罗斯上下各阶层，在欧洲是天下无双；部分原因在于谋生，农民为了赚取必要的收入，只得把收成的作物用来酿“萨莫贡”（samogon，意指家酿酒）；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国家的税收。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说过，与其让大家淹没在萨莫贡里面，不如借伏特加酒公卖来供应社会主义之需。1930年9月，斯大林指示官员们“公开直接以达到最高产量为目标”，官员们当然照办。到了1940年，前苏联境内卖酒的商店比卖肉类、水果、蔬菜的商店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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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酗酒与聚饮烂醉又成为前苏联的生活事实，情形与帝俄时代相差无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酒类消耗量——包括国营企业的产品和萨莫贡——每年增加44%。按20世纪80年代初期计算，每人平均摄取的纯酒精量是40年代的4倍，80年代初的酗酒者也多达总人口的15%以上。前苏联政府为了掩饰这种趋势，于1963年将伏特加酒生产一项从统计年鉴中剔除，不过他们忘了剔除糖的消耗量，糖是萨莫贡偏好的基本材料。1960年每人平均消耗约28公斤糖，到1979年增加到43公斤以上，其中大部分用在蒸馏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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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主政的时代，前苏联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酒鬼有，酒鬼治，酒鬼享”。前苏联政坛的人士和驻苏的外交官员都不敢和这位总理对饮，据说他的酒量大到惊人的地步，酒量能与他匹敌的唯一人物是只做了一年总理就死于肝硬化的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一次，勃列日涅夫乘车从扎维多弗（Zavidovo）的狩猎别墅回莫斯科，同车还有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曾任前苏联外交部长与最高苏维埃主席），葛氏抱怨酗酒问题已经到了危害国家的程度，苏联的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受到酗酒的不良影响的波及。勃列日涅夫耐心听着他讲，然后突然插嘴说：“安得烈，你该知道，俄罗斯人是非喝个够不可的。”葛罗米柯立刻打住这个话题，不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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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这个话题并没有错。当时酗酒已经成为社会之祸，因酗酒导致的过早死亡、离婚、智障、车祸丧生、工业事故、犯罪、意外火灾都在增加。空军地勤人员会偷取军机装备里的防冻液，加以蒸馏之后当烈酒喝掉，再灌入清水蒙混过去。飞行员如果需要在高空中使用防冻槽，麻烦可就大了。根据当时的相关研究估计，酗酒的工人比不喝酒的工人工作效率低了36%，相当于一年少了93个工作日，实施精简化与计算机化之后，情况更糟，酒醉或宿醉未醒的工人根本掌控不了复杂的电子系统。1985年间，一组科学家将酗酒损耗的各种社会成本加起来，达到每年1 800亿卢布，大约是酒类销售所得总额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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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本人是个只会适度小酌的人。为他提供意见的人士认为酗酒是祸国殃民的恶因。他受了这些人——他的夫人是主要人物之一——的影响，于1985年展开逐步限制酒类供应的方案，包括降低产量、缩短供应时间、减少零售店。不过两年时间，契里阿宾斯克市（Chelyabinsk）的酒类销售店就从150家减到只剩4家。官员们纷纷下令毁掉葡萄园、关闭酿酒厂。犯罪、酗酒告假、意外事故随之减少。国民平均总消耗量——包括私酿的在内——减少了将近1/4，这是空前的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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