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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自从1917年执政的时候起，就想要关闭淡酒及烈酒酿造厂，并终止酒精饮料贩卖。卫生部长尼古拉·谢马什科（Nikolai Semashko）有心照美国的方式实施禁令，曾夸口说：“我们再也不会走回伏特加的老路。”他认为禁酒之后，酗酒就会像旧政权一样衰退消失。1923年间，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宣布，苏联共产党禁除伏特加酒乃是“作为工人阶级生活新表征的两大事实”之一，另一大事实是8小时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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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政府结束了禁酒措施，重新开放国营的烈酒零售中心（monopol’ka）。俄国人之好酒，纵有监狱、警察、死刑伺候也遏阻不了，部分原因在于文化的惯性，饮酒的习惯——尤其是痛饮——根深蒂固于俄罗斯上下各阶层，在欧洲是天下无双；部分原因在于谋生，农民为了赚取必要的收入，只得把收成的作物用来酿“萨莫贡”（samogon，意指家酿酒）；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国家的税收。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说过，与其让大家淹没在萨莫贡里面，不如借伏特加酒公卖来供应社会主义之需。1930年9月，斯大林指示官员们“公开直接以达到最高产量为目标”，官员们当然照办。到了1940年，前苏联境内卖酒的商店比卖肉类、水果、蔬菜的商店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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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酗酒与聚饮烂醉又成为前苏联的生活事实，情形与帝俄时代相差无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酒类消耗量——包括国营企业的产品和萨莫贡——每年增加44%。按20世纪80年代初期计算，每人平均摄取的纯酒精量是40年代的4倍，80年代初的酗酒者也多达总人口的15%以上。前苏联政府为了掩饰这种趋势，于1963年将伏特加酒生产一项从统计年鉴中剔除，不过他们忘了剔除糖的消耗量，糖是萨莫贡偏好的基本材料。1960年每人平均消耗约28公斤糖，到1979年增加到43公斤以上，其中大部分用在蒸馏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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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主政的时代，前苏联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酒鬼有，酒鬼治，酒鬼享”。前苏联政坛的人士和驻苏的外交官员都不敢和这位总理对饮，据说他的酒量大到惊人的地步，酒量能与他匹敌的唯一人物是只做了一年总理就死于肝硬化的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一次，勃列日涅夫乘车从扎维多弗（Zavidovo）的狩猎别墅回莫斯科，同车还有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曾任前苏联外交部长与最高苏维埃主席），葛氏抱怨酗酒问题已经到了危害国家的程度，苏联的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受到酗酒的不良影响的波及。勃列日涅夫耐心听着他讲，然后突然插嘴说：“安得烈，你该知道，俄罗斯人是非喝个够不可的。”葛罗米柯立刻打住这个话题，不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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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这个话题并没有错。当时酗酒已经成为社会之祸，因酗酒导致的过早死亡、离婚、智障、车祸丧生、工业事故、犯罪、意外火灾都在增加。空军地勤人员会偷取军机装备里的防冻液，加以蒸馏之后当烈酒喝掉，再灌入清水蒙混过去。飞行员如果需要在高空中使用防冻槽，麻烦可就大了。根据当时的相关研究估计，酗酒的工人比不喝酒的工人工作效率低了36%，相当于一年少了93个工作日，实施精简化与计算机化之后，情况更糟，酒醉或宿醉未醒的工人根本掌控不了复杂的电子系统。1985年间，一组科学家将酗酒损耗的各种社会成本加起来，达到每年1 800亿卢布，大约是酒类销售所得总额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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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本人是个只会适度小酌的人。为他提供意见的人士认为酗酒是祸国殃民的恶因。他受了这些人——他的夫人是主要人物之一——的影响，于1985年展开逐步限制酒类供应的方案，包括降低产量、缩短供应时间、减少零售店。不过两年时间，契里阿宾斯克市（Chelyabinsk）的酒类销售店就从150家减到只剩4家。官员们纷纷下令毁掉葡萄园、关闭酿酒厂。犯罪、酗酒告假、意外事故随之减少。国民平均总消耗量——包括私酿的在内——减少了将近1/4，这是空前的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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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整个行动计划在1988年夭折了，禁酒措施带来了大排长龙买酒的现象——莫斯科人平均每年耗在排队买酒上的时间有90小时之多，酿私酒与酒精中毒的情况也多起来。有人因喝亮光漆而导致全身发紫。1987年死于甲醇中毒的人数大约有1.1万人，几乎与在阿富汗战争中死亡的苏军人数一样多。1985年以前的酒类总消耗量大概1/3是萨莫贡，此时萨莫贡已占到2/3了。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政策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在他推行“公开化”（glasnost）的时代，批评者都可以不必顾忌。巨大的克里斯托酿造厂（Kristall）的经理弗拉基米尔·亚姆尼科夫（Vladimir Yamnikov）就曾不满地说：“我个人认为这些措施太过分了。限制吃喝是违反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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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前苏联官员仍然持续拥护禁酒措施。本人滴酒不沾的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就认为，放弃禁酒而退回抽重税的路线是可悲且不道德的（1989年的酒类税收超过了未禁之前的1984年的数量）。他把1988年以后的合法烈酒消耗量骤减形容成“缓慢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被揶揄为“矿泉水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也为禁酒措施辩护，但他同时承认推行过程上有瑕疵，瑕疵之一是没有把原则讲明白。政治领导人和新兴起的戒酒组织都没有说清楚什么才是正确路线：是完全禁戒，抑或是适量地喝？这种暧昧态度在俄罗斯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的财政大臣就曾经利用国家专卖的利润同时赞助酿酒厂和戒酒团体，结果导致地方官吏各行其是，当然是以失败收场。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情况亦然，有些官员推行新政策太过热切，有些又对中央的指示置之不理，只专心经营着地方党部地下室里的酿造厂业务。禁酒运动不免招致表里不一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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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行事不公的指责。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为了排遣单调枯燥的生活而喝酒，指挥他们的人却要他们保持清醒努力工作。但努力的结果是对谁有利呢？拿到工资能买到必需的消费品吗？——商店的货架都是空的。上级承诺的体育设施和文化福利又在哪里？生活根本索然无味。有人说，老实而清醒的人卖劳力让既不老实又不清醒的人享受富裕，这等于是奴隶制度，另一个人讽刺地说：“没有啤酒喝，要社会主义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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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也是，但一个破产的、黑道盛行的共和政体也没什么用。叶利钦（Boris Yeltsin）上台后，长期短缺经费的政府继续实行戈尔巴乔夫执政最后几年的重税政策。私酒的盛况再起，主要是为了逃税。酒类消费上扬，狂饮作乐普遍，酒精中毒越来越常见，再加上大量抽烟，都导致俄罗斯的死亡率上升。男性平均寿命在推行禁酒期间本来有所增加，却在1990年至1994年间减少了6岁以上。然而，不断增加的死亡中毒事例和相关的宣传，都阻止不了俄罗斯人喝酒，一位心理学家一言以蔽之：“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喝酒是斯拉夫民族的文化特色，简直视之为自己生来就应享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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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发生的是似乎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与似乎不可移动的客观事实的冲撞，历史力量是合理化的改革，客观事实是俄罗斯的酗酒现象，结果是后者胜利。这显示，使用瘾品的习惯可以在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不可能予以永久排除，也不可能使之丧失合法地位。这也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反酒运动中，几乎完全没有拿少数民族做替罪羔羊的情形看出来。当时虽有极少数人指控犹太人的酗酒习惯把苏联社会“带坏”了，但禁酒人士找不到美国人昔日指控外来移民酗酒与华人抽鸦片那样的实在证据。因为，男性斯拉夫裔的工人——社会角色、族裔背景、意识形态上的地位都最优越的一群——才是酗酒比例最高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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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勃列日涅夫的美好时代！”俄国式的抵制。原文是一语双关，“prezhnie vremena”意思是“美好的旧时光”，与“Brezhnie vremena”（ 勃列日涅夫时代）仅一字母之差。旗子上的字是“伏特加”。为奥波兹年柯（D. Oboznenko）于1989年所制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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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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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禁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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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麻、可卡因以及其他违禁瘾品的人，处境却相反。就政治角度看，这些人都是较易遭攻击的——其实是诱人出手的——目标。虽然违禁瘾品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曾经盛行于一些富家子弟之中，但主要仍是街头闲混的少年、辍学者、宵小、娼妓、失业游民，以及其他社会边缘人在使用。巴基斯坦的海洛因使用者半数来自全国人口之中最贫穷的20%。印度孟买的拾荒者有“赤砂糖”（即劣质海洛因）瘾的据说高达90%。中国大陆的海洛因上瘾者大多数是男性、年纪轻、单身、教育程度低，大约半数在接受治疗时是失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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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海洛因或其他违禁品上瘾的人会陷入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这些人会持续失业，因为雇主都不愿意沾惹上这些人。从以下这名31岁的海洛因毒瘾者的陈述可以看出其中缘故，此人曾在联邦政府里工作，当时还是IBM字球式电动打字机（Selectric）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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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能源部上班，在一个政府机关式的那种老旧大楼里。我有员工证，随便走动没人拦，警卫看了证件就放行。大楼里的门都没锁……我认识一个家伙是要买IBM打字机的，要买其中的那个字球。我不必偷整台打字机，只要耐心一点儿把那个字球拿出来就行……我偷了50个，那家伙一个给我4美元。50乘以4，那就有200美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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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关要更换这些损毁的打字机，却得花费1 300美元。违禁瘾品使用者造成的失窃、意外事故、法律纠纷，都使雇主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雇主要想查明谁在使用违禁瘾品，只需规定受雇者接受尿检。通不过检验或逃避检验的人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绝望之余又去服食瘾品——甚而去贩卖瘾品。社会底层的违禁瘾品使用者一直都是非法零售的主力，后盾的货源来自不使用这些瘾品的明知故犯者。（这种人会说：“我有什么不对？我又不吸这鬼东西，我只是卖药的。”）这种事实既强化了主张禁止的立场，也使禁止措施实行起来困难重重。警方每逮捕一名贩卖者或挟带者，都有好几个人巴不得递补他的空缺。监狱里的这种罪犯人满为患。麻醉品管理局的干员们把墨西哥游击战英雄潘乔·维拉（Pancho Villa）的照片贴在各自的办公空间中，希望借此鼓励自己不要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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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禁瘾品管制政策连带的诸多问题——执行不连贯、花费太大、暴力行为、贪污受贿、掺假伪造、意外使用过量、针头传染疾病，在世界各国都引起公民投票、民意测验、各界论战方面的争议。其中又以美国发生的争议最激烈，而美国也是有史以来付出代价最高的瘾品战役发生的地方。美国的对抗瘾品大作战，虽然按官方宣布是1986年展开的，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当时尼克松政府推行的以美沙酮剂量戒毒以及其他治疗目的优先使用政策，都不再受到支持。从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以降的美国政坛人士都发现，愤怒焦虑的选民都赞成采取提高最低刑责等严厉措施，而且甘愿承受所需经费的负担。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瘾品战役每年耗费的资源高达350亿美元。这个数目超过了违禁瘾品贩卖总额——大约每年500亿美元——的2/3。因违禁瘾品相关罪名被监禁或拘留的人有40万之多。至于海洛因和可卡因，仍然便宜而容易买得到。如此的成效令人怀疑管制措施的可行性与公平性，也不免引来强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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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中最激烈的是呼吁将违禁瘾品合法化，合法化的要求出自一种反动的自由意志论，融合了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要把政策时钟往回拨100多年。按其主张，海洛因、大麻，以及其他违禁瘾品应改为成人可以购买的合法瘾品，正如19世纪时鸦片酊、成药、古柯酒都是成人可买的合法瘾品。成人购买虽也有诸多限制，却有导致上瘾与滥用的隐忧，所以合法化的主张在美国和其他地区都推动不了。1997年在维也纳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赞成合法化的只有6%，反对者则有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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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么极端的反弹是主张从减轻伤害着手。伤害降低运动（harm-reduction movement）常被抨击是掩护瘾品合法化上垒的一个招式，其实它的历史应比现在的合法化主张还久，起源可以溯至20世纪70年代的大麻烟及美沙酮的管制之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支持者与观念。主张虽有个别议题上的差异——例如戒毒期间施给海洛因的成本效益问题，但大方向是相同的。伤害降低派的人士强调需求之降低甚于供应货源之减少，他们敦促将瘾品滥用的事实去政治化，要求以戒毒治疗取代刑罚惩处，因为后者既不适当又耗费太多金钱。他们赞成为不肯戒药的人提供消毒的注射用具，并赞成无限期地以美沙酮供给戒毒者使用（以免这些人又去偷打字机的字球）。他们坚决不做道德批判，对绝对禁止的做法抱持怀疑，对于医疗的违禁瘾品处方和合法化实验则采取宽容态度。他们希望能把大麻——也许还有其他瘾品——从最严格管制的序列挪到比较宽松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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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降低的主张所引发的争议，只比合法化主张引起的哗然稍微缓和一点点。对于要求谨遵《圣经》教诲与道德规范的保守人士而言，根本可以毫不迟疑地反对这类主张。按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的说法是：“认为某种活动极不道德的人，只要知道有人在从事它，就觉得受到伤害。”这不是狂热分子才会有的感觉。有些做法——例如迈克尔·马辛（Michael Massing）会连问也不问就拿消了毒的注射针头给一看即知有孕在身的毒瘾妇女——可能是任何人都不会轻易赞同的。所谓降低伤害虽然可以救人一命，却触犯了道德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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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主张有其政治上的脆弱性。主流的政治人物在瘾品管制政策上都赶紧倒向道德及宗教的保守团体，路线越强硬的越好。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曾说：“瘾品方面的教育与治疗，背上了软弱无聊的恶名。赞成这类主张的人都成了没骨气的人。国会里如果有这类提案，大多数议员在表决之前都要打听什么措施是最强硬的。他们的态度不外乎‘我也不晓得这样做有没有效，反正不会有人怨我不够强硬就可以了’。”曾有一位澳大利亚南部议员在正反双方票数平手的时候，投下赞成将大麻合法化的法案，不料竟引来阵阵“真不像话！岂有此理！”的叫骂。国际知名的金融巨子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经投注上百万美元，想把瘾品管制政策导向减轻伤害的原则。他承认，议员诸公几乎没有人敢站出来赞成，“碰这个议题就好像去摸高压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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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高压电线的电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产阶级的家长，这是在政治力量上举足轻重的一群选民，他们担心大麻等违禁瘾品可能危害到小孩。勒禁瘾品的措施可能耗费很高的社会成本，但这是总计起来才显得较高，从单方面看并不明显。负担最沉重的是贩卖者、使用者、警力扫荡密集的都市贫穷小区。在生活富裕的郊区选民看来，严格执法就是保护他们的家人。他们支持严禁瘾品买卖及使用，认为这可以提供一种安全保障，至于成本则由那些根本不该做这种坏事的人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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