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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禁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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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麻、可卡因以及其他违禁瘾品的人，处境却相反。就政治角度看，这些人都是较易遭攻击的——其实是诱人出手的——目标。虽然违禁瘾品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曾经盛行于一些富家子弟之中，但主要仍是街头闲混的少年、辍学者、宵小、娼妓、失业游民，以及其他社会边缘人在使用。巴基斯坦的海洛因使用者半数来自全国人口之中最贫穷的20%。印度孟买的拾荒者有“赤砂糖”（即劣质海洛因）瘾的据说高达90%。中国大陆的海洛因上瘾者大多数是男性、年纪轻、单身、教育程度低，大约半数在接受治疗时是失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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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海洛因或其他违禁品上瘾的人会陷入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这些人会持续失业，因为雇主都不愿意沾惹上这些人。从以下这名31岁的海洛因毒瘾者的陈述可以看出其中缘故，此人曾在联邦政府里工作，当时还是IBM字球式电动打字机（Selectric）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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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能源部上班，在一个政府机关式的那种老旧大楼里。我有员工证，随便走动没人拦，警卫看了证件就放行。大楼里的门都没锁……我认识一个家伙是要买IBM打字机的，要买其中的那个字球。我不必偷整台打字机，只要耐心一点儿把那个字球拿出来就行……我偷了50个，那家伙一个给我4美元。50乘以4，那就有200美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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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关要更换这些损毁的打字机，却得花费1 300美元。违禁瘾品使用者造成的失窃、意外事故、法律纠纷，都使雇主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雇主要想查明谁在使用违禁瘾品，只需规定受雇者接受尿检。通不过检验或逃避检验的人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绝望之余又去服食瘾品——甚而去贩卖瘾品。社会底层的违禁瘾品使用者一直都是非法零售的主力，后盾的货源来自不使用这些瘾品的明知故犯者。（这种人会说：“我有什么不对？我又不吸这鬼东西，我只是卖药的。”）这种事实既强化了主张禁止的立场，也使禁止措施实行起来困难重重。警方每逮捕一名贩卖者或挟带者，都有好几个人巴不得递补他的空缺。监狱里的这种罪犯人满为患。麻醉品管理局的干员们把墨西哥游击战英雄潘乔·维拉（Pancho Villa）的照片贴在各自的办公空间中，希望借此鼓励自己不要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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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禁瘾品管制政策连带的诸多问题——执行不连贯、花费太大、暴力行为、贪污受贿、掺假伪造、意外使用过量、针头传染疾病，在世界各国都引起公民投票、民意测验、各界论战方面的争议。其中又以美国发生的争议最激烈，而美国也是有史以来付出代价最高的瘾品战役发生的地方。美国的对抗瘾品大作战，虽然按官方宣布是1986年展开的，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当时尼克松政府推行的以美沙酮剂量戒毒以及其他治疗目的优先使用政策，都不再受到支持。从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以降的美国政坛人士都发现，愤怒焦虑的选民都赞成采取提高最低刑责等严厉措施，而且甘愿承受所需经费的负担。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瘾品战役每年耗费的资源高达350亿美元。这个数目超过了违禁瘾品贩卖总额——大约每年500亿美元——的2/3。因违禁瘾品相关罪名被监禁或拘留的人有40万之多。至于海洛因和可卡因，仍然便宜而容易买得到。如此的成效令人怀疑管制措施的可行性与公平性，也不免引来强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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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中最激烈的是呼吁将违禁瘾品合法化，合法化的要求出自一种反动的自由意志论，融合了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要把政策时钟往回拨100多年。按其主张，海洛因、大麻，以及其他违禁瘾品应改为成人可以购买的合法瘾品，正如19世纪时鸦片酊、成药、古柯酒都是成人可买的合法瘾品。成人购买虽也有诸多限制，却有导致上瘾与滥用的隐忧，所以合法化的主张在美国和其他地区都推动不了。1997年在维也纳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赞成合法化的只有6%，反对者则有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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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么极端的反弹是主张从减轻伤害着手。伤害降低运动（harm-reduction movement）常被抨击是掩护瘾品合法化上垒的一个招式，其实它的历史应比现在的合法化主张还久，起源可以溯至20世纪70年代的大麻烟及美沙酮的管制之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支持者与观念。主张虽有个别议题上的差异——例如戒毒期间施给海洛因的成本效益问题，但大方向是相同的。伤害降低派的人士强调需求之降低甚于供应货源之减少，他们敦促将瘾品滥用的事实去政治化，要求以戒毒治疗取代刑罚惩处，因为后者既不适当又耗费太多金钱。他们赞成为不肯戒药的人提供消毒的注射用具，并赞成无限期地以美沙酮供给戒毒者使用（以免这些人又去偷打字机的字球）。他们坚决不做道德批判，对绝对禁止的做法抱持怀疑，对于医疗的违禁瘾品处方和合法化实验则采取宽容态度。他们希望能把大麻——也许还有其他瘾品——从最严格管制的序列挪到比较宽松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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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降低的主张所引发的争议，只比合法化主张引起的哗然稍微缓和一点点。对于要求谨遵《圣经》教诲与道德规范的保守人士而言，根本可以毫不迟疑地反对这类主张。按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的说法是：“认为某种活动极不道德的人，只要知道有人在从事它，就觉得受到伤害。”这不是狂热分子才会有的感觉。有些做法——例如迈克尔·马辛（Michael Massing）会连问也不问就拿消了毒的注射针头给一看即知有孕在身的毒瘾妇女——可能是任何人都不会轻易赞同的。所谓降低伤害虽然可以救人一命，却触犯了道德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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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主张有其政治上的脆弱性。主流的政治人物在瘾品管制政策上都赶紧倒向道德及宗教的保守团体，路线越强硬的越好。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曾说：“瘾品方面的教育与治疗，背上了软弱无聊的恶名。赞成这类主张的人都成了没骨气的人。国会里如果有这类提案，大多数议员在表决之前都要打听什么措施是最强硬的。他们的态度不外乎‘我也不晓得这样做有没有效，反正不会有人怨我不够强硬就可以了’。”曾有一位澳大利亚南部议员在正反双方票数平手的时候，投下赞成将大麻合法化的法案，不料竟引来阵阵“真不像话！岂有此理！”的叫骂。国际知名的金融巨子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经投注上百万美元，想把瘾品管制政策导向减轻伤害的原则。他承认，议员诸公几乎没有人敢站出来赞成，“碰这个议题就好像去摸高压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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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高压电线的电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产阶级的家长，这是在政治力量上举足轻重的一群选民，他们担心大麻等违禁瘾品可能危害到小孩。勒禁瘾品的措施可能耗费很高的社会成本，但这是总计起来才显得较高，从单方面看并不明显。负担最沉重的是贩卖者、使用者、警力扫荡密集的都市贫穷小区。在生活富裕的郊区选民看来，严格执法就是保护他们的家人。他们支持严禁瘾品买卖及使用，认为这可以提供一种安全保障，至于成本则由那些根本不该做这种坏事的人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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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降低伤害措施的力量并不全然来自道德批判、政治上的考虑、阶级的利害。世俗立场的鹰派人士——例如瘾品滥用议题的专家罗伯特·杜邦（Robert DuPont）——也就公共卫生的论点质疑降低伤害的可行性。理由包括，合法化与无条件供应注射针头会传达错误信号给年轻人，提高了他们好奇一试的概率；大麻仍属于有害的入门麻醉品，其不良作用比一般为它申辩的人士所说的要严重；海洛因和可卡因的诱惑力强、不易控制、可能导致上瘾。所以，放松对这些化学恶势力的战斗就等于向它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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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么强势的反对，主张减轻伤害的人士有一件利器可用：艾滋病（AIDS）。以血管注射方式使用瘾品的人因为害怕被人发现，加上又缺钱，所以会共享注射器和瘾品。在越南，贩卖瘾品者在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设备的贫民区房间里，用一只烧饭的大锅调和鸦片或海洛因溶剂，给聚集在此的毒瘾者施打，最多一次注射50人，其间完全不清洗针头。按越南官方1997年诊断确知的艾滋病携带者之中，高达70%是有注射毒瘾的人。马来西亚、缅甸、中国大陆西南省份的贩毒场所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比率也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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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注射毒品是传染艾滋病主要原因的事实既已得到确证，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官员都大感震惊。瑞士伯尔尼的医生罗伯特·海米克（Robert Haemmig）指出，瑞士在20世纪80年代初本来采定的方针是彻底强制戒毒，但艾滋病的致命性已经迫使决策者重新思考。有毒瘾的人未来可能戒除，但如果他们已经染上艾滋病，也就没有什么未来可言了。所以，为他们的健康着想，也为了防止病原的散播，必须让躲在公厕里的毒瘾者转移到比较卫生的环境里。到了1990年，普遍供应消毒针头的国家已不限于瑞士，还包括英国、加拿大、丹麦、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有供应但较不普遍的国家则是法国、西班牙、瑞典。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只有美国例外，瘾品政策在美国成了文化战的人质，所以官方立场是禁止这么做的。不过，主张降低伤害的游击队员还是照做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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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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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把管制违禁瘾品的力度降低，已经引起争议，现在又有人要把管制合法瘾品的力度升级，也引起了争议，这又是近30年来瘾品政策辩论的另一面。许多公共卫生学的权威与瘾品滥用研究专家都认为，政府对于烟酒的管制应当再加强，摄取这两种“管制序列欠急迫”的瘾品不但有害健康，而且易导致他类瘾品的滥用。（儿童摄取咖啡因类不受限制，也已经引起注意。）按这个论点，主管官员应当承认科学证明的事实，即烟酒均为有害的刺激精神的瘾品。主管当局应该调整政策——包括管制、课税、罚责——的原则，才能够充分反映实际的危害与社会成本。例如：禁止烟酒广告、推出劝诫广告、提高消费税、降低依法准许开车的血液中酒精含量、增加烟酒瘾的治疗经费、减少酒类摄取、营造无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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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意见与一律合法化的自由意志作风是不能和平共存的，与降低伤害的论点却没有这种矛盾。许多主张降低伤害的人士也在呼吁加强对合法瘾品的管制。按瘾品政策的立场分类，这算是“猫头鹰派”，而“鹰派”主张的是一律予以刑法伺候，“鸽派”主张一律合法化。猫头鹰派希望的是公共卫生政策目标趋于一致，按公平的原则处理合法的与违禁的瘾品：烟酒兼备的便利商店也不必挂出“本店杜绝瘾品”的牌子。猫头鹰派认为，瘾品泛滥既已成为难以驾驭的社会问题，目标一致的政策——将各地的环境条件与状况的轻重缓急列入考虑之后的一致目标——应该就是最实用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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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归希望，未必能成为事实。惯性的力量是非常不易扭转的。只顾讲理论的公共卫生官员——和历来的理性主义者一样——却往往对这种惯性力量不耐烦。改革人士近来在烟类政策方面却有相当不错的成绩：如禁止烟类广告或予以限制、提高烟税、达成数十亿美元的民事诉讼赔偿，以及一连串揭发烟草业掩盖事实的行径。世界银行在1974年到1988年之间总共贷出15亿美元给烟草业的开发计划，如今也逆转方向，不再投资烟类生产。无烟环境的概念已经遍及全世界。1996年12月间，极左派的“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游击组织在利马劫持外国人质，由于不吸烟的人质要求，劫持者划分了吸烟区与不吸烟区。人质之一事后追溯当时的情形：“那些日本人抽烟，实在抽得很凶，不过他们都待在另一个房间里，所以还不至于太糟糕。”活动不多的美国人没有可以吸烟的去处，所以在指定给西伯利亚来的那些人集中的冷飕飕的户外去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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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遭到围剿真可谓是时不我待。本来在20世纪前半叶最引起争议的合法瘾品是酒类而不是香烟。1935年就创立的“匿名戒酒协会”以酗酒者互助戒酒为宗旨，却完全漠视香烟的危害。两位创始人比尔·威尔逊（Bill Wilson）与鲍勃·史密斯医生（Bob Smith）都是老烟枪，也都死于与香烟有关的病症。迟至1955年，还有一位医生——而且是纽约市公园大道豪华住宅区的一位小儿科医生——口口声声说：“认为吸烟有害健康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我只能说，我要是有2 000美元的闲钱，还是会拿来投资香烟股票。”如今可不是这样的了。流行病学与科学研究证明香烟是世界上散布最广、致命率最高的瘾品，几乎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如诉讼案中的律师所说，拿香烟来往肺里吸入就有致命危险，什么预加的防范措施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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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的问题就复杂多了。喝了酒的人会兴奋冲动，言语不清、丧失平衡、视力模糊。飞机的驾驶员如果抽了烟，乘客不会在意；但驾驶员若是喝了酒，乘客都要提心吊胆了。自1975年起，科学研究越来越注意的是喝酒习惯的普遍性，而不是染上酒瘾疾病的少数人。饮酒导致的社会危害——例如酒后驾驶导致的车祸——重新引来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禁酒运动”，这比19世纪的那一次禁酒略为倾向世俗，并没有将灵魂救赎与合理的改革合而为一。然而，酒类不像烟类那么容易受到管制力度升高的影响，短期内在西方社会很可能维持既有的地位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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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不变的原因之一是，“适度”饮酒——例如每天有一餐进餐时喝一杯葡萄酒——可以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适度饮酒也有益于预防中风、成人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其他疾病。诸如此类的益处，究竟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饮酒有节制的人本来生活习惯就有益健康，目前尚不确知。可以确知的是，许多人可以适度饮酒而没有危害健康之虞。抽烟却没有适度抽就不怕危害健康的说法。在越来越注重健康、厌恶生病而渐趋老化的西方社会里，这一点差异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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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饮酒的经验丰富，归纳出了各式各样减低饮酒伤害的惯例与禁忌，例如，文明人懂得喝加了水的酒，大家也都知道空腹不宜喝酒。有些文化把饮酒以其有益健康的方式纳入日常生活与仪式中，成绩斐然，例如意大利人与犹太教徒即是。（有些文化的效果却明显不好，俄罗斯人即是一例。）文化规范也有缓和吸烟伤害的类似方式，例如：不可躺在床上抽烟，别人有反感时也不宜抽。然而，如今大家既已知道香烟本身的害处，要安全地纳入日常生活已经不可能了。甚至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也在1999年间公开承认了香烟这种不可忽视的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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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类终于逐步沦为差劲人物才与之为伍的东西。酒类却持续在伊斯兰文化以外的世界各地广泛盛行，在西欧地区尤其普及——成年人有3/4有饮酒习惯。在美、英，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抽烟在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之中已经明显式微，在最贫穷也最不理会卫生当局呼吁的社会阶层之中却仍旧是“文化上的常态行为”——此乃历史学者弗吉尼娅·贝里奇（Virginia Berridge）的用语。因为集中在社会中下阶层，香烟在政治辩论下的处境更为不利，景况和百年以前的麻醉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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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期望将烟类纳入瘾品一致管理比较有可能实现，将酒类也纳入则不然。也许不久的将来买香烟真的得凭处方了，但这只是按目前趋势设想的总结，不能视为意料中的必然。科技的变革极有可能将瘾品政策重新洗牌，只要有滤除尼古丁的新发明问世，情况就可能大变，正如艾滋疫苗的发明可能使主张发送注射针头的减轻伤害论点不再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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