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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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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现代性与时间—空间转换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首先必须拿它同前现代的时间的关系作一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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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前现代文化都有计算时间的方法。比如，如同书写文字的发明一样，日历也是农业国家的独特发明。但是，很显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如果不参照其他的社会—空间标记，没有人能够分清每天的时间。“什么时候”一般总是与“什么地方”相联系，或者是由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区别。机械钟（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计时方式）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时钟体现了一种“虚化”时间（empty time）的统一尺度，以这种方式计算，便可精确地设计每日的“分区”，比如，对“工作时间”的确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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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用机械钟测定时间的一致性与时间在社会组织中的一致性相适应以前，时间都一直是与空间（和地点）相联系的。时—空转换与现代性的扩张相一致，直到本世纪才得以完成。它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日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每一个人现在都遵循着同样的计时体系：例如，“二 年”的来临现在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事件。尽管不同的“新年”继续存在，但是都被归入了同一种计时制下，这种计时制实际上变得普遍起来。第二个表征是跨地区时间的标准化。即使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通常都还有不同的“时间”，而在国家之间的边界地区，情况甚至更为混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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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空间的虚化”的前提，因而具有超越空间的因果关系上的优先性。因为，如同下面我将要提到的那样，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可以从空间（space）与地点（place）相分离的角度来理解“虚化空间’的发展。强调空间与地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极为重要，因为人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常常大体上把它们看成是同义词。“地点”一词通过场所（locale）的观念被再好不过地概念化了，场所指的是社会活动的物质环境在地理上的分布。[15]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presence）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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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时间的例子来看，空间与地点的分离与量度的统一模式的出现并不是密切相关的。划分空间的可靠方法总是比统一的时间尺度更容易得到。“虚化空间”的发展首先与两类因素联系在一起：用不着参照某个具有明显地利之便的优势场所便可以对空间进行描述的因素，以及使不同的空间单元相互替换成为可能的因素。西方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们对世界的“边远”地区的发现是上述二类因素的必要基础。先进的全球航海图导致了世界地图的产生，在世界地图中，透视法在解释地理位置和形式方面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航海图使得空间“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地点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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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没有倒退或是尽善尽美的单线式发展。相反，与所有的发展趋势一样，它也是辩证的，也产生出了一些对立的特征。此外，时—空分离又为它们与社会活动有关的再结合提供了基础。时刻表就是容易说明问题的例子。一张火车运行时刻表，初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一张临时图表。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时—空秩序的规划，它表明火车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正因为如此，它才许可火车、乘客和货物之间的复合调整穿越广袤的时空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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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时—空分离对现代性之极端动力机制如此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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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对此我将作简要分析。时—空分离及其标准化了的、“虚化”的尺度的形成，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embedding）到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被脱域了的制度极大地扩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制度还依赖于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协调。这种现象，通过冲破地方习俗与实践的限制，开启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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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各种组织（包括现代国家）有时可能具有相当固定和惰性的特质，韦伯把这些特质同官僚制联系在一起。但是，更为普遍的是，它们具有一种与前现代秩序形成鲜明对照的动力机制。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像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而且通过两者的经常性连接，直接影响着千百万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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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现代性相连的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依赖于“嵌入”时间和空间的各种模式，这些模式对以前的文明形式来说是不可能的。作为过去的系统性的积淀而对建构未来有着帮助的“历史”，随着农业国家的早期出现而获得了它最初的动力，但是现代制度的发展却赋予了它一种全新的动力。现在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标准化计时体系，提供了对过去的整体性的积淀方式，无论这种“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属从于这些差异很大的解释。此外，既然全球的总体性图式今天已经被视为当然，那么，整体的过去已经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时间和空间已被重新组合起来以便构筑起关于行动和经验的世界—历史的真实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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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脱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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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谈社会系统的脱域（disembeding）问题。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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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们常常用“分化”或“功能专门化”概念来讨论由传统世界向现代世界的转变（transformation）。根据这种观点，从小规模的社会系统向农业文明的转变，然后再走向现代社会的运动，可以被看成是社会的内在多样化的进步过程。对这种立场也有各种异议，因为其倾向于进化论的视角，却完全没有注意社会系统分析中的“边界问题”，而且它总是依赖于功能主义者提出的观念。[16]而且，对目前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对时—空伸延问题它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论述。分化或功能专门化概念对理解社会系统如何将时间和空间托架出来的现象并不很适用。由脱域唤起的图像能够更好地抓住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组合，这种组合一般而言对社会变迁，特殊地说对现代性的性质，都是特别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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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区分两种脱域机制的类型，这些机制都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第一种我称之为象征标志（symbol-ic tok ens）的产生，第二种我称为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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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象征标志，我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象征标志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例如，有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在这里我将集中讨论货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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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中，货币的性质曾经被广泛地讨论过，并且，它显然构成了经济学永恒的关注点。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货币被称之为“多才多艺的妓女”，她是这样一种交换工具，不论商品或服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用非个人的标准去代替它们。货币允许任何东西之间的交换，而不管用于交换的商品是否与所交换的商品具有实际同等的质量。马克思对货币的批评性论述预示了后来他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作的区别。由于货币所具有的“纯粹商品”的作用，交换价值的一般化成为可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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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乔治·齐美尔对货币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论述是最为深远和最为丰富的。[18]我将很快回到这一点，因为我在自己对货币作为一种脱域机制的讨论中，将引用齐美尔的论述。同时应该注意的是，与货币的社会特性相关联的内容也是塔尔科特·帕森斯和更晚近的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著作的一部分。帕森斯在这方面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作者。根据他的观点，货币是现代社会中诸种“流通手段”之一，其他的流通手段包括权力和语言。尽管帕森斯和卢曼的讨论与我在后面将要表述的东西有着某种类似，但是我还是不接受他们分析的主要框架。无论是权力还是语言都不能等同于货币或其他脱域机制。权力和语言的运用是非常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活动的固有特征，而不是特殊的社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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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什么?在这个问题的解答上，经济学家们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一致意见。然而，凯恩斯的文章也许提供了最好的起点。凯恩斯强调的主要点之一，是货币与众不同的特殊品质。他在著作中对货币所作的严格分析，将他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区分开来，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正如利昂·沃尔拉斯所说的那样，“货币是不存在的”。[19]凯恩斯首先区分了作为帐目的货币和狭义的货币本身。[20]在货币的早期形式中，它是由债务来界定的。“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于是标志着由以物易物向货币经济过渡迈出的第一步。当在交易结算中债务的回收能够通过商品来替代时，一种基本的变化就产生了。任何一家银行都能开出这种对“债务的自然偿还券”，而且它也代表了所谓“银票”（bank money）。银票在其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以前，是对私人债务的认可。这种向货币的变动包含有国家的干预，而国家是货币价值的担保者。只有国家（这里指的是现代的民族国家）能够把私人债务交易变为标准的支付形式，换言之，只有国家能使债务和债权在数量不定的交易中处于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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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形式中，货币首先是根据债务和债权来加以定义的，它们与遍布各处的多向交换相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凯恩斯把货币和时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1]货币以一种延缓的方式，在产品不可能直接交换的情况下将债权和债务连接起来。我们可以说，货币是支托出时间，因此也是将交易从具体的交换环境中抽脱出来的手段。更准确地说，根据较早引入的术语，货币是时—空伸延的工具，它使在时间和空间中分隔开来的商人之间的交易成为现实。齐美尔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货币的空间含义，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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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作用同个人与其财产之间的空间距离相关联……只有一个企业的利润能够以一种轻而易举地的方式被转移到任何地方，它通过财产与其所有者在空间上彼此分离，来保证它们处于一种高度独立状态，换言之，即自我流动能力……货币跨越空间的威力能够使所有者和他的财产分离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各行其是，其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所有者和财产直接粘连在一起的时期，那时的经济契约仍然是一种带有个人性质的事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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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任何一种存在货币的前现代文明相比较，现代货币经济中的脱域程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前现代最发达的货币体系中——如在罗马帝国的货币体系中，最大的进展也没有超出凯恩斯所做的以实物形态露面的商品货币。而今天，“货币本身”已经独立于它所代表的商品，如同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数据一样，以纯信息的形式显现出来。把货币看成是一种流通手段，就如帕森斯所做的那样，是一种不恰当的比喻。作为硬币或纸钞，货币确实流通着，但是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大量的金钱交易并不采取这种形式。森西尼指出，那种认为货币“流通”着，并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流动物”的老观念，在实际上是误导性的。[23]如果货币（比如说，像水一样）确实流动着，那它的流通就直接是以时间的形式来表现的。因此，速率越大，为满足单位时间内同等量流动物所需要的流道就越小。就货币而论，这意味着一个特定的交易所要求的总量将与它流通的速度成正比。但是如果认为一百镑的支付可以由五十镑或十镑来完成则纯粹是废话。作为一种流通物，货币并非与时间（或更准确地说，与时间—空间）相关，而恰恰是通过连接当时与日后、在场与缺场而将时间托架出来的手段。用萨耶尔的话来说，“资产不能够如交换工具一样运作，除非它同时也是从一种所有权向另一种所有权转移以完成某种交易的工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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