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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根本上说，信任不是与风险而是与突发性联系在一起的。面对突发性事件结果，信任总是具有信赖的涵义，而无论这些结果是由于个人的行动还是由于系统的运作造成的。至于说到对人的信任，信赖则包含有“诚实”（荣誉）或爱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信任他人对信任者个人来说是心理上的骄傲自大：这是对自己命运的道德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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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靠性方面，信任与信赖并不相同，这种可靠性是由信赖派生出来的。准确地说信任是联结信赖与信心之间的纽带，正是因为如此，信任不同于“欠充分的归纳性知识”。后者是建立在对环境的某种程度的了解基础之上的信心，而在这种环境中，具有信心被认为是合理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信任都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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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在象征标志或专家系统内所谈论的信任，是建立在信赖（那些个人并不知晓的）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良好动机）的信赖之上。当然，对某个人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与对系统的信赖有关，但是所信赖的只是这些系统的有效运转，而非系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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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此我们到了给出关于信任定义的时候。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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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信任存在于以下情境之中：（a）对人类活动（包括在这一阶段技术对物质世界的影响）乃是社会性的创造的一般意识，而非由事物之自然本性或神明之影响所形成的；（b）由现代社会制度之动力特征所导致的急剧扩大的人类活动的变革范围。风险的概念代替了运气，但这并不是因为前现代时期的行动主体就不能分辨风险和危险。相反，它体现了对决定性与突发性事件的认识的变化，以至于人类的道德命令、自然原因以及机会取代了宗教的宇宙决定论的地位。现代意义上的机会观念，是与风险观念同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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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危险与风险密切相关但又不尽相同。这种区别并不取决于个人在考虑或采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是否会有意识地权衡各种选择。准确地说，风险意味着危险（但并不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当某人冒风险做某一件事时，在这里，危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任何一个“有计划地进行冒险”的人都能意识到由特殊的行动过程所引起的这种或这一系列威胁。但是，在采取行动或经历具有内在风险的境遇时，个人完全有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会冒什么样的风险。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会招来什么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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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风险和信任交织在一起，信任通常足以避免特殊的行动方式所可能遇到的危险，或把这些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在信任所涉及的环境框架中（如对股市的投资，参加对身体有危险的运动），在某些情况下，风险的类型是可以被制度化的。在这里，技术和机会是限制风险的因素，但是通常风险是经过周密估算的。在所有信任的环境框架中，可接受的风险属于“欠充分的归纳性知识”的标题之下，而且，从这种意义上说，信任和经过估算的风险之间实际上总存在着一种平衡。究竟什么风险才是“可接受的”或者说是最低限度的?这在不同条件下当然是不同的，但在维持信任方面是最主要的。这样一来，乘飞机旅行就会被看作是有内在危险的行动，因为飞机的飞行看起来是违背了重力原理。经营航空公司的商人们在反对这一点的时候，通过计算每英里死亡的乘客人数，从统计学上证明乘坐飞机旅行的风险是多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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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风险不只是个人的行动。有一些共同影响许许多多个体的“风险环境”。举例来说，它们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生态灾变或核战争便是如此。我们可以把“安全”定义为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一系列特定的危险或者被消除或者被降到最低限度。安全经验通常建立在信任与可接受的风险之间的平衡之上。从实际的和经验的意义上说，安全或者是指大多数聚居在一起的人类集体的安全（直至并且包括全球性安全），或者是指个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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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的论述都没有谈到信任的对立面是什么，它并不简单的是不信任，对此我将在后面作出论证；我也没有对那些导致信任产生或消失的条件提供更多的说明，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比较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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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的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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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观念的内部，有一种与传统大相径庭的东西。如前面曾提到，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确能发现许多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地方。实际上，有的作者就曾指出，现代和传统彼此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其作任何一般性的对比都毫无价值。但是，如我们下面对现代性和反思性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时所看到的那样，实际上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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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人类总是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基础惯常地“保持着联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做事情的一种内在要素。在其他地方我把这称之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我之所以使用这个短语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相关行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的这个特征。[32]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对行为及其情境的监测过程，如霍夫曼最初向我们说明的那样。这并不是特别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反思性的涵义，尽管它构成了（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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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文化中，过去受到特别尊重，符号极具价值，因为它们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并使之永生不朽。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在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时，传统甚至不会抗拒变迁，这种环境几乎没有将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的标志，通过这些标志，变迁具有了任何一种富有意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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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口述文化中，人们并不这样去看待传统，尽管这些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化中最富有传统意味的。为了把传统理解为与组织起来的行动和经验模式不同的东西，就要求人们割裂时间和空间，而这只有在发明了书写文字以后才有可能。书写文字扩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产生出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对知识的反思性转换从既定的传统中分离了出来。然而，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制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以至于在时间领域中，“过去”的方面比“未来”更为重要。此外，因为识字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日常生活的周期化仍然是与原来意义上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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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如果不是“以前如此”正好与（人们根据新获知识发现的）“本当如此”在原则上相吻合，则日常生活的周而复始与过去就不会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仅仅因为一种实践具有传统的性质就认可它是不够的。传统，只有用并非以传统证实的知识来说明的时候，才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这就意味着，甚至在现代社会中最现代化的东西里面，传统与习惯的惰性结合在一起，还在继续扮演着某种角色。但是，传统的这种角色，并不如那些关注当代世界中传统与现代整合的论者们所设想的那般重要。因为，所谓已被证明为合理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虚假外表的传统，它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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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我们必须明白上述这种反思现象的性质。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部分地正是由它的行为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知道了（在维特根斯坦所阐明的意义上）“如何继续行动”这一点，对人类行动所继承并加以再造的习俗来说，具有本源的意义。在所有的文化中，由于不断展现的新发现，社会实践日复一日地变化着，并且这些新发现又不断地返还到社会实践之中。但是，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习俗才能被如此严重地受到改变，由此才能（在原则上）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技术上对物质世界的干预。人们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欲求为标志，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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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全面地意识到这种前景是多么地不确定。当理性的欲求替代了传统的欲求时，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只有我们无视现代性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上述这种观点才显得具有说服力。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在这个完全通过反思性地运用知识而建构起来的世界中，我们似乎置身其外。但是同时，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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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那些最坚定地捍卫科学必然性学说的哲学家，也都承认这一点。如卡尔·波普尔就说过：“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流沙之上。”[33]按照科学的观点，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证明，尽管科学一直尽力地在提供我们所渴求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可靠的信息。在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地带，现代性自由地漂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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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再没有什么知识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在“原来”的意义上，“知道”就是能确定。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然而，拿社会科学的例子来说，它对问题的考虑会更加深入。就此而言，应该回忆一下前面对社会学的反思部分所作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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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的不稳定特征，我们必须加上“破坏性”的标签，而“破坏性”的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论断都要重新进入到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社会科学是对这种反思性的形式化（专业知识的一种特殊类型），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说，又具有根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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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启蒙运动和崇尚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在把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区别开来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即使那些偏爱阐释型社会学而非科学型社会学的人，也常常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着一点联系（尤其是科学发现所引起的大规模的技术发展）。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制度的关键所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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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其实所有的社会科学也都参与了现代性的反思性过程。以经济学的论述为例，诸如“资本”、“投资”、“市场”、“工业”等许多概念现在所具有的意义，已经在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的早期（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发展中被详尽地阐明过了。这些概念，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经验性结论，都被公式化了，以便分析伴随现代制度出现而带来的种种变迁。但是它们并不能（也不曾）与相关的活动和事件分离开来。它们与“现代经济生活”是什么融为一体，并且密不可分。如果不是所有的人事实上都掌握了上述这些（以及无限多的其他）概念，现代经济生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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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业人士当然不能对“资本”、“投资”等概念作出规范化的定义，但是可以说，从每一个使用银行存折的人身上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这些概念。这一类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和经验信息，不只是出于某种便利的考虑，以使行动者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他们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相反。这些概念积极地建构着经济活动，并展示出这些经济活动背后的道理。经济学家能够获取的文献，与那些与之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如商界首脑，政府官员或公众）阅读或以其他的方式散布给他们的东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经济环境由于这些概念的参与而不断地变化着，从而在经济学理论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行为之间创造出一种彼此互相渗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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