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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迪哥·甘伯塔：《我们能信任“信任”吗?》（Diego Gambetta：“Can We Trust Trust?”），载于甘伯塔编：《信任：合作关系的形成与破裂》）。另参见同一书中J.邓恩（J.Dunn）的重要论文《信任与政治媒介》（“Trust and Political Agen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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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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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卡尔·波普尔：《推想与反驳》（Karl 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Routledge，1962），），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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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吉登斯：《社会结构》，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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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London：Heineman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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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贾安尼·瓦蒂莫：《现代性的终结》（GianniVattimo，TheEndof Modernity，Cambridge，England：Polity，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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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许多关于后现代性在什么程度上应被视作不过是现代性的延伸的文献，其中较早的有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的《连续性》（Continu ities）一书中《现代主义种种》（Modernisms）一文（London：Routldge，1968）。最近的讨论可见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编：《后现代文化》（Pos t-modern Culture，London：Plu-to，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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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Claude Levi-Strauss，The Sav-age Mi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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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汉斯·布卢门伯格：《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Hans Blumenberg，Wirklichkeiten in denen wir leben，Stuttgart：Reclam，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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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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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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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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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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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提到过，大多数社会学观点或理论的取向，是寻求对现代社会作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性阐释：即现代性诸制度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工业化的?今天重提这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决非没有意义。不过，这种争论部分地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因为每一方都包含了一种化约论：要么把工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附属品，或者正好相反。与上述化约论相反，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彼此不同的“组织类型”或维度。下面，我将对它们加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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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资本主义企业依赖于面向市场竞争的生产，在这里，价格成了对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都颇具意义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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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机械”可以被定义为以某种运作方式使用物质资源来完成具体任务的人工制品。工业主义预先设定了生产的规范化社会组织，旨在使人的行为、机器与原材料的投入和产品的产出协调。我们不应该如其在“工业革命”时原初所蕴涵的意义诱使我们所作的那样，对工业主义的涵义作过于狭窄地理解。那个时期，工业主义魔术般地变出了燃煤与蒸汽动力，伴之以巨大而沉重的机器在污秽不堪的作坊和工厂里叮当作响的景象。一点也不亚于上述景象的，是工业主义在高科技领域的驰骋，在这里电才是唯一的动力源泉。此外，工业主义不仅影响着工作场所，而且也影响着交通、通讯和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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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次级类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有着大量特殊的制度特征的体系。首先，它的经济秩序中包含着上面提到过的那些特征。资本主义企业强烈的竞争与扩张本质意味着技术创新总是持续性的和普遍性的。第二，这种经济与其他社会领域（特别是政治制度）全然不同，或者说是彼此“隔离”的。由于经济领域内总是保持着高度的技术创新，经济关系极大地支配着其他制度。第三，政治与经济（采取各种变化形式）的“隔离”是建立在生产方式中私人财产重要性的基础之上的（这里的私有财产并不一定专指属于个人的企业，而是更广义的资本私人所有）。资本的所有权直接与阶级体系中的“无产”现象即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有关。第四，国家的自主性受制于（虽然并不完全决定于）对资本积累的依赖，而国家还远远不能控制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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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究竟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社会呢?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按照其主要的制度性线索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话，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因为，由于它所具有的扩张本性，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只在很少几个方面是局限于特殊的社会系统边界内的。从它产生之初，资本主义在规模上就是国际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国家。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对民族国家的性质的阐释和分析，必须与关于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性质的讨论区分开来进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必须从该体系所能划定的领土边界加以协调性控制来解释。正如前面曾提到过的那样，没有哪个前现代国家能够哪怕只是接近民族国家中发展出来的在行政管理上的协调性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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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程度的行政集中化，反过来也依赖于那些大大超越于传统文明特征的监督能力的发展。而且，同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一样，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性维度。监督这里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督的重要性决不只限于政治领域。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许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1]），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监督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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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加以区分的现代性的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而且，在自己的领域内，常常反倒是无法对暴力工具实施垄断性控制。统治集团的军事力量依赖于它与地方诸侯或军阀的联盟，这些诸侯或军阀要么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统治集团，要么干脆就直接向统治集团提出挑战。这样，对现代国家来说，在领土明确的边界之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同样有意义的，是暴力工具与工业主义之间存在着特殊关联，这使得军事与武装组织之间能任意渗透。“战争的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以及后来的核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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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是十九世纪阐释战争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杰出人物，但事实上，当他论证其观点时，这些观点在实质上已经过时了。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是另一种方式的外交：当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普通谈判（或其他方式的说服和压制）失败时，人们就用战争的手段。[2]全面战争弱化了人们将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企图，因为，交战双方所承受的痛苦远远大于他们通过战争所能得到的外交收获。核战争的可能性使这一点变得更为显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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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列出了现代性的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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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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