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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资本主义企业依赖于面向市场竞争的生产，在这里，价格成了对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都颇具意义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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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机械”可以被定义为以某种运作方式使用物质资源来完成具体任务的人工制品。工业主义预先设定了生产的规范化社会组织，旨在使人的行为、机器与原材料的投入和产品的产出协调。我们不应该如其在“工业革命”时原初所蕴涵的意义诱使我们所作的那样，对工业主义的涵义作过于狭窄地理解。那个时期，工业主义魔术般地变出了燃煤与蒸汽动力，伴之以巨大而沉重的机器在污秽不堪的作坊和工厂里叮当作响的景象。一点也不亚于上述景象的，是工业主义在高科技领域的驰骋，在这里电才是唯一的动力源泉。此外，工业主义不仅影响着工作场所，而且也影响着交通、通讯和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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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次级类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有着大量特殊的制度特征的体系。首先，它的经济秩序中包含着上面提到过的那些特征。资本主义企业强烈的竞争与扩张本质意味着技术创新总是持续性的和普遍性的。第二，这种经济与其他社会领域（特别是政治制度）全然不同，或者说是彼此“隔离”的。由于经济领域内总是保持着高度的技术创新，经济关系极大地支配着其他制度。第三，政治与经济（采取各种变化形式）的“隔离”是建立在生产方式中私人财产重要性的基础之上的（这里的私有财产并不一定专指属于个人的企业，而是更广义的资本私人所有）。资本的所有权直接与阶级体系中的“无产”现象即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有关。第四，国家的自主性受制于（虽然并不完全决定于）对资本积累的依赖，而国家还远远不能控制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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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究竟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社会呢?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按照其主要的制度性线索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话，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因为，由于它所具有的扩张本性，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只在很少几个方面是局限于特殊的社会系统边界内的。从它产生之初，资本主义在规模上就是国际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国家。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对民族国家的性质的阐释和分析，必须与关于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性质的讨论区分开来进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必须从该体系所能划定的领土边界加以协调性控制来解释。正如前面曾提到过的那样，没有哪个前现代国家能够哪怕只是接近民族国家中发展出来的在行政管理上的协调性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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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程度的行政集中化，反过来也依赖于那些大大超越于传统文明特征的监督能力的发展。而且，同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一样，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性维度。监督这里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督的重要性决不只限于政治领域。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许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1]），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监督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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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加以区分的现代性的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而且，在自己的领域内，常常反倒是无法对暴力工具实施垄断性控制。统治集团的军事力量依赖于它与地方诸侯或军阀的联盟，这些诸侯或军阀要么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统治集团，要么干脆就直接向统治集团提出挑战。这样，对现代国家来说，在领土明确的边界之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同样有意义的，是暴力工具与工业主义之间存在着特殊关联，这使得军事与武装组织之间能任意渗透。“战争的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以及后来的核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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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是十九世纪阐释战争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杰出人物，但事实上，当他论证其观点时，这些观点在实质上已经过时了。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是另一种方式的外交：当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普通谈判（或其他方式的说服和压制）失败时，人们就用战争的手段。[2]全面战争弱化了人们将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企图，因为，交战双方所承受的痛苦远远大于他们通过战争所能得到的外交收获。核战争的可能性使这一点变得更为显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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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列出了现代性的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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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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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从左边开始。资本主义，指在竞争性劳动与产品市场情境下，日益从政治生活中脱离开来的经济。其次，监督对与现代性的兴起相关的所有类型的组织来说都是很根本的，特别是对在互促发展中历史地与资本主义相缠绕的民族国家来说，监督就尤为重要。同样，在民族国家实施的监督行动与现代社会中已经改变了性质的军事权力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实质性关联。以现代国家名义而实现的对暴力手段的成功垄断，有赖于用世俗手段对刑法法典的维系，以及对“越轨行为”的监督性控制。相对而言，军事则成了国家在市民权威方面所具有的内在霸权的一种间接性支撑，武装力量主要来说是“向外”的，即是针对其他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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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图一的线条再往下看，在军事权力和工业主义之间，也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主要的联系之一是战争的工业化。同样，在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也可以建立起一些清楚的联系，这些联系相对说来更令人熟悉，并且也有大量文献可查，尽管人们在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有分歧，对此，先前的讨论中也已涉及到了。在现代性条件下，工业主义构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主轴线。在大多数前现代文化中，甚至在那些强大文明中，人类也多半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延续。他们的生活与自然界的波动和变化联系在一起：人们从自然资源中获取食物的能力，庄稼的丰收与歉收，畜牧繁殖的多寡，以及自然灾害的冲击，等等。由科学与技术的联盟所构筑起来的现代工业，却以过去世世代代所不能想像的方式改变着自然界。在全球的工业化地区，并且逐渐地也在全球别的地方，人类开始生活在一种人化环境之中，这当然也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环境，但是它再也不仅仅是自然的了。不仅是建造起来的城市区域，而且绝大多数其他地区也都成了人类调整或控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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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中的直线勾勒出了人们能够作进一步分析的联系。例如，监督就曾经与工业主义的发展相当密切，强化了企业、工厂和车间中的管理权。可是，与其继续上述思路，倒不如简短地（只能是非常简短地，因为论题本身太大）审视在现代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制度群体是怎样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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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能够赞同马克思的是，在把现代社会生活从传统世界的制度方面分离开来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企业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竞争性的经济企业与商品化的普遍过程之间所建立的联系，资本主义具有着内在的强劲的动力。按照马克思所诊断的原因，资本主义的经济，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即无论是在民族国家范围的内部还是在其外部），就其本性来说都是不稳定、永不安宁的。资本主义所有的经济再生产都是“扩大再生产”，因为其经济秩序不可能像存在于过去大多数传统体系中的情形那样，维系在一种大致的静态平衡之中。资本主义的出现，诚如马克思所言，先于工业主义的发展，而且的确为工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许多原动力。工业生产和与之相关的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创造了效率更高和更为廉价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连接点，因为它使得“抽象劳动”得以直接被列入生产的技术设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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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劳动力的发展也构筑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对暴力手段的控制之间的一个主要连接点。为了分析这一现象，可以再一次用上马克思的有价值论述，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明确地展开。[3]在前现代国家，阶级体系很少完全是经济的：在某些情况下，剥削性质的阶级关系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而得以维持。统治阶级能够通过直接掌握暴力工具而调用这样的武力，其过去常常就是武士阶层。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阶级统治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合同（一种新产生的阶级体系的关节点）包括了对抽象劳动的雇佣，其表现为一种对工作周（强迫劳动）或产品（杂税或以实物支付的税收）的一种均衡，而不是对“整个人身”的奴役（即不是确立奴隶身份）。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契约并不依赖于直接拥有暴力工具，雇佣劳动名义上是自由的。因而，阶级关系是被直接内化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中的，而并非一种公开的、需要有暴力来直接支撑的关系。这一过程历史地与以国家之手对暴力工具的垄断性控制一同出现。暴力，正如其表现出来的那样，被“逐出”了劳动契约，并被集中到了国家权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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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促进现代性制度加速发展与扩张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之一，那么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族国家。不论国家的利益和资本主义的繁荣有时是多么地一致，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并不能由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来解释。后封建王国和公国松散分布的秩序和使欧洲区别于中央集权制农业帝国的原则，通过这些大量的突发性事件，民族国家体系便铸成了。现在正在向全世界扩张的现代性制度最初是一种西方特有的现象，并且受到上面提及的所有四个制度性维度的影响。民族国家在集中行政权力方面远比传统国家所能做到的更为有效，所以，即使相当小的民族国家，也都在动员社会和经济资源方面具有超过前现代体系的能力。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在它与工业主义交汇之后，在积累经济财富和增强军事力量方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所有这些面的结合使西方的扩张看起来是不可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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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制度性的维度后面，存在着前面所分析过的现代性动力论的三种来源：时—空伸延，脱域机制和反思特性。它们本身并不是制度类型，而是前面的段落里提及的历史性变革的有利条件。没有这些条件，现代性从传统秩序中分离开来的过程就不可能如此激进，如此迅速，并横跨如此广阔的世界舞台。它们既包含着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但同时也受到它们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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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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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全球化的精确定义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概括这一现象?这里将较为详尽地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即便是今天，全球化过程的重要性，也几乎比不上社会学文献中对这一概念所展开的种种讨论。让我们从回忆前面提到的一些要点开始。社会学家们对“社会”观念（在这里指一个以疆域为界的体系）的过度依赖，应该为这样一个起点所替代，它集中关注于分析时—空伸延的难题：社会生活是怎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时—空伸延的概念框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现场卷入（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的互动（在场和缺场的连接）之间的关联。在现代，时—空伸延的水平比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都相应地“延伸开来”。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就此而论，全球化本质上是指这个延伸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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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有这种可能，即此地发生的桩桩事件却朝着引发它们的相距遥远的关系的相反方向发展。地域性变革与跨越时—空的社会联系的横向延伸一样，都恰好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今天无论是谁，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研究社区问题，他都会意识到，发生于本地社区里的某件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如世界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影响。其结果并不必然是在相同方向上的一系列变迁，相反，甚至通常是彼此相反的趋向。通过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经济网络的作用，新加坡一个城市区域的日益繁荣可能与匹兹堡附近的一个社区的贫困相关，后者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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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够提供出来的诸多例子中，另一个例子则是欧洲和其他地方兴起的地方民族主义。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或者是国家）相关的民族感情的某些方面，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全球化进程加速进行的条件下，民族国家变得“对生活的大问题来说太小，对生活的小问题来说又太大”[4]。与此同时，当社会关系横向延伸并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时，我们又看到地方自治与地区文化认同性的压力日益增强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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