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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体系早就具有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反思特征。现实的主权本身，诚如我们业已指出过的原因那样，应该被视作某种不断反思性地加以监测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体系发展的早期，主权是与“边境”（borders）取代“疆界”（frontiers）这个现象相联系的：国家在其领土内所宣称的自治权，是通过其他国家对其边境的认可而被承认的。这就是区分民族国家体系与前现代时期国家体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前现代时期，很少有这种类型的所谓反思性的秩序关系存在，而且，“国际关系”概念在当时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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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所具有的辩证性质之一，表现在以下两种倾向之间的相互“推—拉”：一方面是由诸国家体系的反思性自身所固有的权力集中化倾向，另一方面却是各特定国家所具有的维护其主权的倾向。因而，国家间的一致行动在某些方面会削弱这些国家的主权，然而，通过其他方式而实现的权力联合，又在国家体系中增强了它们的影响力。同样的情况也可以从下面的两个情形中看出来：早期的议会——在与战争交互作用的情况下——对国家边界的划定和再划定，或像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机构的运作。联合国的全球性影响（它仍然受到如下这样一些事实的决定性限制：不具有自己的领土，也没有控制暴力工具的特别途径），并不是仅仅通过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方式而获得的，事情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兴国家”，即在从前的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自治的民族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是导致殖民者撤离的一个十分普遍而主要的因素。但是，在把前殖民地变成具有国际认可边界的主权国家的过程中，联合国中所展开的辩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无论这些新兴国家在经济上或军事上多么虚弱，同它们过去的情况比较，它们以民族国家（或者，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民族”[state-na-tions]）的面貌出现本身，就标志着在争取主权方面，它们是净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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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是世界军事秩序。为了阐明它的性质，我们必须分析这样一些关系：战争的工业化，军事组织的武器和技术从世界的一些地方向另一些地方转移，以及国家彼此间建立的同盟。军事同盟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对自己境内的暴力工具的垄断作出让步，尽管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也可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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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寻军事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的重叠时，我们又发现了在前面曾注意到的相反倾向之间的彼此“推—拉”。在当代，两个军事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和苏联）在真正全球范围建立了军事同盟的两极体系。参与这些同盟的其他国家必然要接受来自外部的对发展自己的独立军事战略机会的限制。只要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和苏联的军队按来自外部的命令行事，这些国家甚至就可能失去在自己领土上的对军事控制的完全垄断权。然而，作为一种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的现代武器，结果是几乎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拥有远远超过了甚至是前现代文明中最强大的国家的军事力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非常弱小，军事力量却很强大。从决非不重要的意义上说，在武器方面没有“第三世界”，而只有“第一世界”，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储备了技术先进的武器，而且彻底实现了军事现代化。甚至拥有核武器也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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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军事力量的全球化不仅局限于武器和不同国家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盟，它也关系到战争本身。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地区性冲突事件可能是全球性战争的开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方实际上来自所有的地区，尽管更确切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规模更大的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在核武器时代，战争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点，如同前面所提到，在这个转折点上，放弃克劳塞维茨的教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再清楚不过了。[10]除了在世界政治中可能具有的象征性价值以外，拥有核武器的唯一作用，是阻止他人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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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可能导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间战争的悬置（或者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希望），但它几乎不能阻止核武器国在自己的领土以外从事军事冒险。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其军事力量的边缘地区所进行的可以被称之为“特别精心安排的战争”，我的意思是指那些与他国政府或游击运动或二者同时发生的军事冲突，在这些冲突中，超级大国的军队甚至根本就不用登台亮相，但超级大国却是根本的操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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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是工业的发展。这方面最明显的是全球性劳动分工的扩张，包含世界上高度工业化与低度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分化。现代工业内在地建立于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它不仅建立在工作任务的水平上，而且还建立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在工业类型、技术、原材料生产方面的地区专门化水平上。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中的全球性相互依赖大大扩展了。这有助于世界范围的生产分布的转移，包括在发达国家中某些地区的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和第三世界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毋庸质疑，它也降低了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内部的经济霸权。由于全球性经济的相互依赖的日益增强，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如过去那样管理自己的经济会更加困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在国民经济层次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日益减小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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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主义的全球化运作的主要特性之一，是大机器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工业主义的影响，并非简单地仅仅局限于生产的范围，而且也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人类与物质环境互动的一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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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些仍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现代技术的运用也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环境之间原先的关系。这体现在诸如施用化肥和其他人工耕种方法，引进现代耕种机械，等等。在比上述所提及的更加负面和更加危险的意义上，工业主义的传播创造着“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实际或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的危害生态的变化。工业主义也决定性地制约着我们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中的真实感受，因为工业主义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通讯技术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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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使我们面对全球化的另一更深层和更重要的方面，即在我们上面曾提到过的每一种不同的制度性维度的背后存在着可以被称作文化全球化的现象。自从机械印刷术引入欧洲以来，通讯方面的机械化技术剧烈地影响着全球化的所有方面。它们构成了现代性的反思与断裂的重要方面，而正是反思与断裂，将现代从传统中分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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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纸大众性传播开来的早期，就有许多作者注意到了媒体将产生的全球化影响。一八九二年一个评论家就曾写道，由于现代报纸的作用，某个边远乡村的居民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知晓程度，超过了一百年前的首相。阅读某份报纸的村民“自己就同时关心着发生在智利的革命、东非的丛林战争、中国北方的屠杀和发生在俄国的饥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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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要点，不在于人们偶然地知道到了发生在全世界的诸多事件，放在以前，他们对这些事件几乎全然无知；这里的要点在于，如果不是铺天盖地而来的由“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的话，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本来是不可能的。也许，在一般的文化感悟层面上，这一点不如在特定的情境中那么显著。例如，当今的全球货币市场，就同人们直接而且同时接近大量的共享知识密切相关，虽然这些个人在空间上彼此相距甚为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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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歇尔·福柯：《纪律与惩戒》（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London：Allen Lane，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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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尔·凡·克劳塞维茨：《论战争》（Karl von Clausewitz，On War，London：Kegan Paul，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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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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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丹尼尔·贝尔：《二零一三年的世界与美国》（Daniel Bell，“The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3”），载于《代达罗斯》（Daedalus），1987年刊，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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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詹姆斯·N.罗森索：《对全球相互依赖的研究》（James N.Rosenthau，The Study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London：Pinter，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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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Academic，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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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沃勒斯坦：《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与未来消亡：概念的比较分析》（Wallerstein，“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World System：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载于他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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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图及有关讨论是对《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同类讨论的继续。见该书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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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Hans.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Knopf，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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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当然，克劳塞维茨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坚持认为他的思想与当今现实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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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克斯·诺德：《堕落》（Max Nordau，Degeneration，New York：Fertig，1968），第39页；原书初版于一八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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