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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些仍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现代技术的运用也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环境之间原先的关系。这体现在诸如施用化肥和其他人工耕种方法，引进现代耕种机械，等等。在比上述所提及的更加负面和更加危险的意义上，工业主义的传播创造着“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实际或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的危害生态的变化。工业主义也决定性地制约着我们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中的真实感受，因为工业主义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通讯技术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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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使我们面对全球化的另一更深层和更重要的方面，即在我们上面曾提到过的每一种不同的制度性维度的背后存在着可以被称作文化全球化的现象。自从机械印刷术引入欧洲以来，通讯方面的机械化技术剧烈地影响着全球化的所有方面。它们构成了现代性的反思与断裂的重要方面，而正是反思与断裂，将现代从传统中分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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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纸大众性传播开来的早期，就有许多作者注意到了媒体将产生的全球化影响。一八九二年一个评论家就曾写道，由于现代报纸的作用，某个边远乡村的居民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知晓程度，超过了一百年前的首相。阅读某份报纸的村民“自己就同时关心着发生在智利的革命、东非的丛林战争、中国北方的屠杀和发生在俄国的饥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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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要点，不在于人们偶然地知道到了发生在全世界的诸多事件，放在以前，他们对这些事件几乎全然无知；这里的要点在于，如果不是铺天盖地而来的由“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的话，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本来是不可能的。也许，在一般的文化感悟层面上，这一点不如在特定的情境中那么显著。例如，当今的全球货币市场，就同人们直接而且同时接近大量的共享知识密切相关，虽然这些个人在空间上彼此相距甚为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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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歇尔·福柯：《纪律与惩戒》（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London：Allen Lane，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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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尔·凡·克劳塞维茨：《论战争》（Karl von Clausewitz，On War，London：Kegan Paul，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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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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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丹尼尔·贝尔：《二零一三年的世界与美国》（Daniel Bell，“The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3”），载于《代达罗斯》（Daedalus），1987年刊，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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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詹姆斯·N.罗森索：《对全球相互依赖的研究》（James N.Rosenthau，The Study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London：Pinter，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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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Academic，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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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沃勒斯坦：《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与未来消亡：概念的比较分析》（Wallerstein，“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World System：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载于他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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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图及有关讨论是对《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同类讨论的继续。见该书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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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Hans.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Knopf，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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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当然，克劳塞维茨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坚持认为他的思想与当今现实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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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克斯·诺德：《堕落》（Max Nordau，Degeneration，New York：Fertig，1968），第39页；原书初版于一八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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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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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条件下，数量日众的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即各类脱域制度将地区化的实践与全球化的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组织着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本书的后面部分将更仔细地考察信任的维系是怎样与这些现象相联系的，并同时将现代社会中的安全、风险和危险问题提出来讨论。前面，我曾以抽象的方式将信任与时—空伸延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思考信任关系的要义。如果全球化对这个讨论的直接关系还不那么明显的话，我希望它将在后面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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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需要对业已形成的概念作出深层的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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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信任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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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用再嵌入（re-embedding）这一概念来补充说明脱域概念。所谓再嵌入，我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我还要对我称之为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的东西作出区分。前者指的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所维系与表述的信任（trust）关系；后者则是指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我把它们归为一类，统称为抽象体系）中的信赖（faith）的发展。我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与再嵌入之行动的情境发生互动，它要么维护要么损害这些情境；非当面承诺也以与此相似的两种可能的方式与情境发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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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家所熟悉的种种社会学观点中，我们可以为讨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起点：在现代生活中，许多人都会花费大量时间与那些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人打交道。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陌生人”概念的意义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1]在前现代文化中，地方性社区总是更大的社会组织的基础，“陌生人”在这里指的是“一整个人”（a whole person）：某个来自外部世界并且潜在地让人感到疑虑的人。当然很可能存在许多其他因素，使这个从外部迁入某个小社区的人得不到这个社区内部成员的信任，甚至当他在这个小社区居住了许多年以后，情况可能仍然没有改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如此特别地与作为“整体”的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在许多城市情境中，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或者知之甚少或者从未见过的人，而这种互动所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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