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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与后台的明显区分，增强了品行——作为一种减少由于对技能不够娴熟及人易犯错误所造成的后果的手段——的意义。假如病人对发生在病房里和手术台上的种种错误知根知底的话，他们就不会对医护人员如此深信不疑了。更深层的原因与抽象体系运作过程中的偶发事件有关。没有什么技术能极端精雕细琢，也没有哪门专业知识能够包罗万象，以至于偶然和厄运的因素根本不起作用。专家们通常假设，如果非专业人士察觉不到这些因素怎样经常性地出没于专家的工作之中，他们就会感到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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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机制不仅与非专业人士和专家之间的联系相关，也与那些在抽象体系“内部”工作的人的活动相联。职业道德的准则——其中有些是以法律认可方式为支撑的——构成了内在地驾驭同事或同道间的可信任性的手段。然而，即使对那些似乎是最彻底地投身于他们所维系的抽象体系的人来说，当面承诺作为一种产生持续可信任性的模式，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它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再嵌入的一种类型。这里，再嵌入意味着一种将信任固定于可信任性和同事间诚实性的手段。博登（Deirdre Boden）为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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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夕阳大道（Sunset Boulevard）上啖着商务午餐，嘴里还问着“你打算什么时候到纽约来?”的商人，横跨大陆在没有窗户的空调房间里读了十五分钟厚厚文献的学者，实际上并没有考虑旅游、烹饪或学术。如古时候的士兵一样，他们需要注意的是同事以及敌人的眼神，从而重新肯定——并且更重要地是，更新——信任的基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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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情境中的再嵌入，正如以上引文所言，将抽象体系中的信心与对它们反思性流动特质连接起来，同样也提供了彼此相遇的机会以及维系同事般的可信任性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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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这里用简明扼要的形式，将上面这些要点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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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关系是与现代性相关连的扩展了的时—空伸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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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系的信任具有非当面承诺的形式，非专业人士对在其中维系信赖存在的知识之运作几乎是无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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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的信任与当面承诺相关，在其中（一定的活动范围以内）可以找出衡量他人之诚实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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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嵌入指的是这样的过程：通过它，非当面承诺被当面承诺维系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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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不经意是现代性的大规模的复杂环境中信任关系的一个根本方面。它是在相遇的促成与消解过程中令人心安的背景“音乐”，这些彼此相遇也有自身特定的信任机制，这就是当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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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口是非专业性个人或团体与抽象体系的代理人之间的连接点。它们既是抽象体系的薄弱环节，又是信任得以维系或建立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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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信任与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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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在本部分所谈到的，都是信任如何与抽象体系发生关联的问题，而不是回答“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会信任那些（以他们的技术知识而论）自己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实践和社会机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回答。我们清楚地知道，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对适应某种新的社会实践——如医学专业化形式的引入——是怎样勉为其难的。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与此种信任相关的社会化是多么重要。正规教育中“隐藏的课程”之影响在这里也许是决定性的。在对孩子教授科学的过程中，传授给孩子们的东西不仅是技术发现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培育出更一般的社会态度，它预示着对所有技术知识的尊重。在最现代的教育体系中，传授科学的教育总是始于“第一原理”，知识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只有当一个人置身于科学领域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她或他才有可能知道那些足以引起怀疑的问题，也才可能充分意识到科学中所有被宣布为知识的东西也有出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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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长期以来，科学一直保持着它作为可信赖之知识的形象，这种知识又滋生出一种尊重各门专业化技术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一般说来，外界对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态度又具有某种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居于所有信任关系——无论是对抽象体系还是对个人的信任关系——的核心。因为，只有在愚鲁无知的时候，不论是对技术专家所宣称的知识的无知，还是对一个人所依赖的密友的想法和意图的无知，才有对信任的需要。然而无知总是提供了怀疑（或者至少是谨慎）的基础。普通大众说起科技专业知识，通常是敬畏交加，犹如他们所理解的呆板僵化的“科技人员”或疯疯癫癫的科学家一样，既缺乏幽默感又不了解普通人。人们常常是带着某种嫉妒的眼光去看待那些据称是由专门知识构筑起来的专业：专门知识恰似某种不对外开放的商店，其内部人员（比如律师或社会学家）所使用的专门术语仿佛是存心修筑起来以阻隔外人进入的厚重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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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怀疑或保留的态度为基础，对技术知识的尊重通常与对抽象体系所持有的实用态度并存。在对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投信任票的时候，许多人似乎是在“与现代性做交易”。这种交易的性质，受到尊重与怀疑、满意与担忧的特殊混杂心理的支配。尽管我们都不能完全逃脱现代性制度的影响，但是在实用心态下的广阔余地内，存在着（或者，在实实在在的矛盾心理下，共存着）多种导向的可能性。例如，某人完全可以迁移至彼地居住，而不必非要饮用此地含氟的自来水，或者，他也可以使用瓶装而不是管道自来水。但是如果彻底拒绝饮用自来水，那当然是一种极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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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不同于“弱归纳性知识”（weak inductive knowledge），但是它所包含的信赖并非总是需要假定某种有意识的承诺行动。在现代性条件下，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态度通常都总是与日常行动的延续性相关联，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日常生活自身的环境所强化。因此，与其说信任是“向承诺的飞跃”，不如说它是对某种类型的环境的默认，在如此环境中，其他种种选择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了。不过，把这种情况仅仅看成是一种被动性依赖，或不情愿地认可，也完全是错误的。对此我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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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定抽象体系的信任或不信任的态度，很容易受到在抽象体系入口处的经验的强烈影响；当然，同样也容易受到知识更新的影响，这些更新的知识是由通讯媒体和其他途径传递给非专业人士和技术型专家的。交汇口成为非专业人士的怀疑主义态度与职业化的专门知识之间产生紧张的地带这一事实本身，使它们被公认为是抽象体系之所以脆弱的根源。在某些情况下，某人在某既定的交汇口——在这里技术尚处于较低水平——的不幸经验，可能会使他决定中断与专业委托人的关系。如果他发现所雇来的“专家”根本就不能正确地安装中央空调，他也许就会决定在学习了有关基本技能后自己去安装它。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交汇口的糟糕经验可能会导向某种听天由命式的玩世不恭态度，或者，只要有可能，就脱离某个抽象体系。[5]某个听了股票交易人的建议而购买某种股票但却亏了本的人，可能就会转而决定将现金存在银行有息户头上，这个人甚至还可能下决心将来干脆以黄金的方式对其资产保值。但是，这个人很难完全摆脱货币体系，除非他决定试着在自给自足式的贫困状态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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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直接地讨论信任赖以建立或丧失的条件之前，我们必须用对信任个人而不是对信任体系的分析，来补充前面已有的讨论。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与信任心理学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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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信任与本体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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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个性发展过程的某些方面似乎对所有的文化——前现代和现代的文化——都是适用的。我在此并不试图包罗这些范围甚广的内容，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信任同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之间的种种关联。本体性安全——我在以前曾经使用过这个术语[6]——不只是一种广义的安全感形式，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这一术语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它对信任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仅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而且在心理上信任与本体性安全也彼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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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性安全与“存在”（being）有关，或者，用现象学的话说，与“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有关。但这是一种情感的而非认知的现象，而且植根于无意识之中。哲学家们已经阐明，在认知的水平上，关于个人存在，很少有——如果有的话——我们能够确定的东西。这大概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部分，但是它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运用。诸如“我确实存在吗?”、“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是同一个人吗?”、“其他人真的存在着吗?”、“我看到的在我面前的东西当我转过背以后它还在那里吗?”这样一些问题，就不可能用理性不容质疑的态度予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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