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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London：Macmilla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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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D.莱因：《分裂的自我》（R.D.Laing，The Divided Self，London：Tavistock，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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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有引文均出自艾里克·H.艾里克森：《幼年与社会》（Erik H.Erikson，Childhood and Society，Hamondsworth：Penguin，1965），），第239—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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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拉康派的观点相比，对象—关系派的观点更适合这里所引出的讨论，虽然拉康（Lacan）的观点在当今的社会理论的某些领域中更有影响力。拉康的著作无疑意义重大，它有助于理解自我之分裂与碎片化。然而，同更一般意义上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一样，拉康的理论主要关注的，只是分化的过程，但实际上，这同时又是辅以整合与整体化的相反趋势的过程。对象—关系理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因为它分析了自我的内聚力是如何获得的，又如何与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性”的信心的确立相关联。我的观点是，这一取向是（或者，可以是）与维特根斯坦学派关于对象与事件所构成的世界的“既定性”（givenness）的观点一致的，这后一观点认为，只有在身临其境的情况下，才能够体验到世界的这种“既定性”，而且，它在本质上是难以用文字去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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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W.维尼科特：《玩耍与现实》（D.W.Winnicott，Playing and Reality，Harmondsworth：Penguin，1974），第116—121页。我要特别感谢特里萨·布伦南（Teresa Brennan）女士在促使我对维尼科特的对象—关系理论的注意，并且在更一 般的意义上，她对于本书的各个部分所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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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埃尔文·霍夫曼：《行为之所在》（Evring Goffman，Where the Action Is，London：Allen lane，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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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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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哈罗德·伽芬克尔：《信任的概念及实验：固定预期行为的一项条件》，载于O.J.哈维编：《动机的形成与社会互动》（Harold Garfinkel，“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trust’as a Condition of Stable Concerted Action”，in O.J.Harvey，ed.，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New York：Ronald Press，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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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幻像的未来》（Sigmund Freud，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London：Hogarth，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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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艾里克森：《幼年与社会》，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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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唐纳德·L.帕特里克与格拉汉姆·斯卡姆布勒编：《应用于医学的社会学》（Donald L.Patrick and Graham Scambler ed.，Sociology as Applied to Medicine，New York：Macmilla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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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乔舒亚·梅罗维茨：《地点的无意识》（（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罗伯特·D.萨克：《消费者世界：作为情境 的地点》（RobertD.Sack，“The Consumer’sWorld：Place as Context”），载于《美国 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88年刊，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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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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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体系与亲密关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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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大量前现代秩序所缺乏的安全。一个人能在伦敦登上飞机，十个小时后到达洛杉矶，他会比较确定地知道不仅这次旅行将是安全的，而且飞机将按照既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查阅一下环球地图，乘客就可以对洛杉矶的位置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外出只要稍事准备（护照、签证、机票和准好所需要的钱）就行了，而用不着具备实际路线的知识。登机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是从专家系统而来，又反馈到非专业的话语与行动中去。一个人必须知道什么是飞机，什么是机票，此外还包括许多其他东西。但是外出本身的安全性，却并不取决于外出者对使其成为可能的这些技术性知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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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三、四个世纪前旅行相同路程的冒险家的任务相比较，人们会发现，尽管这位冒险家可能已经算是“专家”了，但他对自己将要去的地方也许仍然知之甚少，而且“旅行”（traveling）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就相当不妥当。那时旅途充满了危险，遇到灾难和死亡的风险极大。没有人会参加一个体质上缺乏耐力和活力，同时也缺乏与旅程密切相关的技能的远征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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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从银行取钱或存款，偶尔打开一盏灯或水龙头，寄一封信或者打一个电话，她或他无疑都会意识到广泛存在的安全、和谐的活动和事件，而这些使现代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当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故和问题，并引发怀疑甚至对抗的态度，从而使某些个人远离某一或某些抽象体系。但是在大多数时候，这种使日常活动嵌入进抽象体系的想当然的方式，都成了效率的证据，抽象体系就是藉此得以运作下去的，尽管在对抽象体系的预期的情境下，它们实际上也会导致许多未预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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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既是时—空伸延的条件，也是现代制度（而非传统世界）所提供的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的普遍性条件。在现代性条件下，就本体性安全而言，这种嵌入进抽象体系的常规是关键性的。然而，这种情况也造成了脆弱的心理奇特方式，而从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中所得到的，在心理上并非与对个人的信赖所得到的回报相同。我将先集中关注后面这一点，然后再回头来谈前面的一点。首先，我提出下列原则：在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与我称之为“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亲密关系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int imacy）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当然也是辩证的关联；可以从信任机制建立的角度，来分析亲密关系的转变；在这种情境下，个人信任（personal trust）关系与这样的情境密切相联，在其中自我之建构成了一种反思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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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信任与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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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稳定环境和周围环境（本体性安全）的基本信任，最初并不是建立在一种事物或事件的连续意义上的。相反，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它是从对个人的信任中派生出来的，而且，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建立起一种无疑会持久存在于生活中的信任他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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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艾里克森所强调的，对个人的信任建立在回应和它所包含的相互关系之上：相信他人的诚实是自我诚实和可靠感的一种最初来源。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为日常的可信赖性提供了安全保障，但是它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个人信任关系所提供的相互性和亲密性的需要。在这方面，传统宗教与现代抽象体系就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个别化的形象允许对个体的信任在大范围的相互关系中直接变动。比较而言，在抽象体系的情况下，信任却被设定为相信非个人的原则，当抽象体系没有提供个体所寻求的结果时，这些原则仅以一种统计学的方式“作出回应”。这就是为什么位于交汇口的个体通常要付出极大的辛勤劳动，来努力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是他们提供了个人和体系信任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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