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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还在婴儿很小的时候，信任就已经意味着经验的交互性。婴儿逐渐习得的，是对抚育人既依赖又关心。与此同时，婴儿学会了必须以抚育人认为满意的方式来提自己的要求，而且还知道了照料者们也期望着孩子自身行为中的可依赖性与可信任性。艾里克森指出，如果在孩子和抚育人之间没有建立起这种基本信任，本身便是幼儿精神病可能会出现的明显征兆。如果缺乏经常性照料所包含的慈爱和关怀，幼儿就不会滋生出对于他人或他物的“真实性”（reality）的意识。异常举止或退缩行为所体现的，是孩子应付不确定和带有敌意的环境的企图，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在可信任性的缺场正好映射出外部世界的不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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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照料者的爱抚中所含有的信赖，是基本信任——以及以后所有形式的信任——中所蕴涵的承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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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在照料孩子的过程中，通过在品质方面把对孩子个人需要的关怀与特定文化条件下由生活方式所构筑起来的信任框架内的牢固的个人可信任性两者相结合，滋生出一种对孩子的信任感。这就在孩子身上构筑认同感的基础，基于此，往后孩子的认同感将结合个人品行“尚佳”的感受，成长为自我的感受，以及自己成为其他人所相信的那样的人的感受……做父母的，不能只用一些禁止与允许的方式来引导孩子；他们必须也能对孩子展现出一种更深层的、一种几乎是身体力行的说服力，从而展现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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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孩子们如果变得神经质不是因为挫折本身，而是因为在挫折中孩子们感到缺乏乃至失去了社会意义。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一阶段也在儿童的心理中产生出——并且，这一阶段也非常典型地发育出——内心分裂感和对已逝天堂的怀旧感。这是对被剥夺、被分裂和被抛弃的强有力结合的反抗。而在全部生活的里程中，基本信任自身都必须得到维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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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洞识——其对艾里克森来说并无什么特别——构成了精神分析研究中注重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的学派所共同强调的重点。[9]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更早的维尼科特的著作中看到。他认为，并非为满足其机体的冲动而使婴儿“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去感受这生活的真实性，并发现生活是值得的”，相反，对生活的这一心理取向是从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而且，它也依赖于维尼科特所谓的双方间的“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潜在空间是产生于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分离，它意味着行动的自主性和紧急情况下自我认同感（及“事物之真实感”）的凸现，它源于婴儿对父母的形象信赖。恰如维尼科特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潜在空间是一种误称，因为它实际上指的是婴儿容忍其照料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缺场的能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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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缺场对婴儿的信任与应急社会能力的交汇来说，是很关键的。这里，在讨论信任的心理学发展的核心时，我们又遇到了时—空伸延的问题。信任形成之初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确信照料者还会回到身边。母亲的缺场并不代表失去关爱，当婴儿意识到这一点时，便确立起了对他人既信赖同时又独立的经验感受，而这对自我认同之连续性特别重要。所以，信任消除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因此也阻断了种种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ies），而如果听任这类焦虑发展定型的话，它们就有可能成为在情感与行为方面持续存在并贯穿整个生活的苦闷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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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在讨论风险的上下文语境中，以他惯有敏锐谈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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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和僧侣过去一贯争论的是，如果一个人把他一生所虚度的大量年华同那本可使他在这个世上骄傲与烦躁的短暂时光作比较，他很可能会发现，有足够的理由把自己的一生看作极其短暂的，每一秒都到底应如何度过都让人感到焦虑的生命游戏。的确，我们极度短暂的时光正在悄悄地流逝，但对此我们却似乎只能听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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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本体性安全，以及对事物和人之连续性的意识，在成年人的个性中一直是相互紧密关联的。往后的分析将涉及到对非人客体（non-human objects）的可靠性的信任，它建立在对人类个体的信赖与养育的更原始的信任基础之上。对他人的信任是一种持久而经常性的心理需要。从对他人的信赖与诚实中所获得的，是一种（伴随着在所熟悉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下的经验）情感的再认。本体性安全通过习惯的渗透作用与常规密切相联。通常，婴儿早期的照料者特别看重下列常规的延续性，即让孩子遭受挫折和对他们的褒奖。能否预料到日常生活中那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和周而复始的东西，与心理上的安全感的关联十分密切。如果这种惯常性的东西没有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焦虑就会扑面而来，即使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个性，也有可能丧失或改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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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惯常性东西的依恋是矛盾性的，它是对失落感的一种表达，如艾里克森所注意到的那样，这种失落感无疑是基本信任的一部分。常规的延续性，在心理上是令人放松的，但是从一种重要意义上说，又不是任何人都能被它放松。日常生活的常规的这种延续性，只有通过所卷入其中的当事人的连续不断的——尽管几乎总是在实践意识水平上的——关注才能获致。对个人之间的“契约”（contract）的这种不间断的更新的展示，正是伽芬克尔所谓的“带信任之实验”（experiments with trust）的要点。[13]这些实验所提供的图景，展示了漠视日常谈话中的那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在情绪上造成的烦扰。其结果，是悬置了对他人（作为可靠且胜任的主体）的信任，并在心中注入了以伤害、困惑、背叛、疑虑和敌意等形式体现的存在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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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芬克尔和其他人对日常交谈和相互交往的细节的研究，有力地提示出，在基本信任的构成中，人们不只是懂得了日常生活中的常规、诚实与报偿之间的相互关联。他们所掌握的，还有极其复杂的在实践意识上的一套方法，这是一种抵御焦虑的持续性保护机制（尽管它充满了破碎与分裂的可能性），而即使是最不经心的与他人的相遇也都有可能引起人们的焦虑。我们已经知道，世俗的不经意是在聚焦式互动之外的共同在场中“建立”起信任的一般方式。在当面卷入的互动中，基本信任的维系是通过诸如目光凝视、身体姿势及手势，以及正经谈话等习惯性方式得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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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部分中所作的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概略性地回答前面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机会：信任的对立面是什么?很明显，在某些情况下，信任的缺场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不信任”（mis-trust）：或者不信任抽象体系，或者不信任个人。在说到主体与某些特定的系统和个人（或个人类型）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不信任”这个概念去描述。说到抽象体系，不信任意味着对抽象体系所体现的专业知识持怀疑或明显的否定态度。说到对个人的不信任，则意味着怀疑或不相信他们的行动体现或展示的诚实性。但是，当我们用“不信任”来指称与基本信任——对社会与物质环境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关系中的关键因素——相对应的概念时，它就显得太弱了。信任的建立在这里恰恰是认同客体与个人明显特征的条件。如果基本信任没有得以建立，或者，内心的矛盾没有得到抑制，那么，后果便是存在性焦虑的持续。因此，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状态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existential angst or d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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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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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前现代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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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关于信任的心理学特征有什么普遍性或者近似于普遍性的话，那么，信任关系的条件在前现代文化（pre-modern cul-tures）条件下与在现代世界条件下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考虑的，不只是信任，而且包括更广泛意义上信任与风险、安全与危险之间的关联。当然，试图将现代时期与整个前现代时期的社会秩序作一般化比较，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风险的事。然而，现代性与前现代制度的断裂来势之猛，程度之强，本身又使作这种比较的企图正当化了，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显得过于简单化。表一提供了我区分信任环境与风险环境的一个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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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前现代与现代文化中的信任与风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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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现代性的条件比较而言，在所有的前现代文化（包括那些广阔的农业文明）中，由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原因，时—空伸延的水平相对较低。只有将在地域性条件下具体地点中的信任与风险或危险的情境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前现代世界的本体性安全。由于与缺场的内在紧密关联，信任总是与跨越时间和空间而组织起来的“可信赖”之互动形式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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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类信任之地域化情境（localised contexts of trust）在前现代文化中占据支配地位，尽管在特定的社会秩序下，每一类又有着许多变化形式。信任的第一类情境是亲缘关系，在大多数前现代制度下，它是社会关系“群”（bundles）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得以组织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模式。亲缘间的联系通常是紧张与冲突的焦点。但是，无论包含了多少冲突并引起了多少焦虑，亲缘关系仍然是人们可以依赖的普遍性纽带，凭此人们才能在时—空领域内构建起行动。这一点，无论是从相当非个人化的还是更加个人化的关系层次上看，都是如此。换句话说，人们通常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亲戚们去承担各种义务，不管他们是否对被尽义务的具体个人有无同情心。更有甚者，亲缘关系的确还经常提供一种稳固的温暖或亲密的关系网络，它持续地存在于时间—空间之中。总体来说，亲缘关系所提供的，是一系列可信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既在原则上也（常常）在实践上建构起了组织信任关系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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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域性社区，也同样有许多类似的东西值得一谈。这里我们应当避免把社区浪漫化的观点，而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作比较的时候，这种浪漫化经常浮现在社会分析的表面。我指出这一点的意思是想要强调以地点（place）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地域化关系的重要性，而这时地点本身还没有被伸延了的时—空关系所转变。在绝大多数前现代制度下，包括在大多数城市中，地域色彩浓烈的具体环境是大量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的场所，它在空间上的低度伸延支撑着时间上的高度凝固。在前现代时期，迁移、游牧以及商人、冒险家长距离的奔波是较为平常的事。但是同现代交通工具所提供的恒常而密集的流动形式（以及普遍意识到的其他生活方式）比较起来，前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口则处于相对凝固和隔绝状态。前现代情境中的地域性既是本体性安全的焦点，也有助于本体性安全的构成，但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这种地域化的本体性安全实际上已经被消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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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影响是宗教宇宙观的。宗教信仰可以成为极端焦虑或绝望的源泉之一，其如此之重要以至于不得不被看作是许多前现代环境中（人们所经历的）风险和危险的主要参数之一。但是，在其他方面，宗教宇宙观却在伦理与实践方面提供了对个人和社会生活（以及还有对自然界）的解释，这些解释向信仰者们所描绘的，是令人感到安全的环境。基督教对我们的神令是：“信仰我吧，因为我是唯一真正的上帝。”然而，大多数宗教并非（如基督教一般）是一神论，对超自然存在（或力量）的信念是这些不同宗教信仰的共同特征。宗教是信任的组织化的中介之一，不只是因为诸神与宗教力量提供了可依赖的天意般的支持，神职人员同样也有这样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正是宗教信仰将可信赖性嵌入到事件与环境的过程之中，并且构筑起解释这些事件与环境（并对它作出反应）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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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对前现代秩序下信任情境的分析一样，这里我强调了宗教，认为它是使人产生出对社会和自然事件的可信赖感的东西，因而也对时—空的脱域起到重要作用。宗教在心理上可能与个人和力量所代表的信任机制相联，其方式是它们直接表述出对父母形象的信任（或这种信任的缺失）。弗洛伊德对此当然已经谈了很多[14]，而且许多其他受心理分析影响的作者也首肯了这一点，艾里克森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指出，组织化了的宗教“制度性地保护”着被信任所设定的，而且首先是对婴儿的照料者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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