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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动主体，一个人肯定位于某个地点。然而地点这种基本的和整合的意义却被分裂成复杂、矛盾和没有方位的各个部分。空间变得空前一体化了，同时也被划分成了具有不同边界的地区。地点是具体的和独一无二的，然而在许多意义上它们又是普遍的和相类似的。地点看起来是“外在的某个地方”，然而它们实际上是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我们的社会储存着关于地点的信息，然而我们仍对地点的意义知之甚少。由现代过程产生的前景似乎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它们无方位，无权威，纷繁杂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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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些已经提到过的原因，也必然会得出关于亲缘关系的一些类似结论。在现代社会的某些情境下，有些亲缘纽带还很有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亲缘关系仍然起着它在建构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时曾经起到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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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变化怎样对个人关系和性亲密关系施加影响?个人关系和性亲密关系不只是社区组织或亲缘关系简单的扩张。社会学家很少研究友谊（friendship），而正是它对影响个人生活的多层次因素提供了重要线索。[6]我们必须按照地方社区和亲缘关系间的联系去准确地理解前现代情境中友谊的特征。信任朋友（这方面的反义词是“敌人”）总是十分重要的。在传统文化中，除了农业大国的某些大城市的街区有部分例外之外，自己人和外来者或陌生人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晰的界限。不存在非敌意的与自己并不认识的人相互交往的广泛领域，而正是这些领域构成了现代社会行动的特征。在前现代条件下，友谊经常被制度化了（institutiona lized），而且被看成是建立与他人稳定或松散的可靠联盟以反对外部潜在的敌意团体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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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友谊是伙伴关系的基本形式，如血亲兄弟关系或亲密伙伴关系。无论友谊是否是制度化的，显然，它都是建立在真诚（sincerity）与荣誉（honour）的价值基础之上的。毫无疑问，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着由激情以及纯粹是个人的忠诚（loy-alty）所维系的伙伴关系。但是在前现代社会，当进行有风险的活动（如建立经济联系，报复恶行，参加战争，等等）而社区或亲缘纽带又不足以提供必要资源的时候，友谊就被用上了。真诚，无疑是在特殊而紧张的情况下区分朋友和敌人之间的界限时倍受赞誉的品质。荣誉规则（code of honour）事实上是真诚的公共保障，甚至在友谊关系迫于极大压力而被用于提供“商品”时，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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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性相关的抽象体系的极度扩张（包括商品市场的扩张）改变了友谊的性质。友谊经常成为一种再嵌入的模式，但它却没有被直接包含在显然胜过依赖个人纽带的抽象体系本身之中。“朋友”的对应词再也不是“敌人”，甚至也不是“陌生人”；相反，它的对应词是“熟人”、“同事”，或“某个我不认识的人”。随着这种转变，荣誉被除了个人影响之外再没有其他支撑的忠诚所取代；真诚被我们所说的真实性（要求他人开诚布公和没有恶意）所取代。朋友不总是说真话的人，而是能保护他人的善意的人。“好朋友”意味着他的友善即便是在困难时刻也会随时出现，这个词语在今天替代了过去的“正直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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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直接把上述分析同关于信任的讨论联系起来。在前现代背景下，基本信任被植于社区、亲缘纽带和友谊的个人化信任关系之中。虽然这些社会联系中的任何一种都与情感性亲密关系有关，但亲密关系本身并不构成维系个人信任的条件。制度化的个人纽带和非正式或非正规化的真诚和荣誉法则，提供了潜在的（但并不总是现实的）信任框架。相反，在个人层次上对他人的信任成了一种基本手段，凭此一种有距离的社会关系（它甚至延伸进了“敌人领地”）得以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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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信任与个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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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抽象体系的发展，对非个人化原则（以及还有对不认识的他人）的信任，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这种非个人化的信任与基本信任不同。同前现代的情况比较，现在的人有一种强烈的想寻找可信任的人的心理需要，但却缺乏制度性地组织起来的个人联系。这里的要点，并不是以前曾经一直是每日生活或“生活世界”一部分的诸多社会特征被消解了，或被嵌入进了抽象体系之中；相反，要点在于：日常生活的组织和形式，是在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重新建构起来的。由抽象体系建构起来的常规具有空虚和非伦理的特征，这也正是对非个人化逐渐湮没个人的观点之要害所在。但这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弱化（以利于非个人地组织起来的系统），它还是个人自身的性质发生的真正转变。个人关系的主要对象是由忠诚与真实性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交往能力，这种个人关系既是现代社会形势的一部分，也是时—空伸延的整套制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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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像许多现行的社会学理论所论述的那样，若认为抽象体系的非个人化能消解个人生活的亲密关系，那是极为错误的。个人生活及其所包含的社会纽带，与抽象体系之最深层部分深深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例如，早就存在这样的现象了，西方的饮食习惯体现着全球性的经济交流：“每一杯咖啡里都饱含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随着过去差不多五十年的全球化的加速进行，最具亲密性的个人生活与脱域机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乌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观察到，“突然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例如，照料一个孩子）与最遥远、最宏大的事件（如发生在乌克兰的核反应事故）有了直接的联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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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谈到二十世纪的亲密关系的转变，关键是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对个人的信任并不是地方社区和亲缘网络中个人化联系的焦点。个人层次上的信任成了一个“项目”，一个与此相关的当事人所“从事”的一项工作，这种信任要求个人向他人敞开胸怀。在不可能受固定的标准控制的地方，必须要有信任，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直率、热情与开诚布公。我们之所以对（目前所使用的）“关系”一词的含义表现出的特别关心，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现象。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纽带，信任在这里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而且这种建构意味着一个相互的自我开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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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情感的冲动与性密切相关，那么爱欲的卷入成为这种自我开放的焦点，就毫不奇怪了。向性爱关系的现代形式的转变通常被认为与浪漫爱情这一特殊精神气质（ethos）的构成有关，或者，与劳伦斯·斯通所说的“感情方面的个人主义”有关。斯通在下面恰当地描述了理想的浪漫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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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与之相结合；那个人的个性是如此理想化以至常见的错误和人性的弱点都可以视而不见；爱情就像雷电和它最初发射出的光芒；爱情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为了爱情所有其他的想法（尤其是物质方面的要求）都可以被抛到脑后；不管所采取的行动对旁人来说多么夸张和荒唐，感情的全面投入都会倍受赞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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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表现其特点，浪漫爱情把曾经难以实现的诸多价值融为一体。浪漫爱情并不是现代制度兴起过程中某种以连续性的形式存在的精神气质，它更主要地是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这种现象与旧式包办婚姻的消除的早期阶段相关。斯通所描述的“浪漫爱情的融合”在某些方面可以持续很久，而且它们越来越与上面提到的个人信任的机制相契合。性爱关系包含着逐渐相互发现的路径，其中施爱者所经历的自我承认，同日益增进的与被爱者的亲密关系一样，也是这种相互发现的一部分。因此，必须通过对自我挖掘的过程来建立个人信任：发现自我，成了直接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相关联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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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人们怎样追求自我认同时的分歧，大致与关于社区衰落观点分歧的情形相类似，而且这两类分歧也相互关联。某些人把自我发展的前提看成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昔日的社区秩序崩溃了，产生出一种自恋式的享乐主义。其他人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但是他们把这一结果归咎于社会支配的形式：把大多数人从制定最终政策和作出最后决定的领域中排挤出去，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关心自我，也就是大多数人所感受到的无权无势。用克里斯多夫·拉希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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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越来越具有一种带威胁性的外貌时，生活就成了通过锻炼、节食、药物、各种精神养身法、心理自我调节以及心理治疗等手段对健康和富足永无止境的追求。一些人认为，只要外部世界仍然是挫折感的源泉，他们就不再关心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唯一值得关心的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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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自我认同是所谓的感情自恋的一种形式吗?或者就现代制度而言，它（至少，部分地）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吗?这里大多数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本书的末尾，我将再次提到它。但是现在，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拉希的论证中存在着某种错误。“追求健康和富足”听起来很难与“不关心外部世界”相提并论。锻炼或节食的益处并不是个人的发现，而是来自外行的非专业人士对专业化知识的采纳，就像医疗和心理治疗那样。让人生疑的精神养生法可能是一种折衷的集合，但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和迷信。外部世界在这里进入了自我，而这是一个比生活在前现代时期的人所能接触到的广泛得多的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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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总结起来，亲密关系的转变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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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事件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外在事物”和“内在事物”之间的一种复杂而辩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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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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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在基本信任之上的自我实现的趋势：这种基本信任在个人化的情境下只有通过自我向他人“敞开胸怀”才能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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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和作为“关系”的情感纽带的建构受到相互自我开放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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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自我实现的关心，不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的自恋式的防卫，而且部分地也是向全球化影响对日常生活环境冲击的一种积极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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