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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与之相结合；那个人的个性是如此理想化以至常见的错误和人性的弱点都可以视而不见；爱情就像雷电和它最初发射出的光芒；爱情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为了爱情所有其他的想法（尤其是物质方面的要求）都可以被抛到脑后；不管所采取的行动对旁人来说多么夸张和荒唐，感情的全面投入都会倍受赞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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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表现其特点，浪漫爱情把曾经难以实现的诸多价值融为一体。浪漫爱情并不是现代制度兴起过程中某种以连续性的形式存在的精神气质，它更主要地是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这种现象与旧式包办婚姻的消除的早期阶段相关。斯通所描述的“浪漫爱情的融合”在某些方面可以持续很久，而且它们越来越与上面提到的个人信任的机制相契合。性爱关系包含着逐渐相互发现的路径，其中施爱者所经历的自我承认，同日益增进的与被爱者的亲密关系一样，也是这种相互发现的一部分。因此，必须通过对自我挖掘的过程来建立个人信任：发现自我，成了直接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相关联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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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人们怎样追求自我认同时的分歧，大致与关于社区衰落观点分歧的情形相类似，而且这两类分歧也相互关联。某些人把自我发展的前提看成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昔日的社区秩序崩溃了，产生出一种自恋式的享乐主义。其他人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但是他们把这一结果归咎于社会支配的形式：把大多数人从制定最终政策和作出最后决定的领域中排挤出去，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关心自我，也就是大多数人所感受到的无权无势。用克里斯多夫·拉希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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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越来越具有一种带威胁性的外貌时，生活就成了通过锻炼、节食、药物、各种精神养身法、心理自我调节以及心理治疗等手段对健康和富足永无止境的追求。一些人认为，只要外部世界仍然是挫折感的源泉，他们就不再关心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唯一值得关心的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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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自我认同是所谓的感情自恋的一种形式吗?或者就现代制度而言，它（至少，部分地）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吗?这里大多数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本书的末尾，我将再次提到它。但是现在，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拉希的论证中存在着某种错误。“追求健康和富足”听起来很难与“不关心外部世界”相提并论。锻炼或节食的益处并不是个人的发现，而是来自外行的非专业人士对专业化知识的采纳，就像医疗和心理治疗那样。让人生疑的精神养生法可能是一种折衷的集合，但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和迷信。外部世界在这里进入了自我，而这是一个比生活在前现代时期的人所能接触到的广泛得多的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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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总结起来，亲密关系的转变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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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事件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外在事物”和“内在事物”之间的一种复杂而辩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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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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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在基本信任之上的自我实现的趋势：这种基本信任在个人化的情境下只有通过自我向他人“敞开胸怀”才能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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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和作为“关系”的情感纽带的建构受到相互自我开放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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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自我实现的关心，不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的自恋式的防卫，而且部分地也是向全球化影响对日常生活环境冲击的一种积极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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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世界中的风险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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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如何寻求分析拉希所说的当代“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呢?为此，我们需要更详细地观察现代性更具体的风险景象。我们可以用下列方式去勾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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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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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这些事件影响着每一个人（或至少，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如全球化劳动分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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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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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例如，投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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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变为“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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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危险已为广大的公众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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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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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脱域机制已经提供了目前世界上范围广泛的安全的话，那么，被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型风险真的会令人生畏。上述列举出来的主要风险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前面列举的四种）改变风险的客观分配，二是（后面那三种）改变风险的经验或对风险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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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之为风险强度的东西肯定是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可怕的外表”的基本要素。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贝克指出，这种全球性的风险不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也不管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区别。“切尔诺贝利无所不在”的事实，意味着他所说的“他人的终结”：享有特权的人和无特权人之间的分界线的消逝。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10]但是，这决不应该使我们对下述事实视而不见，即在现代性条件下，与在前现代世界中的情形一样，许多风险在上流社会人士和下流社会平民之间的分布是不同的。不同的风险（例如，在营养水平和易感染疾病方面的风险）就是“特权”和“非特权”实际含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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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全球所有危险中，核战争显然是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人们承认，即使是非常有限的核战争也会给气候和环境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少量核弹头的爆炸都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种破坏还会威胁到所有高级动物物种的生存。据计算，“核冬”（nuclear winter）的产生，仅需要五百至两千个核弹头，而这还不到所有核武器国家拥有核弹头总数的百分之十，甚至也低于五十年代拥有的核武器数目。[11]这种局面将完全证明后面这个断言的正确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再也没有什么“旁观者”，参战者和那些没有卷入战争的人都会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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