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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自我认同是所谓的感情自恋的一种形式吗?或者就现代制度而言，它（至少，部分地）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吗?这里大多数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本书的末尾，我将再次提到它。但是现在，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拉希的论证中存在着某种错误。“追求健康和富足”听起来很难与“不关心外部世界”相提并论。锻炼或节食的益处并不是个人的发现，而是来自外行的非专业人士对专业化知识的采纳，就像医疗和心理治疗那样。让人生疑的精神养生法可能是一种折衷的集合，但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和迷信。外部世界在这里进入了自我，而这是一个比生活在前现代时期的人所能接触到的广泛得多的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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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总结起来，亲密关系的转变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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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事件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外在事物”和“内在事物”之间的一种复杂而辩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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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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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在基本信任之上的自我实现的趋势：这种基本信任在个人化的情境下只有通过自我向他人“敞开胸怀”才能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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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和作为“关系”的情感纽带的建构受到相互自我开放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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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自我实现的关心，不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的自恋式的防卫，而且部分地也是向全球化影响对日常生活环境冲击的一种积极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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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世界中的风险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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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如何寻求分析拉希所说的当代“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呢?为此，我们需要更详细地观察现代性更具体的风险景象。我们可以用下列方式去勾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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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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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这些事件影响着每一个人（或至少，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如全球化劳动分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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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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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例如，投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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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变为“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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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危险已为广大的公众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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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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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脱域机制已经提供了目前世界上范围广泛的安全的话，那么，被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型风险真的会令人生畏。上述列举出来的主要风险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前面列举的四种）改变风险的客观分配，二是（后面那三种）改变风险的经验或对风险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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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之为风险强度的东西肯定是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可怕的外表”的基本要素。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贝克指出，这种全球性的风险不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也不管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区别。“切尔诺贝利无所不在”的事实，意味着他所说的“他人的终结”：享有特权的人和无特权人之间的分界线的消逝。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10]但是，这决不应该使我们对下述事实视而不见，即在现代性条件下，与在前现代世界中的情形一样，许多风险在上流社会人士和下流社会平民之间的分布是不同的。不同的风险（例如，在营养水平和易感染疾病方面的风险）就是“特权”和“非特权”实际含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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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全球所有危险中，核战争显然是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人们承认，即使是非常有限的核战争也会给气候和环境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少量核弹头的爆炸都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种破坏还会威胁到所有高级动物物种的生存。据计算，“核冬”（nuclear winter）的产生，仅需要五百至两千个核弹头，而这还不到所有核武器国家拥有核弹头总数的百分之十，甚至也低于五十年代拥有的核武器数目。[11]这种局面将完全证明后面这个断言的正确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再也没有什么“旁观者”，参战者和那些没有卷入战争的人都会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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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险的第二个范畴关系到风险环境（而不只是风险强度）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所有脱域机制都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失去对事物的控制；这样的机制越具有全球性，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尽管存在着全球化机制提供的高水准的安全，但事物的另一面是又产生了新的风险：资源与服务将再也不受地域的控制，因此就不可能由地方上将其用来应付偶然的突发事件；而且也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即机制作为一个整体动摇了，因而影响着每一个使用它的人。例如，使用燃油中央空调而没有壁炉的人就特别容易受油料价格变化的影响。在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机”的状况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采取联合行动的一个结果是，所有石油制品的消费者都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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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景象的前两个范畴关系到风险环境的范围；后两种则与风险环境类型的变化有关。人化环境或者“社会化自然”这一范畴，指的是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变化了的关系的性质。[12]根据这个范畴，各种生态危险产生于人类知识体系所引起的自然变化。就社会化的自然而言，严重风险的绝对数量足以使人生畏：由核电站的许多事故和核废料引起的辐射；海洋的化学污染足以摧毁制造大气层中氧气的浮游植物；大气污染的一种“温室效应”，破坏着臭氧层，使冰雪覆盖层融化，淹没大片地区；热带雨林遭到大规模的毁坏，而它是再生氧的基本来源；大面积使用人造肥料，结果使得成千上万英亩的表层土壤失去了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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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类似的重要危害。另外，关于这个清单和核战争的风险，我们还应该注意两点。一是麻木的感觉，甚至是一种厌烦，它可能是这份清单在读者中诱导出来的感觉，一个与第六种风险景象相关的现象。现在，人们已经对存在着许多风险这个事实有了普遍的了解，这种麻木的概念也已经成了某种老生常谈：“老是倾听我们所面临的危险，这本身就有一种麻木的作用。由于它是如此地令人耳熟能详，于是成了一种我们姑妄听之的呼喊和祈祷。我们不断地与这些问题发生撞击，以至于它们本身也成了难以驾驭的背景的一部分”[13]。第二点是，实际上前面提到的所有风险，包括核战争的风险本身，如按严格的可能性来做估价，都是有争议的。由于核战争并没有真正爆发，我们从来就不能肯定威胁是否真的“有效”；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核战争还没有爆发。除非它真的爆发，从而使所有的顾虑都再也没有意义了，否则，“核冬”的假设就永远存在。最后我还将回到这些问题，因为在对风险的直接经验和对风险的理解两个方面它们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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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现代制度的范围中，风险不仅作为脱域机制的不良运作所导致的损害而存在，而且也作为“封闭的”、制度化的行动场所而存在。如前所述，在这样的范围中，风险实际上是由行动的标准认可形式所引起，如体育运动或赌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投资市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除了一些国营工业部门，所有的商业公司和所有的投资者都在同一个投资环境下活动，在这个环境中竞争各方都必须战胜对手，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润。包含在投资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部分地产生于预期外部事件（如技术创新）时的诸多困难，部分地也是由于市场本身的性质。作为社会分析的一种路径，博弈论运用于这样的局面也许是最为有效的，在这种局面中双方的代理人都力求猜透对方的心思，而且也都心知肚明，对方同样在竭力猜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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