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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风险经验来说，我在这有限的篇幅中所作的分析，比需要给予阐明的少得多。然而，上面在论述风险景象时指出的风险意识的三种形式，既与本书现在提出的论点，也与下面的部分直接相关。风险（包括活动的许多不同形式）被非专业人士普遍承认为风险，这个事实是现代世界和前现代世界之间发生断裂的一个主要标志。在传统文化中，具有高风险的事业有时也会发生在世俗领域中，但是典型地说，它们更常常是在宗教和巫术中。毫无疑问，个人在特定的风险氛围中，打算在什么程度上信任何种特殊的宗教或巫术，会大不相同。但是宗教和巫术的确经常性地提供了缓解风险事业中所包含的不确定性的办法，从而得以把风险经验转化成相对安全的感觉。但是在风险被认定为风险的时候，这样一种在有危险的环境中获得信心的模式就不灵了。在一个前现代的安全环境中，存在着试图把风险变成神意和命运的若干种方式，但是它们仍然是令人半信半疑的（half-hearted）迷信，而不是真正有效的心理上的支撑论据。从事具有终生风险职业的人（如登高作业的人），或者是从事从性质上看后果不确定的职业的人（如体育运动员），就经常求助于符咒或迷信仪式，以对他们所从事的行当的后果产生“影响”。但是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搞这些名堂，很可能就会遭到其他人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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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风险景象中的最后两点合并起来加以讨论。广为流传的关于现代风险环境的非专业知识，使人意识到专业知识的局限性，而且也构成了“公共关系”的问题之一，这是那些试图让非专业人士去信任专家系统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对于专家系统的信念，使人在专业化知识面前拒斥非专业人士的无知。但是，意识到无知领域的存在，本身就与（作为正在摸索的个人的）专家和（作为知识整体范围中一部分的）专业知识相对立，还有可能削弱或破坏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念。专家们经常“代表”外行去承担风险，同时却对外行隐瞒或歪曲这些风险的真实性质，或者甚至完全隐瞒存在着风险这个事实。比外行人发现了这种隐瞒更糟的情况是，专家们并没有意识到那一系列与自己相关的特定的危险与风险。在这种状况下，问题就不仅是专业化知识有没有局限性或专家系统与自己的知识之间的鸿沟有多宽，而更是构筑专业化知识的东西本身就不牢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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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风险与本体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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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险以什么方式损害着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和本体性安全的感觉?分析的基点必须是：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更有甚者，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这些风险并不是什么人刻意选择的，或者，用贝克的话说，没有什么“他人”能够对此负责，或因此受到攻击或责备。这个事实本身强化了人们的灾祸临近感，而且，许多人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感觉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15]毫不奇怪，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倾向于把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看成是上帝的一种惩罚。现在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能够被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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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能经常不断地把具有极大威胁却又远离个人控制的危险铭记在心?结论是，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整天都在忧心（如前所说，的确有可能）核战争是否会爆发的人，很容易被人认为是神经错乱。虽然很难说，哪个人不断有意识地以这种方式去焦虑战争可能爆发是否理性，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观点会变得麻木起来。甚至某个在公众集会上收集这些话题的人也容易被看成是歇斯底里和笨拙可笑。卡洛林·丝的长篇小说《金色时光》是以核战争的后果收尾的，主人翁同参加晚宴的另一位客人谈起了对核战争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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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眼睛瞪圆了，带着恐怖的神情注视着我。“是的，”她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理解。但是这难道是真的吗?对所有今天烦恼着我们的其他恐惧来说，你对核战争的恐惧只是一种隐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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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头脑从来没有完全清醒过，但有的时候它还是明白的。“不”，我说。我一定是大声喊叫起来，声音穿透了那被精美装饰起来的房间。“我的观点是，其他的恐惧，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着的恐惧，都不外是我对核战争恐惧的一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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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怀疑地看着我，但是还来不及作出什么反应，我们就都被邀去享用丰盛的晚宴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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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晚宴的客人的疑虑与上面所表述的论点并无关系，它无非表明，在这样的情境下，人们谈论核战争这类问题未免过于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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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至少，在有意识的层面上）不会整天担心核战争或者其他类型的大灾难的出现，无论它是不是一种隐喻。不担心的理由之一，毫无疑问是与更地方化的日常生活实践的需要相关，但是更多地是心理上的因素。在世俗环境中，可能性虽低但后果严重的风险，有助于重新滋生出一种运气感，这种幻想与前现代的世界观（而不仅是与地方性的小迷信所培育出来的看法）更为接近。关于“命运”的观念（不管它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都有某种对人们难以控制的遥远事件的模糊而笼统的信念），可以减轻个人在现存环境中所负载的重担，要不然这种重担总是无休止地纠缠着我们。命运，即任何事物总有其法则的观念，重新出现在世界的核心，而这个世界曾被假想成能对其内部事务进行有理性的控制。更有甚者，命运还必然迫使我们在无意识的层面付出代价，因为它的核心意义是对焦虑的压抑。无意识中关于人类整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似乎充满了作为基本信任的对立面的恐惧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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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可能性低但后果严重的风险决不会消失，尽管乐观地说，它们可以被降到最低程度。即使所有现存的核武器都被销毁了，具有类似毁灭力的武器再也没有被发明出来，再没有相似的社会化自然的大灾难的出现，全球性危险的景象将仍然存在。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人们不可能根除已有的技术知识这个前提，那么核武器就完全可能在任何时候被重新制造出来。此外，任何主要的技术创新都可能彻底扰乱全球发展的方向。难以驾驭的影响存在于现代性的内部，在本书的下一部分，我将详细论述有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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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最严重的风险的严重反事实性（counterfactual）特征，与列举这些事实所产生的麻木密切相联。把不信教者来世的“命运”同阴间和地狱连在一起，这一说法在中世纪就是“真实的”。可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灾难性危险大不相同。如果不是按出现的可能性而是按对人类生活的整体性威胁程度去衡量的话，那么危险性越大，它的反事实性就更彻底。这里所论及的风险必然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们实在是可怕得我们无法想像，只有在实际发生后，才能清楚地展示出它们究竟有多么可怕。规模相对而言较小的事件，如扔在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或发生在三里岛或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使我们能多少感觉到一点可能会发生的后果。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其他更具灾难性后果事件的“反事实性”特征，不足以表明它们的“非真实性”的主要基础，不足以看出不断重复地罗列它们所产生的麻木作用。苏珊·桑塔克评论道：“一种永久性的现代方案：对世人的警告正在逼近，但它还没有发生；然而它还在逼近……对世人的警告是一个长长的系列过程：不是‘警告现在’，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警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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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适应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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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现代性的风险景象作出适应性反应的范围而言，非专业人士和专家之间的重大区别并不明显。由于刚才提到的理由，最令人忧虑的反事实性风险是不能被转化为经验而加以检验的，而且那些在相关的特殊领域中的专家们，也总是被划分成信息不全的个人。可能的适应性反应有以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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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这是拉希论述过的论点。他指出，这个论点集中关心的是“生存”。这里的关键，与其说是从外部世界退却，还不如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参与，这种参与维系着对日常问题和目标的关注。雷蒙德·威廉斯把这样一种定向称为“X计划”，这是“一种新的关于战略优势的政治”：它确信现代世界中正在进行的许多事情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凡是能够计划或能够期盼的，都不外是短期的实际收益。根据威廉斯的看法，这不仅适用于许多非专业人士，而且也适用于战略行动的主要领域，如军备竞赛本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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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理由，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并非不需要付出心理代价。所有的麻木实际上包含着埋藏在深层的经常性焦虑，在有些个人那里，甚至不断地表现在意识的层面上。根据D.罗伊的研究，对于意识到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会怎样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典型的反应是：“在这种可能性之下我怎样能够生活下去，我所能给你的唯一诚实的回答是：我不去想它，因为一想它就让人感到恐怖。当然，这也并不总是有效，而且我经常都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想法，如果这些核武器都爆炸了的话，世界将会变成一副什么模样。”[20]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背后既可能是悲观主义的论调，也可能是充满希望的想法，它们彼此矛盾地共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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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适应性反应可以用持久的乐观主义来概括，它实际上是坚持启蒙主义的态度，一种持之以恒的对天意理性（provi-denti al reason）的信仰，而不论当前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什么。例如，一些专家们认为，核威慑因素迄今为止都是有效的，并将继续在不可限定未来起作用；或者，另外有些人，他们批判“世界末日”的生态观，而认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社会与技术方案总能被找到。[21]对非专业个人来说，这是一种持续地作出积极反响和具有情感感染力的看法，它建立在确信自由的理性思想和具体的科学能提供长期性的安全之上，没有任何其他方案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当然在某些类型的宗教理想中也很容易找到可供选择的持久性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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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态度的对立面则是犬儒式的悲观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不同，这种态度设定了与由后果严重的危险引起的焦虑之间的直接关联。犬儒主义并非冷漠，也不一定就认定只有厄运，虽然它的确很难与迟钝的乐观主义相协调。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它导致了滑稽作品的出现，就像电影《博士酷爱稀奇先生》和许多“黑色幽默”所表现的那样，它也导致了逆流而行式的疯狂庆典时的短暂欢乐，对现代性的未来取向翘起大鼻子以示轻蔑。在某些情况下，犬儒主义可以与悲观主义分离开，而且也能满怀希望。如果把悲观主义理解为这样一种确信，即不管人们怎么做事情总会变得更糟，那么，原则上悲观主义也可以与犬儒主义分开。[22]然而与乐观主义和启蒙理想的联盟不同，除了知道它对昔日的生活方式的怀念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持否定态度外，人们很难确定悲观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悲观主义不是一种行动方案，而且，以其极端的形式来说，它只会导向一种麻痹性的消沉。可是，如果它与犬儒主义相结合，它就提供了一种带有实践含义的观念。由于其情感中立的性质，也由于其潜在的幽默感，犬儒主义淡化了悲观主义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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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能够辨别那种我所说的激进的卷入，我的意思是那种针对已察觉到的危险之根源的实践性搏击。采取激进卷入态度的人认为，尽管我们受到严重问题的困扰，我们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动员起来以降低它们的影响或者战胜它们。这当然是一种乐观的论点，但它是与搏击性行动而不是与信赖理性分析或讨论相关的论点。它的原初推动力是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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