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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明显的是，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甚至并不只是离我们相距甚远的偶发事件，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忽略它，尽管要在心理上付出一定代价。这样的风险，以及其他许多可能威胁到人们生命或者对人们有重要影响的其他风险，已经直接进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例如，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已经影响到成人和孩子的健康，一些有毒食品或影响到食品营养构成的东西，也已经不是什么杜撰的事情。同样，大规模的技术变迁（如再生技术）也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在许多情况下，浑然一体的风险和机会是如此之复杂，以至于对个人来说，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信任特定的系统或体系，在什么情况下应中止这种信任，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例如，在据说所有种类的食品都含有这种或那种毒素的时候，在营养学家们关于什么样的饮食会“对你有益”的建议随着科学知识的飘动不定而变化不居的时候，一个人又怎么能做到“健康地”饮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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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风险，机会与危险，现代性的这些两极相互矛盾的性质渗进了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影响着地方化和全球化之间的相互嵌入过程。就大多数冲击着个人生活的抽象体系来说，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是可行的，但正是因为它的性质，这样一种态度不可能自始至终地在所有的活动场合中持续下去。铺天盖地而来的专业化信息，就如在同事、朋友和密友间一个接一个不断传播的消息一样，常常都是零碎不全和相互矛盾的。[26]在个人的层面，必须作出决定，必须制定政策。隐私，或避免竞争性的卷入，可能受到基本乐观的态度、悲观主义的态度和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的支持，也能够在许多方面服务于日常的“生存”目的。但是隐私也可以成为积极卷入的修饰，甚至对那些持有冷漠和犬儒态度的人那里，它也兼容。重复一遍，就现代性嵌入我们生活中的安全与危险的平衡而言，再也没有什么“他人”存在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在许多情况下，现代性条件激发的是积极的行动而不是隐私，这既是由于现代性内在的反思性，也是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多极体系内，集体性组织获得了大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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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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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对后现代性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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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简要回顾一下本书开章时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展望一下本书的结尾部分。我曾经寻求提出对当今时代的一种解释，它对通常认为我们已进入了后现代性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一般认为，关于后现代性的种种概念（它们大多源自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应包含一些有别于其他概念的组成部分。这里，我把后现代性概念同我的选择性立场相比较，后者我称之为激进现代性（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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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后现代性”概念和“激进现代性”概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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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伯格：《无归宿的意志》（Perter Berger，The Homeless Mind，New York：Random House，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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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Ju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2，Cambridge，Eng.：Polity，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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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斯·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Max Horkheimer，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New York：Seabury，1974），），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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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克劳德·费希尔：《住在朋友中间》（Claude Fisher，To Dwell Among Friends，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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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伯特·萨克：《消费者世界：作为情境的地点》，第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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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此，可参阅阿兰·西尔弗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中的“信任”》和《社会理论 中友谊：古典自由主义中的个人关系》（Friendship in Social Theory：Personal Relations in Classic Liberalism），油印本（Dept.of Sociology，Columbia University）；格 拉汉姆· 阿兰：《友谊和亲属关系的社会学》（Graham Allan，A Sociology of Friendship and Kinship，London：Allen and Unwi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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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乌尔里奇·贝克：《人类学的震憾：切尔诺贝利与风险社会的轮廓》，载于 《伯克莱社会学杂志》（Ulrich Beck，“The Anthropological Shock：Chernobyl and the Contours of the Risk Society”，in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年刊，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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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劳伦斯· 斯通：《1500—1800年英格兰的家庭、性与婚姻》（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London：Weidenfeld，1977），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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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克里斯多夫·拉希：《无情世界的安息地》（Christopher Lasch，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New York：Basic，1977），第140页；并参见他的《微小的自我》（The Minimal Self，London：Picador，1985），他在书中对自恋（narcissism）有了更 清晰的概括，并对“生存至上”（survivalism）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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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乌尔里奇·贝克：《风险社会》（Ulrich Beck，Risi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Frankfurt：Suhrkampf，1986），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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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欧文·格林等编：《核冬》（Owen Green，et al.，Nuclear Winter，Cambridge，England：Polity，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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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贝克：《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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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乔·贝利：《悲观主义》（Joe Bailey，Pessimism，London：Routledge，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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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J.朱哈尔编：《社会中的风险》（A.J.Jouhar ed.，Risk in Society，London：Libbey，1984）；杰克·道伊和保罗·勒弗雷尔：《风险与机会》（Jack Dowie and Paul Lefrere，Risk and Chance，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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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f.W.Warren Wagar，Terminal Visions，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