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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珊·桑塔克：《艾滋病及其隐喻》（Susan Sontag，AIDS and Its Metaphors，Harmodworth：Penguin，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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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雷蒙德·威廉斯：《奔向二〇〇〇》（Raymond Williams，Towards 2000，London：Chatto，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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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萝西·罗伊：《与炸弹共同生活》（Dorothy Rowe，Living with the Bomb，London：Routledge，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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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J.L.西蒙和H.卡恩：《资源丰富的地球》（J.L.Simon and H.Kahn，The Resourceful Earth，Oxford：Blackwell，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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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乔·贝利：《悲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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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这个术语来自安迪·贾甘纳特（Hindi Jagannath）著《世界的主宰》，它是牧牛神讫里什那（Krishna）的头衔；这种偶像每年都要驾在一辆巨型汽车上招摇过市，据说它的崇拜者把自己抛向车下，让轮子把自己碾碎。——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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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New York：Basic Book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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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索尔·毕罗：《赫佐格》（Saul Bellow，Herzog，Harmondworth：Penguin，1964），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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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作为大量不明确案例中的一个，如环已基氨基磺酸酯和美国当局的案例，环已基氨基磺酸酯是一种人造甜味香料。一九七〇年以前，它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食品和药品管理部门（FAD）把它划为“普遍认可的安全香料”。当科学研究得出结论说，服用了大剂量的该香料的老鼠容易患某种癌症时，FAD就改变了它的态度，环已基氨基磺酸酯被禁止作为食品原料使用。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饮用低卡路里饮料，因而制造商开始对FAD施加压力要求改变它们的态度。一九八四年，FAD的一个委员会宣布它根本就不是一种致癌因素。一年以后，国家科学院干预了，它们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在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中，国家科学院宣布，环已基氨基磺酸酯在与糖精一块儿使用时是不安全的，虽然它单独作为一种香化剂使用时也许是无害的。参见詹姆斯·贝林尼：《高科技的大毁灭》（James Bellini，High Tech Holocaust，London：Tarrant，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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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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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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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sweet reason）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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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个因素都能说明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它们都不是利奥塔和其他人的观点，后者认为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来维护知识的有效性。第一种可以叫设计错误。现代性与抽象体系是不可分的，后者为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的脱域提供了基础，既扩展了社会化的自然，也扩展了社会领域本身。也许，它们当中有太多的设计错误，导致了体系出错，并把我们从计划好了的发展路径中甩了出来?很明显，我们可以把设计错误这个概念用于社会体系和自然体系，前者是带有明确的“预期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从原则上说，任何社会组织，都可以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否达到了某一目标，是否提供了某类服务而得到估价；社会化自然的任何方面，也可以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的特殊需要，或是否产出了我们不需要的结果而受到评价。在上述两种情境下，设计错误无疑是司空见惯的。但同样地，从原则上说，就依赖于社会化自然的体系而言，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不应该根除设计错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社会体系方面的情况却更复杂，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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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我所说的操作失误。任何抽象体系，不论它设计得如何尽善尽美，也不会按人们所假设的那样完美地运作，因为操作人员会有失误。无论对社会体系还是对自然体系，都是如此。与设计错误不同，操作失误似乎是无法彻底消除的。当然，一个优秀的设计可以使操作人员失误的可能性非常小，严格的培训和纪律也能实现这一点；但是只要有人类的参与，风险必然存在。如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灾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操作紧急关闭系统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我们可以对物理世界运行中的风险作出数学式的计算，例如可以算出触电后死亡的风险有多高。但是，操作失误的因素就不能有效地被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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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设计错误和操作失误都不是导致现代性的不确定性的最重要因素。前面曾简要地提到过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它们是：未预期的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设计错误和操作失误显然都在未预期后果的范畴之内，但是这个范畴包含的意思要广泛得多。不论一个体系的设计多么完善，也不管对它的操作多么有效，其实际的运作总是在被引入到其他系统和人类活动的范围以后才发生，所以，我们对它的种种后果就不可能都能料事如神，原因之一就是构成社会世界的系统和人类活动的复杂性。但是，即使我们想像世界（包括人类活动和物质环境）只是一个单一设计的系统（虽然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未预期的后果也还是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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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在于社会知识的循环性，它首先影响到的是社会领域而非自然领域。在现代性条件下，新知识不断被嵌入到社会中去，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社会领域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环境。新知识（概念、理论、发现）不仅更清楚地描绘了社会世界，而且也改变了它的性质，使其转向新的方向。这种现象的影响，对那犹如猛兽的现代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既影响到社会化自然，同样也影响到社会制度本身。虽然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并不以直接的方式影响自然界，但社会知识的循环却能通过抽象体系中的技术构成而与自然要素发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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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并不能掌握“历史”，并使其屈从于我们的集体目标。即使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创造和再创造了社会生活，我们也仍然不能完全控制它。而且，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一切，都假设了利益和目标的同质性，但实际上就人类整体而言，这肯定是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另外两种前面提到过的影响，即不同的权力和价值的作用也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是“单一”的，但是却被不平等的权力严重地撕裂开了。现代性最有特色的图像之一，便是它让我们发现，经验知识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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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乌托邦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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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或者，我们能够）放弃驾驭那头猛兽的努力。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低点，超越了所有的价值和所有相互排斥的权力分化。“历史”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它没有目的，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保证。但是，面向未来的理论之严重反事实（counterfactual）性质，作为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基本要素，既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作用。我们必须正视另外的可供选择的未来，传播它们实际上会有助于实现它们。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创造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模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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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认为，这单在术语上就是矛盾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同马克思的立场相比较，就会看到，情况并不是这样。按照马克思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联系起来的批判理论，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方向，而且历史将集中在一种革命的力量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它是一个“世界性阶级”。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身上积累起所有历史的压迫的遗产，而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它的行动代表着整个人类。但是，如前所说，历史没有目的论，在实现价值的转变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力量。马克思所主张的，决不只是一种对奴隶主—奴隶关系之辩证法的简单仿效，而是一种有极富魅力的观点，因为它认为无特权阶级是人类整体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但是，尽管它诉诸于为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我们还是不应该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受压迫者的利益并不是整张布中的一小块，它们经常还相互抵触，而且有益的社会变迁常常要求的，是特权阶级所掌握的权力的使用。此外，许多有益的变迁是以人们未能预期的方式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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