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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索尔·毕罗：《赫佐格》（Saul Bellow，Herzog，Harmondworth：Penguin，1964），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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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作为大量不明确案例中的一个，如环已基氨基磺酸酯和美国当局的案例，环已基氨基磺酸酯是一种人造甜味香料。一九七〇年以前，它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食品和药品管理部门（FAD）把它划为“普遍认可的安全香料”。当科学研究得出结论说，服用了大剂量的该香料的老鼠容易患某种癌症时，FAD就改变了它的态度，环已基氨基磺酸酯被禁止作为食品原料使用。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饮用低卡路里饮料，因而制造商开始对FAD施加压力要求改变它们的态度。一九八四年，FAD的一个委员会宣布它根本就不是一种致癌因素。一年以后，国家科学院干预了，它们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在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中，国家科学院宣布，环已基氨基磺酸酯在与糖精一块儿使用时是不安全的，虽然它单独作为一种香化剂使用时也许是无害的。参见詹姆斯·贝林尼：《高科技的大毁灭》（James Bellini，High Tech Holocaust，London：Tarrant，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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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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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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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sweet reason）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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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个因素都能说明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它们都不是利奥塔和其他人的观点，后者认为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来维护知识的有效性。第一种可以叫设计错误。现代性与抽象体系是不可分的，后者为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的脱域提供了基础，既扩展了社会化的自然，也扩展了社会领域本身。也许，它们当中有太多的设计错误，导致了体系出错，并把我们从计划好了的发展路径中甩了出来?很明显，我们可以把设计错误这个概念用于社会体系和自然体系，前者是带有明确的“预期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从原则上说，任何社会组织，都可以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否达到了某一目标，是否提供了某类服务而得到估价；社会化自然的任何方面，也可以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的特殊需要，或是否产出了我们不需要的结果而受到评价。在上述两种情境下，设计错误无疑是司空见惯的。但同样地，从原则上说，就依赖于社会化自然的体系而言，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不应该根除设计错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社会体系方面的情况却更复杂，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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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我所说的操作失误。任何抽象体系，不论它设计得如何尽善尽美，也不会按人们所假设的那样完美地运作，因为操作人员会有失误。无论对社会体系还是对自然体系，都是如此。与设计错误不同，操作失误似乎是无法彻底消除的。当然，一个优秀的设计可以使操作人员失误的可能性非常小，严格的培训和纪律也能实现这一点；但是只要有人类的参与，风险必然存在。如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灾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操作紧急关闭系统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我们可以对物理世界运行中的风险作出数学式的计算，例如可以算出触电后死亡的风险有多高。但是，操作失误的因素就不能有效地被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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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设计错误和操作失误都不是导致现代性的不确定性的最重要因素。前面曾简要地提到过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它们是：未预期的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设计错误和操作失误显然都在未预期后果的范畴之内，但是这个范畴包含的意思要广泛得多。不论一个体系的设计多么完善，也不管对它的操作多么有效，其实际的运作总是在被引入到其他系统和人类活动的范围以后才发生，所以，我们对它的种种后果就不可能都能料事如神，原因之一就是构成社会世界的系统和人类活动的复杂性。但是，即使我们想像世界（包括人类活动和物质环境）只是一个单一设计的系统（虽然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未预期的后果也还是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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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在于社会知识的循环性，它首先影响到的是社会领域而非自然领域。在现代性条件下，新知识不断被嵌入到社会中去，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社会领域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环境。新知识（概念、理论、发现）不仅更清楚地描绘了社会世界，而且也改变了它的性质，使其转向新的方向。这种现象的影响，对那犹如猛兽的现代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既影响到社会化自然，同样也影响到社会制度本身。虽然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并不以直接的方式影响自然界，但社会知识的循环却能通过抽象体系中的技术构成而与自然要素发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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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并不能掌握“历史”，并使其屈从于我们的集体目标。即使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创造和再创造了社会生活，我们也仍然不能完全控制它。而且，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一切，都假设了利益和目标的同质性，但实际上就人类整体而言，这肯定是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另外两种前面提到过的影响，即不同的权力和价值的作用也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是“单一”的，但是却被不平等的权力严重地撕裂开了。现代性最有特色的图像之一，便是它让我们发现，经验知识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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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乌托邦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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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或者，我们能够）放弃驾驭那头猛兽的努力。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低点，超越了所有的价值和所有相互排斥的权力分化。“历史”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它没有目的，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保证。但是，面向未来的理论之严重反事实（counterfactual）性质，作为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基本要素，既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作用。我们必须正视另外的可供选择的未来，传播它们实际上会有助于实现它们。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创造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模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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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认为，这单在术语上就是矛盾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同马克思的立场相比较，就会看到，情况并不是这样。按照马克思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联系起来的批判理论，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方向，而且历史将集中在一种革命的力量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它是一个“世界性阶级”。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身上积累起所有历史的压迫的遗产，而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它的行动代表着整个人类。但是，如前所说，历史没有目的论，在实现价值的转变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力量。马克思所主张的，决不只是一种对奴隶主—奴隶关系之辩证法的简单仿效，而是一种有极富魅力的观点，因为它认为无特权阶级是人类整体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但是，尽管它诉诸于为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我们还是不应该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受压迫者的利益并不是整张布中的一小块，它们经常还相互抵触，而且有益的社会变迁常常要求的，是特权阶级所掌握的权力的使用。此外，许多有益的变迁是以人们未能预期的方式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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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如果没有同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结合起来的话，寻求社会变迁在实践上就没有什么作用。正是借助于该原则，马克思才使自己与乌托邦主义鲜明地区别开来；但是这些内在的可能性本身要受到现代性的反事实性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的”和空想的理论之间，并不需要一种刻意的分割。我们必须用一种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这很容易从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中得到彰显。乌托邦式的空想毫无用处，而且可以说，如果把它用于威慑性政治的话，它可能还极具危险性。追寻道德上的确信而不考虑行动的策略和后果，可能会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其源自于激进卷入所能够提出的价值观。但是如果我们不意识到，在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环境下，降低危险必须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种道德追寻也可能导向一种相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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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不作任何担保的批判理论，在二十世纪后期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必须具有社会学的敏感性，即对内在的制度性转变保持警惕，正是现代性使得这种制度转变成为开放性的和面向未来的；它必须意识到，在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环境中，道德的承诺和“良好的信念”本身潜在地具有危险性，就此意义而言，它也必然是政治性的（实际上，是地缘政治性的）和富于策略的；它也必须能创造出良好社会的模式，这些模式既不应受民族国家范围的限制，也不应受现代性的任何一种制度维度的限制；而且，它还必须承认，关于解放的政治要同关于生活的政治（或者，同关于自我实现的政治）结合起来。所谓关于解放的政治，我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发现，历史并不服从于奴隶主—奴隶的辩证法，或者说，能够发现只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情境下才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承认，解放的政治不可能是事情的唯一的一面。生活的政治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中，而且就此而言，再没有什么“他人”存在了。这是“免于××的自由”和“获得××的自由”之间的老式划分的一种新说法，但是“获得××的自由”在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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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的政治和生活的政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图三所显示的一根轴线。另外一根轴线便是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一再强调的地方化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在全球化关系的不断影响下，解放的政治和生活的政治二者都必然要与这些联系发生关联。如我曾表明的那样，正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自我实现对自我认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如那业已牢固建立起来的公正与平等属于解放政治的理念一样，“个人的伦理”是生活政治的基本特征。女权主义运动试图率先把这些联系相互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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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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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滋阿克对那些站在上述政治立场反面的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们把自我发现这一精神气质仅仅看成人们在心理上或社会上对现代性较大的制度的不完整性的极端反应。如他所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这里，个人的认同和实现个人尊严等非常个人化的经验，成了破坏性的政治力量的主要成分。”然而，他却错误地认为“个人与地球都受到同一个敌人的威胁：事物的硕大无比”。[1]问题在于，远和近交织在一起，个人和大规模的全球化机制也交织在一起。“大”本身既不是个人的敌人，也不是生活政治需要战胜的现象。相反，它是个人利益与按章运作的组织之间的协调，这才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焦点。各种全球性联系正是个人自我实现的真正条件，包括那些为降低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而建立起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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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质上来说，上述判断也适用于世界上那些相对而言现代性影响仍然很微弱的地区。当今时代的转变发生在一个由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别构成的世界上，现代性制度的扩张，在这个世界上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相反趋向和影响，如宗教原教旨主义或反动的传统主义形式。我不打算在本书中详尽地讨论这些问题，完全是由于篇幅的原因，而不是在我们更具体地去理解全球化趋势的过程中，它们应该受到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