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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社会运动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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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结合图一来看图四，图一显示了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附加在图四上的。[2]劳工运动是斗争性的联盟，它的起源和活动领域都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有关。不管是改良主义者或是革命党人，他们都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之中，都特别想通过工会制度对工作场所进行防卫性控制，或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去影响或左右国家权力。特别是在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工运动是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主要斗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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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分析的角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从历史的角度）看，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又是与劳工运动分开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自身起源于现代国家所实施的监督。它们包括民族主义运动的某些形式，以及争取普遍参政权利的运动。后者包括早期的资产阶级联盟，马克思曾轻蔑地把它们看成本质上是以阶级为基础的集团。虽然马克思的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试图用化约或还原的方法把“资产阶级的权利”仅仅看作是阶级统治的表述形式，就此而言，他错了。这样的权利，以及为获得、保卫、扩大它们而开展的斗争，在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中，具有普遍的意义。监督领域是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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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运动和言论自由/民主运动都很“老”了，也就是说，还在本世纪以前，它们在某些形式方面已经建立得相当完善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更有“朝气”，也就是说，它们在最近几十年才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可是它们的朝气有可能被夸大了。和平运动的斗争场所是控制暴力手段，包括军事的和警察的手段。“和平”在这里，像“民主”一样，也必须被看作是一种斗争性的概念，在和平运动进入到国家或军事组织领域的过程中，这一斗争性概念是极为关键的。某些受到宗教价值影响的和平主义运动可以回溯到战争工业化的早期。如果它们今天又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不断增长的结果，它既与战争的爆发相关，也与核武器成了当今时代的核心内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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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运动的斗争场所（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也可归入该类型）是人化环境。我们可以从十九世纪发现今天的“绿色”运动的早期形式的踪迹。最早的“绿色”运动曾经受到浪漫主义的强烈影响，它是力图反对现代工业对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社会图景的冲击。由于工业主义不能立刻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特别是在它们施加给传统生活模式的毁坏结果方面更是如此，这些绿色运动的团体经常更容易与工人运动结盟。二者在今天的分离反映了对具有严重后果风险的高度意识，而正是工业化的发展（无论它是否是在资本主义保护下组织起来的）导致了这种风险。当然，生态运动关心的不只是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它也关注人化环境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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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成了通向未来的车轮。[3]但是，特别重要的是，按照乌托邦现实主义的观点，社会运动并非必然地（甚至唯一地）就是如下变迁的基础，这些变迁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一个更为安全也更为人道的世界。例如，和平运动在唤起觉悟和限制军事威胁的战略方面就非常重要。可是，其他的影响，包括民意的力量，商业公司和国家的政策，以及国际组织的活动，也都对基本的改革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乌托邦现实主义的观点承认权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不认为只要使用权力就一定有害无益。最广义的权力是实现目标的工具。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抓住机会并把有着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小，需要协调权力的使用。这对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来说，都是如此。同情弱者的困境是所有解放政治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是实现解放的目标通常又要依赖特权阶层的代理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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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痕迹在这里当然相当明显，但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权力中心的代理人将参与那有可能削弱其地位的运动?若对此持乐观态度将是极为短视的。商业公司的利益经常与政府的利益背道而驰，而后者又常常只关心自己的局部问题。所有这些再也没有“他人”的日程，都可以从利益分化的角度重新被确立。社会运动也不比业已建立起来的组织更能避免这种倾向。然而权力并不总是用于局部目标，或者总是作为一种镇压的工具，现实主义的要素还保留在权力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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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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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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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超越了现代性又将是什么?我们能够对后现代性这个概念给予任何确定的含义吗?我们能够建立什么样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作为面向未来的“工程”，能与发展的固有倾向（immanent trends）相联系，并因而是现实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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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能够指认出一种后现代性的轮廓，而且，的确存在着种种重要的制度性倾向，它表明后现代的秩序是能够实现的。后现代体系在制度上将是复杂的，我们可以沿着前面勾画过的现代性的四个维度，而把后现代性看作是代表了“超越”现代性的一种运动，就如图五所显示那样（注意与图一和图四的直接对照）。如果其中某一维度的转变确实发生了，它也不会自动地与其他维度密切协调，而且，在实现转变的过程中，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将会卷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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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后现代秩序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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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什么?如果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话，大概它很少有与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相似的东西，后者当然明显地与资本主义国家大相径庭，它构筑了一种经济上低效、政治上集权的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当然，“社会主义”指涉的东西有着太多的差异，以至这个术语简直就是无所不包，它可以是任何特定思想家所希望看到的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创立。如果社会主义只意味着严密的计划生产，并主要在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肯定就会衰落。二十世纪的一大发现，是那些具有复杂系统的社会—经济组织（例如，现代经济秩序），不可能有效地屈从于控制论。这些体系所预设的详尽而持久的信号是从“下面”由低输入的单元去实现的，而不是由于上层的指导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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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还只是停留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经济的话，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就更是如此。而且，如表六所显示，我们必须在全球层面上想像出一个后现代时期。市场确实提供了在复杂的交换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信号装置，但是，正像马克思准确判断的那样，市场也维持着（甚至还积极产生着）主要的剥夺形式。仅仅从解放政治的角度来思考，超越资本主义将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市场所带来的阶级划分。生活政治还会使我们看到更深层的东西，它将进一步超越用经济标准决定人类的整个生活状况这样的环境。这里我们发现了适用于全球范围的超越匮乏型体系（post-scarcity system）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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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超越匮乏型体系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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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主张资本主义市场必须加以“规制”，以便消除其反复无常的特性，那就会把我们引向两难的境地。使市场服从于统制一切的力量的中央控制，不仅经济上没有效率，而且导向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另一方面，任市场在基本上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去自由发展，就会在生活机会上制造许多群体差异和地区差异。可是，超越匮乏型体系使我们得以超越这种两难困境。因为，当主要的生活物品不再匮乏的时候，市场标准就只能起到信号的作用，而不再是维系随处可见的剥夺机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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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许要问，在这个以国家和地区之间，特别是在业已工业化和欠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大量不平等仍然是主要问题的世界上，在资源不仅有限而且已经成了压力的情况下，超越匮乏还能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吗?让我们反过来问一句，为了寻求一个不是沿着自我毁灭之路而行的世界，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追求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为在资源方面它不可能自我维系。当然，某些资源本来就很稀缺，但大多数资源原本并不少，所谓“匮乏”，除了保证肉体存在的基本需要之外，是相对于社会地界定的需求和特殊的生活方式而言的。超越匮乏型秩序将包含对社会生活方式颇富意义的改造（参见图六），在其中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期望将不得不有所调整，重新分配全球财富的呼声也将日趋高涨。然而，在创造出这样变迁的动力行将来临之际，仍有许多问题可展开讨论，讨论将会提供出可以在这种变迁中具体实施的有关政策。有证据表明，生活在经济发达国家中的许多人患有“发展疲劳症”，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人们普遍意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价值，除非它能积极地改进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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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匮乏型体系即使最初只在世界较为富裕地区发展起来，也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就跨国公司之间或民族国家政府之间为了控制资本和商品的国际间流动而达成的协议而言，世界规模的社会化经济组织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即不管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样的国际组织都将年年增加。如果它们在向超越匮乏型经济机制过渡方面得到加强，那么它们的作用就更是信息性的而非规制性的。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帮助协调全球的经济交流，用不着去扮演“发挥控制作用的统治者”的角色。尽管这听起来（而且本身就）还相当模糊，然而已经有一些可能的经济秩序模式，这些模式所提出的原则是可以被采纳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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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来看看现代性的第二种制度性维度，即监督与行政权力，某些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在民族国家内，监督活动的加强导致了对民主参与的压力的逐渐增加（虽然并非不存在明显的对应倾向）。尽管很明显，“民主”这个术语所覆盖的具体政体范围极为广泛，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宣称自己不是“民主”国家，这决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也不只是具有修辞学的意义。凡是那些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的，总有些使公民卷入政府程序的过程，无论在实践上这种卷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原因何在?因为现代国家的统治者发现，有效的政府需要臣民的积极默认，而这种积极默认的形式在前现代国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6]然而，多元政治（即“政府对被认为是政治上平等的公民所作选择的连续不断的回应”[7]）的倾向，目前却仅仅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水平上。既然民族国家的地位在全球体系中正在发生变化，而地方组织的新形式在它的水平以下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在它的水平以上都在不断增加，我们有理由期望民主参与的新形式将崭露头角。例如，它们可能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促进在车间、地方性协会、媒介组织以及各种类型的跨国组织中的民主参与程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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