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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主张资本主义市场必须加以“规制”，以便消除其反复无常的特性，那就会把我们引向两难的境地。使市场服从于统制一切的力量的中央控制，不仅经济上没有效率，而且导向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另一方面，任市场在基本上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去自由发展，就会在生活机会上制造许多群体差异和地区差异。可是，超越匮乏型体系使我们得以超越这种两难困境。因为，当主要的生活物品不再匮乏的时候，市场标准就只能起到信号的作用，而不再是维系随处可见的剥夺机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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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许要问，在这个以国家和地区之间，特别是在业已工业化和欠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大量不平等仍然是主要问题的世界上，在资源不仅有限而且已经成了压力的情况下，超越匮乏还能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吗?让我们反过来问一句，为了寻求一个不是沿着自我毁灭之路而行的世界，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追求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为在资源方面它不可能自我维系。当然，某些资源本来就很稀缺，但大多数资源原本并不少，所谓“匮乏”，除了保证肉体存在的基本需要之外，是相对于社会地界定的需求和特殊的生活方式而言的。超越匮乏型秩序将包含对社会生活方式颇富意义的改造（参见图六），在其中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期望将不得不有所调整，重新分配全球财富的呼声也将日趋高涨。然而，在创造出这样变迁的动力行将来临之际，仍有许多问题可展开讨论，讨论将会提供出可以在这种变迁中具体实施的有关政策。有证据表明，生活在经济发达国家中的许多人患有“发展疲劳症”，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人们普遍意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价值，除非它能积极地改进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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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匮乏型体系即使最初只在世界较为富裕地区发展起来，也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就跨国公司之间或民族国家政府之间为了控制资本和商品的国际间流动而达成的协议而言，世界规模的社会化经济组织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即不管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样的国际组织都将年年增加。如果它们在向超越匮乏型经济机制过渡方面得到加强，那么它们的作用就更是信息性的而非规制性的。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帮助协调全球的经济交流，用不着去扮演“发挥控制作用的统治者”的角色。尽管这听起来（而且本身就）还相当模糊，然而已经有一些可能的经济秩序模式，这些模式所提出的原则是可以被采纳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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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来看看现代性的第二种制度性维度，即监督与行政权力，某些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在民族国家内，监督活动的加强导致了对民主参与的压力的逐渐增加（虽然并非不存在明显的对应倾向）。尽管很明显，“民主”这个术语所覆盖的具体政体范围极为广泛，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宣称自己不是“民主”国家，这决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也不只是具有修辞学的意义。凡是那些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的，总有些使公民卷入政府程序的过程，无论在实践上这种卷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原因何在?因为现代国家的统治者发现，有效的政府需要臣民的积极默认，而这种积极默认的形式在前现代国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6]然而，多元政治（即“政府对被认为是政治上平等的公民所作选择的连续不断的回应”[7]）的倾向，目前却仅仅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水平上。既然民族国家的地位在全球体系中正在发生变化，而地方组织的新形式在它的水平以下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在它的水平以上都在不断增加，我们有理由期望民主参与的新形式将崭露头角。例如，它们可能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促进在车间、地方性协会、媒介组织以及各种类型的跨国组织中的民主参与程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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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家间的关系而论，有一点似乎很明显：一种更需要协调的全球性政治秩序大概正在浮现。日益全球化的趋势多少迫使着国家间在那些以前它们可能更愿意单独处理的问题上持合作态度。在十九世纪末，许多第一代讨论全球化的学者们都相信，随着全球联系的日益增强，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这些作者低估了民族国家主权的自主性程度，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似乎也不可能出现任何类似于民族国家形式的“大世界政府”。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世界政府”可能要包括由各个国家提出的合作性的全球政策构架，包括代替超级大国格局的解决冲突的合作性策略构架。无论如何，全球性的这种倾向看起来是强烈而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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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谈到军事权力，向战争工具消亡的世界过渡的机会似乎还是微乎其微。因为全球的军费开支每年都在上升，技术创新在武器生产方面经久不衰。可是，也存在着现实主义的有力因素，它预示着一个无战争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内在地存在于战争的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于在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变化着的立场中。如同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随着武器的工业化的扩散，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在国家间的边界大多已经确定和民族国家事实上覆盖了整个地球的每一寸土地的情况下，领土扩张已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意义；最后，全球范围越来越明显的相互依赖，拓宽了这样的一些领域，在其中，所有的国家都有着相似的利益。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的世界无疑是乌托邦，但在现实中它却决非毫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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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人化环境。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是从资本积累和军事规则中获得原动力的，但是它们一旦开始运转起来，便有了自己的推力。推广科学知识和展示技术创新中的先进效率，无疑是颇有影响力的一个驱动因素。正如J.艾卢尔所说，一旦技术创新成为一种常规，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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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从来就没有促进过任何事物，因为它是被人们从后面推动的。技术人员并不知道他工作是为了什么，而且一般说来他也不关心……并不存在一个明确号召的目标；他后面的引擎强迫着他工作，而且不能容忍任何东西阻止机器的运转……技术因素的相互依赖使得大量“解决问题的高招”成为可能，由于这些高招，难题也就不再成其为难题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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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技术创新的过程，以及更一般地说，工业发展的过程，仍然在加速而不是减缓。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技术进步影响着我们作为人类的物质构造，同样也影响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对无限未来而言，这些创新的丰富源泉将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吗?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此充满信心，但是存在一些明显相反的趋向，它们部分地是由生态运动（以及其他领域）反映出来的。环境破坏现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成了政府工作的焦点。为了避免严重而不可逆转的破坏，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不只是技术的外部影响，而且也包括无限制的科技发展的逻辑。技术的人道化包括把道德问题逐渐引入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现在还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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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具有最严重后果的生态问题已经如此明显地全球化了，降低环境风险的干预形式将必然地也具有全球整体性的基础。一个总体性的关怀全球的体系可能被创造出来，它的目标将是把世界的生态健康作为一个整体保留下来。詹姆士·拉伍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的“伽亚假设”，提供了一种用可能的方式去设想全球关怀的目标。根据这个观点，这个星球“展示为一种生物有机体的行为，甚至它就是一个活着的生物”。地球的有机健康是由分散的生态循环维持下来的，这些循环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自我维系的生化系统。[10]如果这个观点可以在分析的细节上得到证明，对全球关怀来说，它就有着明确的含义，即可能更像是保护一个人的健康，而不是栽种一片长得稀稀拉拉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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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假设世界上的事件将沿着由这种乌托邦思想为我们所指出的方向发展?显然，我们也可以不这样假设，尽管所有关于这些可能的未来的讨论，包括本书提出的讨论，都由于它们本身而能够产生某种影响。发展的固有倾向最后也决不比这有什么不同，如果事物真要全然按固有方式发展的话，那么发展的间歇期就会十分漫长，而且还充满了各种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此外，现代性的每一制度维度上的变化都会反过来对其他维度发生影响。对亿万人类来说，每一种变化都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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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概略地描述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系列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无论出现了什么样的新技术（即使它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有利的，但对环境安全和军事安全来说，它却仍然可以是危险的），对限制全球资本主义的积累来说，都是十分有限的。既然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调节的机制，那么某些类型的日益增加的匮乏就能够被逐渐克服，至少，在一个相当长时限内会如此。但是，对无限的资本积累来说，可获得的资源终究有限，更有甚者，市场要么不触动“外在事物”（externlities），要么反过来影响它们（如扩大全球性的不平等），而这些外在事物很可能明显地具有社会性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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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现代性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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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政管理资源而言，增进民主参与的倾向的黑暗面则是产生极权的可能。[11]监督活动的日益加强反倒提供了许多民主参与的途径，但是，也增加了垄断暴力手段并把它作为恐怖工具的利益集团支配政治权力的可能性。正如Z.鲍曼特别清楚地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与现代性并不是偶然地而是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12]当然，即使不是全面极权，各种其他不同的压迫统治形式也体现着极权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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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篇章中，已经充分地谈论过了危险的其他形式。由于战争的工业化，核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是人类在中长期内所面临的唯一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纯粹只使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后果也是毁灭性的，而且由于科学和武器技术的不断“聚变”，很可能生产出的其他武器形式，它的可怕的威力并不亚于核武器。生态灾难的厄运虽不如严重军事冲突那么近，但是它可能造成的后果同样让人不寒而栗。各种长远而严重的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已经发生了，其中可能包括那些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意识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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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另一面是，当事实上地球上再也没有神志清醒的人的时候，剩下的就只能是“昆虫与青草的王国”了，或者，是一组破败不堪和外部受到严重伤害的人类社区。没有任何神灵会拯救我们，而且也没有任何历史目的论能保证后现代性的第二个方面将不会取代它的第一个方面。警告已成了陈词滥调，它让人如此熟悉，以至成了反事实性的日常生活；可是，像所有的风险警报一样，这一警告也可能确实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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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奥多·罗滋阿克：《个人或行星：工业社会的创造性分解》（Theodore Roszak，Person/Planet：The Creative Dis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London：Gollancz，1979），第28—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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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图四中有一个明显的疏漏：女权主义运动。与这里所区分的现代性维度以及与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的更广泛的讨论相关联，我们应该怎样给女权主义定位?首先，应该强调，像所有的社会运动一样，女权主义也参与进了现代性的反思性。发端于旨在确保政治和经济平等权利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权主义逐渐发展成为关注性别关系是怎样建构起来的运动。性别是什么，以及它怎样构成了个人认同的基本内容，今天成了可能导致深刻转变的意义重大的问题。第二，这些问题与自我作为反思性对象也密切相关，因为所有个人都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培育出自己的性别（gen-der）的，而关于自我发展的意识是后来又被不断维系和改变的。第三，与第二点类似，女权主义所强调的某些更深层的现象，并不仅仅是现代性带来的，在所有已知的社会秩序的形式中，它们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发现了。因而，女权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复杂的，并且横切了现代性的整个制度性维度。可是，女权主义也许提供了反事实性思考（counterfactual thinking）的源泉，它以一种十分基本的方式对后现代性作出了贡献，对此我将要给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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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伯托·梅鲁西：《当今流浪者》（Alberto Melucci，Nomads of the Present，London：Hutchinson，Radiu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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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伊恩·米尔斯与约翰·欧文：《进步的贫困》（Ian Miles and John Irvine，The Poverty of Progress，Oxford：Pergamo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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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威廉·奥普哈斯：《生态学与匮乏型政治》（William Ophuls，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San Francisco：Freeman，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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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我对此作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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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伯特·A.达尔：《多元政治》（RobertA.Dahl，Polyarch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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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大卫·赫尔德：《民主模式》（David Held，Models of Democracy，Cambridge，Eng.：Polity，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