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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政管理资源而言，增进民主参与的倾向的黑暗面则是产生极权的可能。[11]监督活动的日益加强反倒提供了许多民主参与的途径，但是，也增加了垄断暴力手段并把它作为恐怖工具的利益集团支配政治权力的可能性。正如Z.鲍曼特别清楚地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与现代性并不是偶然地而是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12]当然，即使不是全面极权，各种其他不同的压迫统治形式也体现着极权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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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篇章中，已经充分地谈论过了危险的其他形式。由于战争的工业化，核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是人类在中长期内所面临的唯一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纯粹只使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后果也是毁灭性的，而且由于科学和武器技术的不断“聚变”，很可能生产出的其他武器形式，它的可怕的威力并不亚于核武器。生态灾难的厄运虽不如严重军事冲突那么近，但是它可能造成的后果同样让人不寒而栗。各种长远而严重的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已经发生了，其中可能包括那些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意识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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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另一面是，当事实上地球上再也没有神志清醒的人的时候，剩下的就只能是“昆虫与青草的王国”了，或者，是一组破败不堪和外部受到严重伤害的人类社区。没有任何神灵会拯救我们，而且也没有任何历史目的论能保证后现代性的第二个方面将不会取代它的第一个方面。警告已成了陈词滥调，它让人如此熟悉，以至成了反事实性的日常生活；可是，像所有的风险警报一样，这一警告也可能确实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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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奥多·罗滋阿克：《个人或行星：工业社会的创造性分解》（Theodore Roszak，Person/Planet：The Creative Dis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London：Gollancz，1979），第28—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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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图四中有一个明显的疏漏：女权主义运动。与这里所区分的现代性维度以及与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的更广泛的讨论相关联，我们应该怎样给女权主义定位?首先，应该强调，像所有的社会运动一样，女权主义也参与进了现代性的反思性。发端于旨在确保政治和经济平等权利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权主义逐渐发展成为关注性别关系是怎样建构起来的运动。性别是什么，以及它怎样构成了个人认同的基本内容，今天成了可能导致深刻转变的意义重大的问题。第二，这些问题与自我作为反思性对象也密切相关，因为所有个人都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培育出自己的性别（gen-der）的，而关于自我发展的意识是后来又被不断维系和改变的。第三，与第二点类似，女权主义所强调的某些更深层的现象，并不仅仅是现代性带来的，在所有已知的社会秩序的形式中，它们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发现了。因而，女权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复杂的，并且横切了现代性的整个制度性维度。可是，女权主义也许提供了反事实性思考（counterfactual thinking）的源泉，它以一种十分基本的方式对后现代性作出了贡献，对此我将要给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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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伯托·梅鲁西：《当今流浪者》（Alberto Melucci，Nomads of the Present，London：Hutchinson，Radiu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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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伊恩·米尔斯与约翰·欧文：《进步的贫困》（Ian Miles and John Irvine，The Poverty of Progress，Oxford：Pergamo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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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威廉·奥普哈斯：《生态学与匮乏型政治》（William Ophuls，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San Francisco：Freeman，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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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我对此作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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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伯特·A.达尔：《多元政治》（RobertA.Dahl，Polyarch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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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大卫·赫尔德：《民主模式》（David Held，Models of Democracy，Cambridge，Eng.：Polity，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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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雅克·艾卢尔：《技术社会》（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London：Cape，1965），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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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丁·拉奇：《社会生态学：对后工业社会的探索》（Martin Large，Social Ecology：Exploring Post-Industrial Society，Gloucester：Hawkins，1981），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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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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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Zygmunt Bauman，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Cambridge，Eng：Polity，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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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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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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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讨论现代性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怎么提到处于所谓的发达国家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更广阔的地区。当谈论现代性时，我提到了起源于西方的制度性转变。在什么程度上现代性是西方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现代性的各种在分析上可以被分开的特性。就制度方面而言，在现代性的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组织特别重要：民族国家和系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它们二者都在欧洲历史的具体情境中有着自己的根基，而且以前的时期或是其他的文化背景中很少有什么事物与此类似。如果说后来它们在彼此的密切结合中，席卷了整个世界，这首先是因为它们所创造出来的权力。在全球发展的趋势之外，在维持全面自主方面，没有任何其他更传统的社会形式能够与这种权力抗争。就这两大变革力量所孕育出的生活方式而言，现代性与众不同地真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吗?对这个问题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是：“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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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强调，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它创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形式，同时它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远方。现代性，从其全球化倾向而论，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吗?非也。它不可能是西化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是世界相互依赖的形式和全球性意识。可是，讨论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将不可避免地也会用到源于非西方背景的概念和策略。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对现代性这种制度作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出现在全球体系之中，这个体系的特点是财富和权力的极大不平等，而且这些运动不可能不受这些不平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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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全球化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此而论，现代性是独具特色的西化的东西吗?对这个问题必须作出正面的回答，尽管对此有一些明确的限定。从传统的内生性向现代的反思性的剧烈转变，不仅导致了与以前的断裂，而且也使其与其他文化断裂。既然理性不可能为自己提供最终的正当性，假称这种断裂不是建立在文化（和权力）之上，就毫无意义。然而，权力并不一定必然地能处理那些由现代性的反思性的蔓延所带出的问题，特别是在话语式争辩模式被普遍接受和尊重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话语式争论，包括属于自然科学有机组成部分的争论，涉及到的标准常常超过了文化的差异。如果这类争论正普遍被认可为一种解决争端的手段，则这里就不存在什么“西化”的问题。可是有谁能说对这种认可的普遍化所可能施加的限制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激烈的怀疑本身也总是受到怀疑，因此激烈的怀疑也是一种遭致严厉抵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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