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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百多年中，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稳步增长。在现代社会形成的进程中，世俗知识分子地位的上升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回顾漫长的历史，在许多领域内，这都是一个新的现象。诚然，“知识分子”开始是指教士、书记员，还有占卜者。从那时起，他们就宣称自己在指导着社会。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宗教文化的卫道士，所以无论他们是天真质朴，还是老于世故，他们对于道德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革新，都必然受制于外部权威确定的准则和既定的传统。他们不是也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成为思想的探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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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权的没落，18世纪出现了一类新型的导师来填补空缺，引起社会的注意。这些世俗知识分子可能是自然神论者、怀疑论者或无神论者。他们像任何一位主教或长老一样，随时准备着告诉人类如何处理各类事务。从一开始，他们就宣称要致力于为人类谋利，有责任宣讲福音，通过他们的教诲引导人类前进。对这一自封的任务，他们比他们的神职前辈们表现出更激进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与那些自称得到神示的宗教毫无瓜葛。对于过去集体创造的智慧结晶、传统的遗产以及先辈经验形成的既定法规，是有选择地信从，或是全盘否定，都取决于他们自认为良好的感觉。伴随着不断增长的自信和勇气，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宣称，他们可以诊断社会的弊病，而且能用独立的智慧来加以治疗：甚至于他们凭此不仅能够设想出社会结构的模式，并且认为可以把人类的基本习俗改造得更好。与他们的僧侣前辈不同，他们不再是诸神的仆人和阐释者，而是神的取代者。他们的英雄是普罗米修斯，是他盗取了天火，并带到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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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新的世俗知识分子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他们的一种爱好：对宗教及其主要人物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些伟大的信仰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或是有害于人性？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教皇和牧师实践了他们关于纯洁和真理、关于博爱和仁慈的戒律？无论是对教会还是对教士，他们的评价都是尖刻的。到现在，两百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宗教的影响继续衰落，世俗知识分子在我们观念和制度的形成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在是考察他们的档案的时候了，这不仅包括他们公开的，也包括私人的方面。我特别看重这类证据：知识分子告诉人们该如何行事时，他的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伴，表现出了几分忠诚？他们在处理性和金钱问题时，是否公正？他们所说的、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吗？他们自己的体系是如何面对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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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让——雅克·卢梭（1712-1778）开始探究吧。他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人，是他们的原型，在许多方面是他们中最有影响力的。年长些的人物，如伏尔泰，已经着手摧毁祭坛和给理性加冕。卢梭却第一个结合了所有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显著特点：宣称他有权全盘拒绝现存秩序，有信心以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所构想的原理彻底重建新秩序，相信这可以通过政治程序来实现。还有，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他认识到本能、直觉和冲动在人类行为方面的巨大作用。他相信他对人类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爱，并富有超卓的天分和领悟力来增加人类的福祉。在卢梭的时代以及之后的岁月里，无数人根据他对自己的评价去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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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说，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他去世后的那一代人中，他的影响力达到了神话般的地步。虽然他死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10年，可是许多同代人认为，这场革命以至欧洲旧秩序的推翻都应归结于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也持有这样的观点。爱德蒙·伯克[1]谈到大革命中的杰出人物时说：“在他们的领袖中有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之中到底谁与卢梭最相似？……卢梭便是他们标准的完美人物。”正如罗伯斯比尔说的：“卢梭通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明他作为人类导师的价值。”在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投票决定把卢梭的遗骸迁葬于先贤祠。在仪式上，主持者宣称：“我们在道德、风俗、法律、情感和习惯方面有益于健康的改善应归功于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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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在一段更长的时间中，卢梭改变了文明人的一些基本看法，更换了人类思想的内容。卢梭的影响戏剧性地延续了很长时间，可以归纳为五个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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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所有的现代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卢梭学说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作品《爱弥儿》（1762）。他推广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对自然的崇拜，对野外生活的兴趣，对清新、自然、富有生机和天然而生的事物的探索。他开始了对城市生活的腐败性的批判，他对文明进行了鉴定，对其虚假打上烙印。他首倡冷水浴、系统的锻炼、塑造个性的体育运动、周末的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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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他重新估价自然相联系，卢梭教导人们对实利主义者文化的缓慢进展所导致的逐渐累进的变革表示怀疑。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拒绝启蒙主义，尽管他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寻找更加激进的解决方式。他坚持认为，“理性”作为治疗社会弊端的方法，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局限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心灵不能适应必要的变化，因为它是被隐藏着的、未被发掘的诗意的洞察力和直觉的资源，必须用它来裁决理性否弃一切的指令。循着这种思想线索，卢梭写下了《忏悔录》。这部作品完成于1770年，不过在他去世后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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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卢梭为浪漫主义运动和后世的自省文学开了个头，他把文艺复兴的主要成就——人的发现，进一步领入一个巨大的舞台。他深入自我的内部并把它表现出来给公众检查。这是第一次向读者展现一颗心灵的内部，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特色，尽管他的描述具有欺骗性，被展示的这颗心带有误导性，表面坦率，内里却充满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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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所推行的第四个观念在某些方面是他所有观念中影响最深远的。社会从它的自然原始状态演化到复杂的城市，他认为这时人类腐化了：他天生的自私（卢梭称之为amour de soi，即自爱）转变成一种伤害性要大得多的本能，他称之为amour-propre，即虚荣。其中包含自负和自尊，每个人都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评价自己，因而企图让别人对他的金钱、力量、智慧和优秀的品德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天生的自私心变得好胜和贪婪，于是他疏远他人，把别人视为对手而不是兄弟，从而使别人与自己疏远。[2]疏远导致人们的心理病态，其特征是外表和真相之间悲剧性的分离。正如卢梭所看到的，竞争的罪恶摧毁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公有观念，并激发了人类所有最邪恶的品质，包括剥削他人的欲望。这使卢梭不信任私有财产，他把私有财产作为社会犯罪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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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五个革新，是在工业革命前夕，发展了批评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剧本《纳尔西斯》的序言以及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论文中，他都把财产和竞争作为疏远的首要原因。这是一个思想的矿床，马克思和其他人都在此开采，包括卢梭有关文化进化的思想。在卢梭看来，“自然”是指“原始”或前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带来问题，因为文化是人与他人的联系，导致恶的倾向：在《爱弥儿》中所指出的“人的呼吸对他的同伴来说就是致命的”。因此，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其本身是一个发展的、人造的结构，它支配着人的行为，你能够通过改变其文化和竞争的力量来改善，更确切地说是彻底改造人的行为——就是说，凭借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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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涵盖内容之广泛，几乎自身就可以组成一部现代思想的百科全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发源于卢梭，他的阅读面很广：笛卡尔、拉伯雷、帕斯卡、莱布尼兹、培尔、封坦奈尔、高乃依、彼特拉克、塔索等人。他特别专注于洛克和蒙田。斯塔尔夫人相信卢梭拥有“人所蒙赐的最卓绝的才能”，她说：“他什么都没有发明。”但又接着说：“他把一切都注入激情的火焰。”卢梭的文风简洁、直率、强劲有力，更确切地说是热情洋溢，这使得他的观点显得如此生动、清新，使男男女女在震惊中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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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位具有非凡道德和智慧力量的药剂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又是如何得到这一切的？卢梭是瑞士人，1712年生于日内瓦，成长在一个加尔文派教徒的家庭。他的父亲伊萨克是一个钟表匠，生意并不兴隆，是个招惹是非的人，常常卷入暴力和骚乱。他的母亲苏珊娜·蓓纳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生下卢梭后不久死于产褥热。父母双方都不是出身于那些联系紧密的家族，那些家族形成日内瓦的寡头统治，并组成了“二百人议会”和“二十五人核心议会”。但是卢梭父母两家都享有完全的表决权和合法的特权，卢梭也一向很清楚自己优越的身份。从权益出发（而不是通过智力），他天生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终身鄙视没有表决权的民众。此外，这个家庭经济上也很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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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年长他7岁的哥哥。因为卢梭的容貌和他母亲非常相似，所以鳏居的父亲对他很宠爱。然而伊萨克对待儿子的态度总在含泪的关爱与暴力威胁之间摇摆，以至于受宠爱的卢梭后来在《爱弥儿》中，对父亲的这种教养方式有所指责：“那些充满野心、贪婪，而又专制、褊狭的父亲，对自己的孩子漠不关心，畜牲般的麻木不仁，这对孩子所造成的伤害超过母亲不动脑筋的溺爱一百倍。”卢梭的哥哥正是其父野蛮行为的主要受害者。1718年，卢梭的哥哥被送往一个管教所，这是父亲的要求，因为他的邪恶已无可救药。1723年，他从那儿逃跑了，从此再也没有露面。这样卢梭实际上就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这种处境与不少现代知识分子相似。尽管他在许多方面备受溺爱，可是从童年开始，他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也许是他最明显的个性特征——自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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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又很快使他失去了父亲和养母。他不喜欢做雕刻匠的学徒，于是在1728年15岁时逃走，改奉天主教，目的是得到华伦夫人的庇护，她住在安西。关于卢梭早年经历的细节，在他的《忏悔录》中有记录，然而并不可信。但是他自己的信件和大量有关卢梭的原始资料，已经被用来确定明显的事实。华伦夫人享受着法国皇室提供的年金，似乎同时为法国政府和罗马天主教会做代理人。卢梭在她家中靠她养活度过了14个年头（1728-1742）中的大半时光。这期间，卢梭做过华伦夫人的情夫，也曾独自外出漫游。一直到30多岁，卢梭都过着失败而又依赖他人的生活，尤其是依赖女人。他自己至少尝试过13种职业，比如雕刻匠、男仆、神学院学生、乐师、公务员、农夫、私人教师、出纳员、乐谱抄写员、作家、私人秘书。1743年，他有了一份似乎是肥缺的差事：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孟泰居伯爵的秘书。但这份差事也只维持了11个月，以他的被解雇并为逃避威尼斯立法院的逮捕而告终。孟泰居说（他的说法似乎比卢梭自己的要可信），他的这位秘书注定是贫困的，因为他“性情令人讨厌”“说不出的傲慢”，这是他“精神错乱”和“自视过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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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许多年，卢梭逐渐认识到自己天生是一位作家。他使用文字有非凡的技巧。他写到自己的时候特别富于感染力，而不太忠于事实。卢梭确实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律师。（作为军人的孟泰居不喜欢卢梭的原因之一，就是当这位大使为了一个词而绞尽脑汁时，负责记录的卢梭习惯于夸张地打哈欠，甚至走到窗口去）1745年，卢梭遇上了比他年轻10岁的女仆苔莱丝·勒瓦塞，她同意成为他家中永久的主妇。这使卢梭漂泊不定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下来。与此同时，他遇见了德尼·狄德罗，并成了朋友。狄德罗是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后来是《百科全书》的主编。与卢梭相似，他也是个工匠的儿子，一位典型的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作家。他是一个友善的人，也是天才人物殷勤的培养者。卢梭要大大感谢狄德罗，因为卢梭通过他结识了德国文学评论家兼外交官弗里德里希·梅尔基·格里姆。格里姆地位显赫，正是他将卢梭引入被称为“哲学家旅馆的主人”德·霍尔巴赫男爵的著名的激进派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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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知识分子的力量正在显现，并在18世纪下半叶稳步增强。但是在18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他们作为社会批评家的处境仍不稳定。一旦国家觉得受到了威胁，很容易就会向他们突然施以暴行。卢梭后来大声指责他所遭受的迫害，可实际上与多数同时代的人相比，他受到的迫害并不多。伏尔泰就曾被他冒犯过的一个贵族的仆人公开杖笞过，而且在巴士底狱待过将近一年。当时，如果有谁出售禁书，就会被罚在奴隶船上服10年苦役。1749年7月，狄德罗因为出版了一本为无神论辩护的书，就被逮捕并单独囚禁在范塞纳堡。狄德罗在那儿被关了3个月，卢梭曾去探望他。在去范塞纳堡的路上，卢梭看到了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布告，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道德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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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750年的这段插曲成为卢梭一生的转折点。在灵感的闪光中，他发现了他该做些什么。其他应征者很自然地为科学和艺术事业进行辩护，卢梭却论证自然的优越。正如他在《忏悔录》中所述，他突然对“真理、自由和美德”产生了一种极度狂热。他说他对自己宣布：“美德，真理！我哭得越来越厉害：真理，美德！”他接着说，他的短衣“在不知不觉中，已为泪水所湿透”。浸透的泪水可能是真的：对他而言，眼泪是说来就来的。可以肯定的是，卢梭在那儿就下了决心，随后写下了论文的几行，这是他的信念的精华。他以这种怪诞的方式得了奖，并几乎在一夜之间成名。这是一个39岁的男人，迄今为止不得志并遭受痛苦，又渴求别人的注意和获取名声，他终于一举达到目的。他的论文软弱无力，现在看来几乎无法卒读。回顾这段文学事件时，人们通常会觉得一篇如此无价值的文章竟然能够引起轰动，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确如著名评论家朱尔斯·勒梅特所说，卢梭的一步登天，是“人类的愚蠢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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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与科学》的论文的出版，尽管流传很广，发表后收到的回信就近三百封，但这并没有使卢梭富有起来。论文实际的售出量不大，而且从中赚到钱的是那些书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卢梭可以自由进出贵族的府第和庄园了，这是为那些走红的知识分子设立的。卢梭可以、实际有时也确实靠抄写乐谱养活自己（他有一手漂亮的字），但在1750年以后，他的生活就一直依靠贵族的款待了，除非卢梭宁可选择同他的资助人激烈地争吵一番（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卢梭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总是有着丰富的思想，当他沉静下来时，就能轻松地写出好文章。但是无论在卢梭的时代，还是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他的作品的影响变化极大。通常认为《社会契约论》包含了卢梭成熟的政治哲学。这本书始写于1752年，10年以后才最终出版，在他生前很少被人阅读，只是在1791年被重印了1次。当时的500家图书馆中只有1家收藏了这本书。一位名叫琼·麦克唐纳的学者曾查阅过出版于1789-1791年的1114种政治性小册子，发现只有12种参考了《社会契约论》。正如她所说的：“必须将对卢梭的崇拜和他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区分开。”这种崇拜始于那篇得奖论文，但围绕着他的另外两本书，这种崇拜继续膨胀。第一部是他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副标题是“一对恋人的情书”，这部作品模仿了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小说叙述了一位年轻女子的追求、诱惑、懊悔和惩罚。此书具有非凡的技巧，它既引起读者，特别是妇女——尤其是萌芽中的中产阶级妇女市场对淫欲的兴趣，同时还引发了他们的道德感。书中的题材在当时看来是非常直露的，但最终的教训却是很在理的。巴黎大主教指控这部小说“暗中撒下淫欲的毒药，表面上似乎是在禁止它”。但这只会增加此书的销售量。卢梭的一篇措辞巧妙的序言也达到了这个效果。他在序言中断言，只读书中一页的姑娘是迷途的人，接着又说，而“那些贞洁的少女是不读爱情小说的”。事实上，无论是贞洁的少女，还是正派的妇人，都读这部小说，并引用书中高度道德化的结论来为自己辩护。总而言之，这天生就是一本畅销书，事实上也成了一本畅销书，尽管大部分人买的是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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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年，随着《爱弥儿》的出版，卢梭的声望再一次得到提高，在此书中，他阐发了大量关于自然、关于人对自然的反应的观点。这些观点成为浪漫主义时代的主要食粮，但在当时是原创的。这本书也出色地为他获取了最大数量的读者。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卢梭太聪明了，他知道自己的长处，作为真理和美德的先知，他指出理性的缺陷，并考虑到宗教在人们心灵里所占有的位置，这是他日益增长的感召力的一个部分。因此，《爱弥儿》中有一章，标题就是“信仰宣言”。在这一章中，他指责了启蒙运动中他的知识分子伙伴，尤其是那些无神论者和纯粹的自然神论者，指责他们自高自大、固执己见，“他们自称怀疑论，又宣称自己无所不知”，他们无视削弱信仰对正派的男士和女士所造成的损害：“他们不仅毁掉了人们所尊崇的一切，而且将之践踏在脚下。他们盗走了受苦受难的人们从宗教获得的慰藉。他们取消了可以约束富贵者和权势者的情欲的唯一力量。”这类指责极富效果。但为了与之平衡，卢梭觉得有必要对官方教会也进行批评，尤其是他们崇拜奇迹和鼓吹迷信。卢梭阻止盗印他的书是极为冒失的，特别是从他冒险在作品上签名以后。在法国教会的眼中，卢梭已经被怀疑是双重叛教者：他曾改奉天主教，后来为了重新成为日内瓦市民，他又重新信仰加尔文教。巴黎议会当时由詹森教派统治，他们对《爱弥儿》中的反天主教思想表示最强烈的不满，下令在法院门口当众焚毁该书，并发出逮捕卢梭的命令。一些高层的朋友及时向卢梭提出警告，从此他便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逃亡生活。天主教以外的加尔文教徒也反对《爱弥儿》，卢梭被迫从一个城镇迁往另一个城镇。不过，无论在英国（1766-1767年，他在那儿待了15个月），还是在法国（从1767年以后，他居住在法国），卢梭从来不缺乏有权势的保护人。卢梭最后的10年中，政府对他失去了兴趣，而且他的主要敌人是知识分子同行，特别是伏尔泰。为了回应他们，卢梭在巴黎写了《忏悔录》，1770年后在那儿定居。卢梭没有冒险去出版，但此书通过他在时尚豪宅中的朗诵而广为人知。1778年当卢梭去世时，他的名声即将重新高涨，而在大革命时期达至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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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生前已获得巨大的成功。在不带偏见的现代人眼中，他似乎没有太多好抱怨的。可在文学史上，卢梭是最大的牢骚者之一。他一直坚持认为他一生悲惨而又遭受迫害。他以那么惨痛的话语，如此经常地重复着怨言，人们感到不能不相信他。从另一方面来看，卢梭的确是坚强的：他忍受着慢性疾病的折磨。他是“一个备受疾病困扰的可怜人。……一生中的每一天，都在病痛与死亡之间挣扎”。他“30年不能入睡”。接着他说：“自然造就我是为了让我受苦受难的，它给了我一个耐得住病痛的体格，疾病不能耗尽我的力量，而我的体格总是以同样的强度感受到自身。”确实，卢梭的生殖器官一直都有病症。1755年在给他的朋友童贤医生的信中，他说：“我的器官先天畸形。”他的传记作家莱斯特·克罗克在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分析后，写道：“我可以肯定，让——雅克生下来就患有尿道下裂症，阴茎是畸形的，上面尿道裂开，直通腹表。”他成年后，尿道变窄，他不得不痛苦地使用一根导管，这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使问题更加恶化。卢梭混迹于上流社会的时候，他时常觉得需要解手，麻烦便来了。卢梭曾这样写道：“我仍会发抖地想到自己处在女士的包围中，被迫一直等到某个好话题结束……当我终于找到一处合适的楼梯间，那儿另外一群女士又把我挡住了，我又来到庭院，那里川流不息的马车随时会向我撞过来，贵妇的女仆们看着我，跟班们在墙边排成一线在笑话我。我找不到一面墙或废弃的角落可以适合我的目的。总而言之，我只能在所有人的全部视线中解手，还会溅到一些贵族穿着白袜的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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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中充满自怜，但它也表明，此外还有许多其他证据，卢梭的健康状况并没有他自己所描绘的那样糟。有时为了适应他的论点，他又会说自己的健康极佳。他的失眠症，部分出自他的幻觉，因为各种各样的人都证实听见过他的鼾声。曾与卢梭结伴同去英国的大卫·休谟写道：“卢梭是我所认识的最身强力壮的人之一。在最恶劣的天气中，所有的水手几乎都快要被冻死了，他却还能彻夜伏案工作10小时，而且毫发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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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不断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无论是否经过证实，这是他自怜的原动力，这种担心将他包围并成为他一生中每段插曲的食粮。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形成了一种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习惯，目的是博得同情，尤其是那些名门贵妇的同情。他称自己是“所有凡人中最不幸的”，说“无情的命运总是追随我的足迹”，并声称“没有什么人流过我那么多眼泪”。他坚称“我的命运是那种样子，没有人敢描述，没有人会相信”。实际上，他经常描述自己的遭遇，有不少人信了他的话，直到他们更多地了解了他的为人。尽管那样，仍有不少怜悯保留下来。德·艾皮奈夫人曾经是卢梭的一位女恩主，卢梭对待她非常刻薄。但即便在看清楚卢梭的为人后，这位夫人仍说：“当他用那朴实而又独创的方式复述自己的不幸时，我的心仍会被打动。”像卢梭这种人在军队中被叫作“老兵”，即深谙人们心理的老练的骗子。卢梭年轻的时候，曾写过求助信，其中的一封被保留下来，人们并不为这种事感到惊奇。这封信是写给萨瓦的总督的，申请一份年金，理由是他患上了一种可怕的、会毁坏容貌的疾病，他很快就会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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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怜的背后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利己主义。无论是他受的苦难，还是他的品质，卢梭都觉得自己与其他人完全不同。他写道：“你们的不幸怎么会和我的相同呢？我的处境绝无仅有，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类似的话还有：“能够以我爱的方式来爱我的人尚未出世。”“从来没有人比我更具有爱的禀赋。”“我天生就是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朋友。”“如果我知道还有人比我更好，我会非常恐惧地放弃这种生活。”“为我介绍一位比我更好的人吧：比我更有爱心，比我更温柔，比我更敏感……”“子孙后代会向我表示敬意……因为这是我应得的。”“我为自己而喜悦。”“……因我的自尊而得到安慰。”“……如果欧洲能有一个开明的政府，那他们一定会为我树立雕像。”无怪乎伯克会做出这样的评价：“自大，就是卢梭仅次于疯狂的第二大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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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自大的一个方面是他相信自己没有卑劣的情感。“我的感情是如此优秀，根本就不会有仇恨。”“我对自己太热爱了，不会去恨任何人。”“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仇恨的感情，至于妒忌、邪恶、报复，从来没有进入我的心……我偶然会生气，但我从不耍弄心机或是心存恶意。”事实上，他经常会记仇和寻机报复。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知识分子中，卢梭第一个反复宣称自己是“人类的朋友”。尽管总体上他爱人类，但他却养成了一种爱与人争吵的特别喜好。日内瓦的童贤医生曾是他的朋友，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就抗议道：“人类的朋友怎么可能从来不是人的朋友？或者难得是？”卢梭对此做了回答，并维护了自己对那些应受到指责的人进行谴责的权利：“我是人类的朋友，而人是到处都有——我也没有必要走得太远。”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卢梭往往将自己所遭受到的敌意，同样施于真理和美德本身。因此，无论怎样对付他的敌人，没有什么是过分的，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使永恒惩罚的教义具有了意义。他曾对德·艾皮奈夫人说过：“我天性并不残忍，但是当我看到这个世界因为那些妖魔鬼怪而没有正义存在，我就宁愿相信，有个地狱在等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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