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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论文成功了,他打出“自然”这张牌,富人的奖赏向他开放了,他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他没有遮掩他的土里土气,反而强调这一点,并将之作为一种美德。接着计谋奏效了,在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贵族中已经形成一种习俗,他们对老一套等级特权的旧制度感到越来越担忧,于是就培养作家作为避邪的护身符。当代社会评论家C.P.杜克洛写道:“在那些大人物中,即便有些人并不是真的喜欢知识分子,也要假装喜欢,因为这是时尚。”所以大多数作家都得到恩主的庇护,并且极力模仿他们的上司。卢梭的做法正相反,他成为他们沙龙中一位更有趣、更受欢迎的来客。他是那么出色,正如他们称呼他的那样,一头高智慧的“自然的野兽”或“熊”。卢梭刻意强调情感,用以反对传统,他强调的是内心的冲动而不是礼仪。他宣称:“我的感情就是这样绝不能伪装,这使我不必温文尔雅。”他承认“照常规看来,我笨拙、不讨人喜欢而又粗野。我不会为两个小钱奉承人,我是一个野蛮人”。或是这样的话:“我内心的东西使我免受礼貌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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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这种处世态度与他的作品非常适合,这比同代的大部分作家的藻饰文风要简约得多。他的直白坦率同他对性问题的直言不讳十分般配(《新爱洛伊丝》是最早谈论妇女紧身胸衣之类东西的作品之一)。卢梭有意夸大他对社会常规的反抗,他精心选择简朴、宽松的服装,这成为后来所有早期浪漫主义作家的一大特征。他自己后来回忆道:“我是从我的穿着开始我的革新的。我抛弃了镶金饰带和白长袜,带上圆假发,我抛弃了佩剑、卖掉了手表。”然后他又留长了须发,他称之为“我那留着杂乱胡须的日常随意风格”。卢梭可以说是第一个毛发蓬乱的名士。多年下来,他形成了一套用服装变化来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方法。在纽沙特尔,艾伦·拉姆塞曾为卢梭作过画,在画中卢梭身着亚美尼亚式长袍——一种束着腰带的长袖长袍。穿着这件长袍,卢梭甚至上过教堂。刚开始,当地人对此非常反感,但渐渐也就习以为常了,这也成为卢梭的标志了。在访问英国期间,卢梭仍是这身行头来到特鲁里街剧院,他急于回答围观人群的欢呼,加里克[4]夫人不得不抓住他的长袍,以防他从车上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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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有意与否,卢梭是一位超级自我宣传家。他的怪异癖好,他的离经叛道,他的极端化的个性,甚至于他的吵架,都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无论对那些贵族恩主,还是对读者和崇拜者,无疑也是他的吸引力的一个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而言,个人与公众的关系是他们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其中怪诞的服饰和外表并非微不足道。在这个方面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卢梭都称得上是潮流的领导者。谁能说他有什么不对呢?多数人对于别人的观念,尤其是新观念,往往会排斥,但是又会被人格所吸引。放纵的个性是一种方法,它把苦药包上了糖衣,诱使公众去看看那些论述观念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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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是一位出众的心理学家,即便是忘恩负义这种最令人讨厌的恶行,他也从中得到积极的好处,成为他出风头、获取关注和恩宠的技巧的一部分。对他而言,这似乎不是过错。他在表白信仰自然的同时,实际上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毫不夸张地说,他使自己相信,他就是人类道德的楷模,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其他人就比他更加会算计,动机更加不纯。所以他们在同他的交往中,会极力占便宜,他一定要以机智胜过他们。因此他与别人打交道的原则十分简单:他们给予,他拿走。他还以一个厚颜无耻的理由来支持这个原则:因为他是世上无与伦比的,所以任何帮助他的人,实际上都是在为自己谋利。他的这套理论模式见于他给第戎科学院颁奖信的回信中。信中说,他的论文揭示出未为人知的真理的界限,“你们慷慨地赞美了我的勇气,你们也给了自己更高的荣誉。是的,先生们,你们给我的光荣,也是你们自己的桂冠”。当他的名声为他带来别人的殷勤款待时,他使出了同样的手法;这确实成了他的第二个天性。首先,他坚持那些关爱不过是他应得的。“作为病人,我有权放纵,这是人类亏欠那些陷于痛苦中的人的。”或者说,“我是那么贫穷……应受到特别的宠爱”。他还说,他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接受援助,这使他非常苦恼。“当我屈服于人们的再三恳求,不得已接受了某种馈赠的时候,与其说是为了利益,还不如说是为了得到和平与安宁。赠予者无论花费了多少,实际上他还是欠我的——因为我付出的更多。”这样一来,比如说对别人的乡间别墅或是小庄园,他有权确定借用的条件。他不承担任何社会义务,因为“我的幸福观是……绝不做任何自己不乐意做的事”。因此,他会对东道主说出这样的话:“我必须强调,你一定得给我完全的自由。”“如果你让我感到一丝不快,你将永远不会再看见我。”他的致谢信(如果这个名称合适的话)往往是些令人很不舒服的东西:“我感谢你。”接下来就是这样:“在你的一再劝说下,我进行了这次造访。如果你没有让我为这次造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我的感谢也许会更为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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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卢梭的一位传记作家指出的,他总是给人们设下小小的圈套。他会强调自己的困难,自己的贫穷,当别人提供帮助时,他却装作受到了意外的伤害,他甚至表现出愤慨。诸如“你们的建议让我感到寒心。当你们把一个朋友当作仆人时,你们是多么误解了自己的利益”。接着他说:“我不是不愿意听从你们的提议,假若你们懂得我不是廉价出售的。”卢梭的这番话,使得打算邀请他的东道主乱了手脚,只好重新制订招待计划。这是卢梭诱惑人们(不仅是比他社会地位高的人)的心理手法之一。在他的字典里是没有真心诚意的“感谢”这个词的。蒙特莫伦西——卢森堡公爵曾借给他一处庄园,卢梭写信给他说:“我既不赞扬你,也不感谢你,但是我住在你的屋子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话方式——我也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一切。”这一策略非常灵光,公爵夫人满怀歉意地回复他:“你不必感谢我们——是元帅和我欠了你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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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卢梭并不打算只过哈洛德·斯金波那种惬意的生活。他这个人太复杂,也对那种生活方式没有兴趣。他除了冷静而又精明实际的特点外,还确实带有妄想狂的成分,这不允许他满足于一种轻松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寄生生活。实质上,他与每一个和他有亲近关系的人,尤其是与那些和他交朋友的人争吵,激烈而且常常是永久性的争吵;研究了这些令人痛苦而又反复重现的吵架故事,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的病症混杂着一种伟大又独创的天才思想,而且这两者的结合不仅对卢梭个人是危险的,对于其他人也是危险的。毫无疑问,坚信自己完全正确,这是他的主要症状。如果卢梭没有什么才能,也许这种症状就可以得到治疗,或者最坏也不过是造成一场小小的个人悲剧。可是卢梭作为作家具有惊人的天赋,这使他为人们所接受和称赞,甚至享有盛名。他确信他永远是正确的,这不是他主观的评判,而是世界对他的评判——当然,除去他的敌人,这种想法对他来说是不可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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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敌人,每一个都是卢梭昔日的好友或赞助人,他们戴着友善的假面具,竭力利用他和毁灭他(这是卢梭与他们吵翻后得出的结论)。无私友谊的观念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因为他比别人好,他自己都不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要求,其他人就更不可能感受到了。卢梭对他所有的“朋友”的行为一开始就进行仔细的分析,当他们有所欺骗,他就立即察觉。他与狄德罗争吵,尽管狄德罗对他的帮助极大。他与格里姆争吵。对卢梭最慈善的资助人是德·艾皮奈夫人,可是他恩将仇报,特别粗暴地伤害了她。卢梭与伏尔泰争论不休——关于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卢梭与大卫·休谟也吵翻了,而休谟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把他视为文坛上的殉道士,将他介绍到英国,当作英雄欢迎,并且尽其所能使他的英国之行成功和愉快。此外还有几十次小一些的争执,比如与他日内瓦的朋友童贤医生之间的争吵。卢梭把他与别人之间的大多数主要争论都写成长篇的抗辩信。这些文献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也创造了辩护技巧的奇迹,它们以超人的计谋狡猾地编造证据,篡改历史,混淆时间次序,目的就是证明对方是个怪物。1766年7月10日,卢梭给休谟写过一封对开纸18页的信。休谟的传记作者说这封信“同一个痴呆病人始终如一的逻辑相一致。它至今仍然是一个精神错乱者所制造出来的最杰出、最迷人的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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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逐渐相信,那些假装爱他的男女各自对他的敌对和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统一行动的组成部分。在一个错综复杂的长期阴谋中,他们全都是代理人,他们要打垮他,使他烦恼,甚至于毁灭他,破坏他的工作。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决定将阴谋追溯到他16岁为凡赛莉伯爵夫人当侍仆的时候:“我相信,从那时起,我就遭受秘密势力的恶意玩弄,此后它们一直在反对我,这使我厌恶对此要负责任的表面上的秩序,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毫不夸张地说,与其他作家比起来,法国当局对待卢梭是相当不错的,只有一次想逮捕他,而且首席审查官马尔舍伯总是想方设法使他的作品得以发表。不过,卢梭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国际网络的受害者,特别是在他访问英国期间。他确认休谟在几十个帮手的帮助下正在策划这场阴谋。为此他曾写信给大法官坎登爵士,说他的性命正处于危险之中,要求提供武力保护,让他离开这个国家。但大法官对这个疯子的来信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卢梭最终离开英国之前,在多佛尔的表现简直是歇斯底里。他跑到一艘船上,把自己锁在一个船舱里,还爬上一根杆子,异想天开地对人群说道:现在勒瓦塞也是阴谋中的一分子,要用武力使他留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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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欧洲大陆后,卢梭在前门钉上布告,控诉和他敌对的各种社会成员,他列举的有:牧师、知识界名流、平民、妇女、瑞士人。他认定法国外交大臣什瓦则尔公爵亲自负责这个国际阴谋,他花费大量时间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他们的任务就是使卢梭的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一些社会事件,比如法国占领科西嘉,卢梭专门为此撰文,在他的笔下被巧妙地编织成传奇故事。说也奇怪,卢梭是在什瓦则尔的请求下动笔的。为争取波兰独立,卢梭为波兰的民族主义者们写过类似的文章。1770年,当什瓦则尔下台时,卢梭还曾经心绪烦乱:又一个不祥之兆。卢梭宣称,他从未发现过原罪(这不同于他自己同真理和正义的同一性),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下决心要惩罚他。但阴谋的细节是毫无疑问的,它“巨大得无法想象”“他们要围着我建造一座密不透风的、黑暗的大厦;他们要把我活埋在棺材里……如果我要旅行,无论我去哪儿,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用来控制我的。指令将会下达给旅客、马车夫、客栈老板……我在路上每走一步,每见一事,都有这些令我厌恶的东西,我的心将会受到伤害”。这种受迫害的妄想症在他最后的作品《对话录》(始写于1772年)和《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1776)中都有反映。当完成了《对话录》后,卢梭确信“他们”企图消灭他。1776年2月24日,卢梭来到圣母院,打算要求保护自己的手稿,并将它放在圣坛上,但是通向圣坛的门却被莫名其妙地锁上了。不祥之兆!于是他将手稿抄写了六份,非常迷信地分别存放于不同的人手中:其中的一份落到约翰逊博士的学者女友——列支菲尔德的布鲁克·布斯白女士手中,也正是她在1780年将此稿首次出版。当然,那时卢梭已经入土了,不过他仍然坚信有成千上万的特务在追踪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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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病症所带来的折磨真使人苦不堪言,因此这时或那时,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同情。不幸的是,他不能就这样被打发掉,卢梭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把自己描绘成人类的朋友,尤其是真理的原则和美的典范,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样广泛地被人接受。因而,有必要更认真地考察一番他作为一个真理的阐述者、一个富有美德的人的操行,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事实真理的问题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卢梭死后,是他的《忏悔录》使他广为人知。他自己宣称,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努力披露一个人一生全部的内心真实,这是一种新的、绝对真实的自传。正如十年后,詹姆斯·鲍斯韦尔为约翰逊博士写了一部绝对精确的新型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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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声称这部作品是绝对诚实的。在1770-1771年的那个冬天,卢梭在拥挤的沙龙中举行了《忏悔录》的朗诵会,包括吃饭休息,朗诵持续了15个至17个小时。他的攻击令人如此难以忍受,受害者之一的德·艾皮奈夫人请求政府下令停止朗诵。卢梭同意停止,但在最后一次朗诵会上,他又说了这样的话:“我讲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什么人知道的事实与我刚才说的相反,即使他们得到一千次证实,那仍然是谎言和蒙骗……(任何人)用他自己的眼睛来考察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认为我是一个不诚实的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被掐死的人!”这席话带来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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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声称拥有超人的记忆力,并以此来支持自己“说实话者”的头衔。更重要的是,他要读者们确信他是真诚直率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披露自己性生活细节的人。他的态度不是强健男子的自我炫耀,而是怀着羞愧和勉强。正是他把自己的性经历称作“一座黑暗而污秽的迷宫”“最难说出口的倒不是罪恶的事,而是那些使我们觉得可笑又可耻的事”。但是他的勉强又有几分可信呢?年轻的卢梭曾在黑夜中游荡于都灵的偏僻街区,向妇女裸露自己的臀部。“在她们眼前展露我的臀部时,我从中获取了无法形容的愚蠢的愉悦。”卢梭天生有裸露癖,在性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如此,他叙述自己性生活的方式就有这种意味。他描述过他的性取向——受虐。当严厉的牧师的妹妹朗拜尔西埃小姐处罚他,打他的屁股的时候,卢梭是多么地乐意,他是故意犯错去招惹惩罚。卢梭还鼓励一位稍年长的格罗登小姐也来抽打他,“当我躺在一位专横的女士的脚下,服从她的命令,向她讨饶——这使我感到一种甜蜜的快乐”。他还告诉读者,当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是怎样开始手淫的,卢梭还对手淫进行了辩护,因为这可以使青年避免得性病,还因为“容易害羞和胆怯的人发现这种恶习非常方便,对于想象力丰富的人,它有巨大的吸引力,它可以对一切女士想入非非,让美人服务于快乐,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必征得其同意”。他还为自己在都灵收容所时被一个同性恋者所诱惑寻找借口。他也承认自己曾和一个花匠同享华伦夫人的宠爱。据卢梭描述,当他突然发现一个女孩的一个乳房上没有乳头,便无法和她做爱,并且记下了那个女孩恼羞成怒地离他而去,她说道:“离女人远一点,去研究数学吧!”卢梭坦白地承认,在晚年,他又恢复了手淫,这比追求一种积极的情爱生活要便利得多。部分是出于故意,部分是出于无意识,卢梭在性问题上的态度留给别人的印象基本上带有些孩子气,他一直把他的情妇华伦夫人称作“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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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损名声的供认使人们相信卢梭是尊重事实的,他还叙述其他可耻但同性爱无关的事件,包括偷窃、说谎、怯懦、背信弃义,来强化人们对他的信任。不过在他的叙述中,带有狡猾的成分。他的自我指控使得其后对敌人的指控更加具有说服力。比如狄德罗曾愤怒地发现:“他用令人厌恶的色彩描绘自己,以便给他那些不公而又残酷的非难披上真理的外衣!”此外,卢梭的自我责难带有欺骗性,因为每到关键之处,在赤裸裸的坦白之后就是表述得极富技巧的无罪开脱。这样,读者最终还是对他抱以同情并对他的诚实予以绝对的信任。而且,卢梭所讲的实话,往往证明只有一半的真实:他所选择的诚实,在许多地方是《忏悔录》以及他的书信中最不诚实的方面。卢梭那么坦率地承认的“事实”常常是冒出来的,按照现代学者的观点,是不精确的、歪曲的,或根本不存在的,有时他的作品内部就有证据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例如,关于他的同性恋的进展情况,在《忏悔录》和《爱弥儿》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关于他巨细无遗的记忆力,只是一个神话。他记错了父亲的去世年份,而且说他父亲活到大约60岁,其实是75岁。关于他在都灵收容所的所有细节实际上全是谎言,而这是他早年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人们渐渐发现,《忏悔录》中的叙述如果没有书外的证据来证明,就不能相信。确实,人们很难不赞同关于卢梭的一位最渊博的现代评论家J.H.赫伊津赫的观点。他认为,卢梭一再强调《忏悔录》的真实和诚实,这就使得其中的歪曲和虚假显得尤为可耻:“越是一遍又一遍地仔细阅读此书,越是深入地钻研进去,越多的丑行便显而易见。”为什么卢梭的欺骗如此危险,为什么他的昔日友人对于他的杜撰如此担忧——因为他具有魔鬼般的技巧和才华。就像他的一位公正的传记作者克罗克教授所说的:“卢梭对他的争吵的所有叙述(包括他在威尼斯的那一段)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抗拒的信服力和雄辩,以及他表现出来的真诚的神态,都使他所讲的能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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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对于事实的忠实就是如此。那么他的美德又如何呢?我们任何人的生活几乎都经不起切近的考察。经过无数个学者的研究,卢梭的生活便可怕地暴露出来,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就被发现了某些卑鄙的东西。假定他的主张对道德、操守的影响是正确的,那就别无选择了。卢梭说自己是个生来就为了爱的人,而且他说起有关爱的教义来,比大多数的教士都执着得多。既然如此,他是如何对最亲近的那些人表达爱的天性的呢?卢梭刚出生就失去了母亲,也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对母亲没有任何这样或那样的感情,因为他从未见过她。但是他对其他家庭成员也没有表露过感情,确切地说,是毫无兴趣。父亲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去世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继承遗产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卢梭关心失散多年的哥哥,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确认他已不在人世,这样家产就是他的了。他是以财产来看待家庭的。《忏悔录》中他曾这样形容过自己:“我的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是:把几乎是贪得无厌同对金钱的极度蔑视结合在一起。”在卢梭的一生中找不出太多的蔑视金钱的证据来。他描述过家庭遗产被证明该为他所得以及他收到汇票时的情景。经过极力克制,他拖到第二天才打开信封,“我故意慢慢地打开它,看见那笔汇款就在里面。我立即就感到了欣喜,我发誓,最强烈的快乐征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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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就是他对待自己家人的态度,那么他又是如何对待华伦夫人——他事实上的养母呢?答案是:卑鄙!在卢梭贫困潦倒时,华伦夫人至少援救过他四次。到后来卢梭得势,而她却变得落魄时,他却什么事也没有为她做。按照他的说法,18世纪40年代在继承了家庭遗产后,卢梭寄给华伦夫人“一点钱”,可是他拒绝拿出更多的钱来,因为他觉得这些钱只会被围绕在她身边的“无赖们”拿走,这是一个借口。后来,华伦夫人又向他求助,卢梭却置之不理。华伦夫人最后的两年时光是在病榻上度过的。1761年,她可能死于营养不良。夏梅特伯爵和他们两人都认识,他强烈谴责卢梭没有“至少返还他所花费的那位慷慨的女恩主的那部分钱”。卢梭在《忏悔录》中,以一种完美无缺的谎言来谈论她,称颂她是“女人和母亲当中最好的一位”。他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给她写信,是因为害怕华伦夫人知道自己的困窘后会忍不住感到悲伤。他最后说道:“去享用你慈爱的果实吧,在你身边为你的弟子准备好他希望有一天能获得的那个位置吧!你算是不幸中有幸的了,因为上天结束了你的苦难,免得让你看到他的痛苦处境。”这是典型的卢梭风格,以纯粹自我中心主义者的态度对待她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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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真的能爱一个女人而没有极端自利的保留吗?据他说,“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爱人”是索菲,即居德托伯爵夫人,她是他的女恩主德·艾皮奈夫人的表妹。也许卢梭爱过她,不过他说他给她写情书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因为把它们发表后,对她就如同对他自己一样,会有所伤害。1745年苔莱丝·勒瓦塞成为卢梭的情妇,当时她是一个23岁的女仆,她同卢梭同居了33年,直至卢梭过世。他说自己“从未对她感到一点点爱意……我用她满足肉体的需要,这纯粹是一种性关系,这种需要同她本人毫无关系”。他还写道:“我曾经对她说过,我不会和她分手,也永远不会娶她。”两人在一起生活了25年之后,他们在一些朋友面前举行过一次模拟婚礼。卢梭借此机会发表了一通自吹自擂的演说,宣称后人一定会为她塑像,而且“作为让——雅克·卢梭的朋友,将不是空虚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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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卢梭看不起勒瓦塞,认为她是一个粗俗的、没有文化的女佣人;他也看不起自己,因为自己居然与这样一个女人为伴。卢梭指责她的母亲太贪婪,她的兄弟偷了他42件上好的衬衫(不过无法证明勒瓦塞的家人像卢梭所描绘的那样坏)。据卢梭说,勒瓦塞不会读、不会写,而且不会报出钟点,也不知道是几月几号。他从不带她外出。宴请宾客时,卢梭不允许她入座,当她送进食物时,他便“拿她取乐”。卢梭甚至把勒瓦塞犯的一些语法错误汇编起来,以博蒙特莫伦西——卢森堡公爵夫人一乐。他那么傲慢地使唤勒瓦塞,甚至使他的一些有身份的朋友都感到震惊。当时人们对勒瓦塞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歹毒的搬弄是非的人。无数把卢梭偶像化的传记作家用最不堪的手法描绘勒瓦塞,以此来为卢梭对她的心胸狭窄的行为开脱。但是她也有一些强有力的辩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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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说,卢梭也称赞过勒瓦塞:“天使般的心肠”“温柔而正直”“一个出色的顾问”“一个单纯而毫不轻佻的姑娘”。他发现她“胆怯而且容易控制”。其实,卢梭是否了解勒瓦塞,这一点完全不清楚。这可能是因为卢梭太自恋,不可能去研究她。詹姆斯·鲍斯韦尔提供了一幅关于她的最可靠的画像。他曾在1764年拜访过卢梭5次,后来他又把勒瓦塞护送到英国。他认为她是“一个娇小的、活泼的、整洁的法国姑娘”。鲍斯韦尔希望通过收买她能够进一步接近卢梭,并且从她手中乞得两封卢梭写给她的信(只剩下一封存世)。信中的卢梭是深情的,他们的关系相当亲密。勒瓦塞告诉鲍斯韦尔:“我已经跟随卢梭先生22年了。我不会放弃我的这个位置去当法兰西皇后。”从另一方面来说,当鲍斯韦尔成为她的旅伴后,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勾引了她。有关这段经历的详尽记叙被他的文学遗嘱执行人从他的日记手稿中删去了,遗嘱执行人在空白处标上了“应受指责的章节”的字样。不过,还是有一句被疏漏了。那是在多佛尔,鲍斯韦尔记道:“昨天一大早,我就到了她的床上,又做了一次那件事,总共13次了。”他留下的叙述足以说明,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勒瓦塞是一个相当复杂、老于世故的女人。事实似乎是这样,在许多方面,勒瓦塞忠实于卢梭,但也会利用他,这是卢梭以自己的行为教会她的,因为卢梭也在利用她。卢梭把最大的温情放在动物身上。鲍斯韦尔记录下卢梭与他的小猫还有小狗苏丹在一起嬉戏的愉快场面。他给了苏丹一个情人(还有它的前任托克),他是不可能去为人寻找的。他带着苏丹一同来到英国,而苏丹的狂吠差一点使卢梭不能出席一场特别义演——这是加里克专为卢梭在特鲁里街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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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把勒瓦塞留在身边,甚至珍爱她,因为她能为他做一些动物做不到的事:比如,为他安置导管来缓解尿道狭窄的痛苦。卢梭绝不允许第三者介入他们的关系。有一次,一个出版商送给勒瓦塞一条裙子,卢梭为此大发雷霆;他还迅速否决了一项向她提供年金的计划,因为这可能使她不再依赖于他。最主要的是,他不准孩子们来侵占他对她的权利,这也导致他犯下了最大的罪行,因为卢梭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儿童教育理论。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甚至还有《新爱洛伊丝》,都以许多教育理论作为主要的和基本的主题。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与他所写的相反,他对孩子毫无兴趣。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为证实自己的理论而去研究过孩子。他曾经声称,没有人比他更喜欢和孩子们一块玩耍。但这方面的一件逸事却不足以消除人们的疑虑。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在他的日记中(1824年5月31日)写道,有人在杜伊勒利宫的花园中见到过卢梭,“一个小孩子的球碰到了这位哲学家的腿,卢梭勃然大怒,拄着手杖追赶这个小孩子”。根据我们对卢梭个性的了解,他很可能从来就没有做过好父亲。虽然如此,当发现卢梭对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做了些什么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令人厌恶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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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1747年的冬天,勒瓦塞生下第1个孩子。我们不知道这孩子是男还是女,名字也没有。(据卢梭自己说)“世界上最大的难题”就是说服勒瓦塞必须遗弃这个孩子,以“保全她的名誉”。她“哀叹着顺从了”。卢梭在孩子的襁褓里放了1张带暗记的卡片,然后叫助产士把包裹放到育婴堂去。卢梭与勒瓦塞后来又生下了4个孩子,他们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处置了,只是在第1个孩子以后,卢梭再也不自找麻烦地放卡片了。5个孩子都没有名字,很可能都没活多久。1746年的《法兰西信使报》上有一篇有关育婴堂历史的文章说,它已被每年3000以上的弃婴挤满了。1758年,卢梭指出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了5082人。1772年平均数上升到近8000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弃婴在头一年就死亡了。平均14%的弃婴可以活到7岁,在这些孩子中间又只有5%活到成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沦为乞丐和流浪汉。卢梭从未记住过他5个孩子的出生日期,对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只有在1761年,他以为勒瓦塞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凭着当年做过标记的卡片对第1个孩子的下落草草地进行了一番寻查,但很快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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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不可能使自己的行为完全保密,在不同的场合,例如1751年和1761年,卢梭被迫在一些私人信件中为自己进行辩解。卢梭对无神论的攻击触怒了伏尔泰,1764年,伏尔泰出版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公民感情》,署名日内瓦一牧师。文中公开指责卢梭抛弃了自己的5个孩子,还说卢梭是梅毒病患者和杀人凶手。卢梭对此指控的否认被普遍接受了。然而,对这段插曲的思考,成为卢梭下决心写他的《忏悔录》的一个因素。这本书基本上是为了反驳或掩饰已为公众所知的事实。在此书中,他两次就孩子的问题为自己辩解,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和许多书信中,他又回到这一主题。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在25年之久的时间里,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公开地或私下里,努力为自己辩护。但这却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这些辩护把冷酷和自私结合在一起,又加上了虚伪。首先,他指责那个不道德、不信神的知识分子小团体,是他们把孤儿院的概念放进他那天真的头脑中。接着他说,有孩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他负担不起。“当房间里充满了家庭的烦恼和孩子的吵闹时,我的心灵如何能得到我的工作所必需的宁静呢?”他将被迫降格去做卑贱的工作,“所有那些不光彩的行为,使我充满了正当的恐惧”,“我完全知道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加慈爱”,不过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与勒瓦塞的母亲有任何接触,“一想到要把我的孩子托付给那种粗俗的家庭,我忍不住会发抖”。至于说他残忍,一个有着他那种卓越的道德品性的人怎么会犯下这种罪行?“……我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痛恨任何类型的恶,我根本没有憎恨或伤害的能力,甚至于没有能力想到它们。当我看到一切善良、慷慨、和蔼的人,就感受到甜美而又愉快的情绪;我要问,在同一颗心里,也赞赏着堕落,没有丝毫的自责,就把最甜蜜的义务践踏在脚下,这可能吗?不!我认为,并高声地断言——这是不可能的!让——雅克,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怜悯心的人,是一个丧失天性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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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肯定自己的善行,卢梭不得不进一步用明确的理由来为他的行为辩护。在这一点上,几乎是很意外地,卢梭把我们直接引进了他的私人事务和政治哲学的核心。我们详细讨论卢梭抛弃孩子的行为,这是正确的,不仅仅因为这是反映他不近人情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事例,而且这也是一个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产生了他的政治和国家职能理论。卢梭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弃儿。在很大程度上,他从未真正长大,他一生都是依赖别人的孩子,他把华伦夫人当作母亲,把勒瓦塞当作保姆。《忏悔录》中的许多篇章以及在他更多的书信中,都强调了孩子的成分。不少与卢梭有过交往的人,例如休谟,都把他看成一个孩子。他们一开始把卢梭当作一个无恶意的孩子,是可以管教的。付出一定代价后,他们才发现与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富有野性的少年犯。在许多方面,卢梭也自觉是个孩子,于是他也就无法养育自己的骨肉。必须有某种东西来取代他的位置,这便是国家,以孤儿院的形式出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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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卢梭认为他所做的是“一个正确而又明智的安排”。这正是柏拉图所提倡的。孩子们“最好都不要过于小心地养育,这样才会使他们更加强健”,他们将会“比他们的父亲更加快乐”。“我过去曾希望”,他写道,“我现在仍希望自己像他们那样成长和受教育。”总而言之,卢梭把他的责任转嫁给国家,“我若是能够拥有同样的幸运,我想我就是在履行一个公民和一个父亲的职责,而且我把自己看作是柏拉图的共和国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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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宣称,他对处置自己子女的方法的思考,形成了他在《爱弥儿》中表述出来的教育理论。显然,这也有助于他完成同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开始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一种个人的自我辩护——对他的行为的一系列匆忙的、病态的,又反复考虑过的辩解,这一点他自己起初也知道,这个开端就是不正常的——其后又逐步发展,由于反复的自辩和日益增长的自负,就连自己也真的相信了,并形成一种主张:对于社会道德的改善,教育是关键,既然如此,教育就是国家的事。国家必须造就所有人的思想,不仅仅是儿童(因为孤儿院已经对卢梭的孩子这样做了),而且也包括成年的公民。根据一连串古怪的而又可耻的道德逻辑,卢梭作为人父的恶行是同他思想的子孙——未来的极权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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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卢梭的政治学观点,总是存在着不少混乱,因为在很多方面,他是一个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作家。有关卢梭的研究变得如此庞大的一个原因是学术研究要致力于解决“难题”。卢梭在一些文章中表现为保守主义者,强烈反对革命,“想象到将群众发动起来后所造成的危险”,“那些制造革命的人几乎总是以大发怒火结束,使自己套上比过去更重的枷锁”,“我就不愿卷入任何革命阴谋,这一向会导致混乱、暴力和血腥”,“整个人类的解放不应该以任何个人的生命为代价”。但是他的作品也充满强烈的悲痛。“我痛恨那些大人物,我痛恨他们的等级,他们的尖刻,他们的偏见,他们的吝啬!痛恨他们所有的罪恶!”他曾写信给一位贵妇说:“正是你们这些有钱人、你的那个阶级,从我手中夺去了我的孩子们的面包。”卢梭还承认“对那些有钱人和功成名就的人心怀愤恨,就好像他们的财富和幸福是损害了我才获得的”。好些富人们“是一群饿狼,一旦尝过人肉的味道后,就拒绝其他食物了”。他有许多有力的格言,语气激进,这使得他的作品对年轻人特别富有吸引力。“土地里结出的果实属于我们大家,土地本身不属于任何人。”“人生而自由,但到处都是锁链。”他在《百科全书》“政治经济学”条目中概括了他对统治阶级的态度:“你们需要我,因为我富有而你们贫穷。让我们达成协议吧,我给你们为我服务的荣幸,若是你们把所有的麻烦都交给我,我会指导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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