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46510 卢梭不可能使自己的行为完全保密，在不同的场合，例如1751年和1761年，卢梭被迫在一些私人信件中为自己进行辩解。卢梭对无神论的攻击触怒了伏尔泰，1764年，伏尔泰出版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公民感情》，署名日内瓦一牧师。文中公开指责卢梭抛弃了自己的5个孩子，还说卢梭是梅毒病患者和杀人凶手。卢梭对此指控的否认被普遍接受了。然而，对这段插曲的思考，成为卢梭下决心写他的《忏悔录》的一个因素。这本书基本上是为了反驳或掩饰已为公众所知的事实。在此书中，他两次就孩子的问题为自己辩解，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和许多书信中，他又回到这一主题。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在25年之久的时间里，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公开地或私下里，努力为自己辩护。但这却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这些辩护把冷酷和自私结合在一起，又加上了虚伪。首先，他指责那个不道德、不信神的知识分子小团体，是他们把孤儿院的概念放进他那天真的头脑中。接着他说，有孩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他负担不起。“当房间里充满了家庭的烦恼和孩子的吵闹时，我的心灵如何能得到我的工作所必需的宁静呢？”他将被迫降格去做卑贱的工作，“所有那些不光彩的行为，使我充满了正当的恐惧”，“我完全知道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加慈爱”，不过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与勒瓦塞的母亲有任何接触，“一想到要把我的孩子托付给那种粗俗的家庭，我忍不住会发抖”。至于说他残忍，一个有着他那种卓越的道德品性的人怎么会犯下这种罪行？“……我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痛恨任何类型的恶，我根本没有憎恨或伤害的能力，甚至于没有能力想到它们。当我看到一切善良、慷慨、和蔼的人，就感受到甜美而又愉快的情绪；我要问，在同一颗心里，也赞赏着堕落，没有丝毫的自责，就把最甜蜜的义务践踏在脚下，这可能吗？不！我认为，并高声地断言——这是不可能的！让——雅克，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怜悯心的人，是一个丧失天性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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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12 为了肯定自己的善行，卢梭不得不进一步用明确的理由来为他的行为辩护。在这一点上，几乎是很意外地，卢梭把我们直接引进了他的私人事务和政治哲学的核心。我们详细讨论卢梭抛弃孩子的行为，这是正确的，不仅仅因为这是反映他不近人情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事例，而且这也是一个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产生了他的政治和国家职能理论。卢梭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弃儿。在很大程度上，他从未真正长大，他一生都是依赖别人的孩子，他把华伦夫人当作母亲，把勒瓦塞当作保姆。《忏悔录》中的许多篇章以及在他更多的书信中，都强调了孩子的成分。不少与卢梭有过交往的人，例如休谟，都把他看成一个孩子。他们一开始把卢梭当作一个无恶意的孩子，是可以管教的。付出一定代价后，他们才发现与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富有野性的少年犯。在许多方面，卢梭也自觉是个孩子，于是他也就无法养育自己的骨肉。必须有某种东西来取代他的位置，这便是国家，以孤儿院的形式出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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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14 所以，卢梭认为他所做的是“一个正确而又明智的安排”。这正是柏拉图所提倡的。孩子们“最好都不要过于小心地养育，这样才会使他们更加强健”，他们将会“比他们的父亲更加快乐”。“我过去曾希望”，他写道，“我现在仍希望自己像他们那样成长和受教育。”总而言之，卢梭把他的责任转嫁给国家，“我若是能够拥有同样的幸运，我想我就是在履行一个公民和一个父亲的职责，而且我把自己看作是柏拉图的共和国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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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16 卢梭宣称，他对处置自己子女的方法的思考，形成了他在《爱弥儿》中表述出来的教育理论。显然，这也有助于他完成同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开始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一种个人的自我辩护——对他的行为的一系列匆忙的、病态的，又反复考虑过的辩解，这一点他自己起初也知道，这个开端就是不正常的——其后又逐步发展，由于反复的自辩和日益增长的自负，就连自己也真的相信了，并形成一种主张：对于社会道德的改善，教育是关键，既然如此，教育就是国家的事。国家必须造就所有人的思想，不仅仅是儿童（因为孤儿院已经对卢梭的孩子这样做了），而且也包括成年的公民。根据一连串古怪的而又可耻的道德逻辑，卢梭作为人父的恶行是同他思想的子孙——未来的极权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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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18 围绕着卢梭的政治学观点，总是存在着不少混乱，因为在很多方面，他是一个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作家。有关卢梭的研究变得如此庞大的一个原因是学术研究要致力于解决“难题”。卢梭在一些文章中表现为保守主义者，强烈反对革命，“想象到将群众发动起来后所造成的危险”，“那些制造革命的人几乎总是以大发怒火结束，使自己套上比过去更重的枷锁”，“我就不愿卷入任何革命阴谋，这一向会导致混乱、暴力和血腥”，“整个人类的解放不应该以任何个人的生命为代价”。但是他的作品也充满强烈的悲痛。“我痛恨那些大人物，我痛恨他们的等级，他们的尖刻，他们的偏见，他们的吝啬！痛恨他们所有的罪恶！”他曾写信给一位贵妇说：“正是你们这些有钱人、你的那个阶级，从我手中夺去了我的孩子们的面包。”卢梭还承认“对那些有钱人和功成名就的人心怀愤恨，就好像他们的财富和幸福是损害了我才获得的”。好些富人们“是一群饿狼，一旦尝过人肉的味道后，就拒绝其他食物了”。他有许多有力的格言，语气激进，这使得他的作品对年轻人特别富有吸引力。“土地里结出的果实属于我们大家，土地本身不属于任何人。”“人生而自由，但到处都是锁链。”他在《百科全书》“政治经济学”条目中概括了他对统治阶级的态度：“你们需要我，因为我富有而你们贫穷。让我们达成协议吧，我给你们为我服务的荣幸，若是你们把所有的麻烦都交给我，我会指导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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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20 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卢梭要创建的国家的性质，他的观点就开始连贯起来。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本质上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来取代现存的社会制度，但是实现这个目的时，不允许用革命来破坏秩序。有钱人和特权阶层作为统治力量，将被代表着普遍意志的国家所取代，所有的人根据契约都应当服从它。这种服从将会变成本能的和自愿的，因为国家会通过系统的文化工程的作用，向所有人灌输美德。国家就是父亲，是家长，它的全体公民就是父亲般的孤儿院中的孩子。（约翰逊博士有关的评论似乎令人困惑，但他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卢梭的诡辩：“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诚然，儿童公民，与卢梭自己的孩子不同，他们最初通过自由契约同意服从于国家孤儿院。这通过了他们的集体意志，因此具有合法性。此后，他们没有权利觉得是在被限制，因为他们要法律，就必须热爱他们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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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22 尽管卢梭将普遍意志解释为自由，但它本质上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后来所谓的“民主集权制”的雏形。在普遍意志的名义下制定的法律，必须具有道德的权威。“人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不可能是不公正的。”“普遍意志是永久合理的。”此外，倘若国家具有“良好的动机”（例如，它的长期目标是令人向往的），普遍意志就可以很安全地让领袖们来解释，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普遍意志永远支持最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决定”。因此，任何人一旦发现自己是在普遍意志的对立面，他就一定是犯了错误：“当一种与我的观点对立的观点盛行时，那就证明我错了，我以为是普遍意志，其实并不是。”更确切地说，“如果我独特的见解被时代所接受，我就走到了我的意志的反面，我也会因此失去了自由”。这种说法使我们几乎进了亚瑟·凯斯特勒[5]的小说《中午的黑暗》中的寒冷区，或是想到乔治·奥威尔的“新话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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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24 卢梭的国家不仅是权威主义的，而且是极权主义的。因为它控制着人类活动的每个方面，也包括思想。在社会契约之下，个人被要求“将他自己和他所有的权利转让给整个社区（即国家）”。卢梭坚信在人天生的自私与他的社会责任之间，在人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冲突，这使人感到痛苦。社会契约使国家成为国家，其功能就是使人重新统一，“让人成为人，你就会使他尽可能地幸福。要么让他把一切都交给国家，要么把一切都留给自己。但是你要把他的心灵分开，就是把他劈成了两半”。因此，你们必须把公民当成儿童来看待，控制他们的发育和思想，把“社会法律种植在他们的心底里”。这样，他们便成为“天生的社会人，自觉的公民；他们将会成为一体，他们一定善良，他们一定幸福，而他们的幸福就是共和国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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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26 这一程序要求完全的服从。最初的社会契约是他为科西嘉所设计的制度，其誓词是这样的：“我把我自己、我的身体、我的财物、我的意志和我所有的权利都奉献给科西嘉国家，承认她对我、对我自己以及所有靠我生活的人的所有权。”这样，国家“拥有所有的人和他们的所有权利”，并控制着他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这种生活是斯巴达式的，反对奢侈，反对城市，人们除非获得特殊批准，否则不能进入城镇。卢梭为科西嘉所设想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正是波尔布特政权试图在柬埔寨创立的国家的先例。这完全不必惊奇，因为巴黎政权受过教育的领袖已经全盘吸收了卢梭的学说。当然，卢梭自己也非常真诚地相信，这样的国家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人民会被训练得去喜欢它。他没有用“洗脑”这个词，可他写道：“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这种控制的确立，要从婴儿期开始就将公民当作国家的子女对待，训练他们，“只是在同国家机体的关系中考察自己”“因为不依靠国家，他们就不存在，没有了国家，他们也不复存在，国家拥有他们所有的一切，国家也就是他们的一切”。这也预示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理论：“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内；国家以外，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可以对抗国家。”要使国家被人接受和达到成功，就需要文化工程，教育的进步便成为文化工程成功的关键。卢梭思想的核心是：公民是孩子，国家是父亲，他坚持政府应全盘掌握所有子女的抚育工作。这是卢梭的学说带来的真正的革命——这样，他就把政治程序引入人类存在的中心位置。他使立法者同时也是导师成为救世主，他能够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创造新人。他写道：“一切根本上都依靠政治。”美德是好政府的产物，“与其将恶归咎于人，不如归咎于没有管理好的人”。政治的进步和新型国家的实现是医治人类弊病的万能药物，政治无所不能。因而，卢梭就为20世纪的主要欺骗和愚蠢行为准备了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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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28 卢梭生前的名望以及死后的影响力向人们提出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即关于人类易于受骗上当。实际上这是人类的一种嗜好，他们拒绝接受不愿承认的证据。卢梭作品易于被人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要求：不但要成为一个有品德的人，而且要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品德的人。当卢梭的种种缺点和恶行不仅广为人知，而且成为国际性的论题时，为什么他的这种荒谬而卑劣的要求并没有崩溃？对卢梭进行攻击的毕竟不是陌生人，也不是政治对手，而是他昔日的友人和曾专门帮助过他的同伴。他们对卢梭的指责是严厉的，他们的集体控诉是毁灭性的。休谟一度这样评价卢梭：“和蔼、谦逊、多情、无私而且极其敏感。”但经过更多的接触以后，他的判断是：卢梭“简直是个怪物，他自以为是世间唯一的重要人物”。狄德罗与卢梭经过长时间的交往后，这样概括卢梭的为人：“不老实、像撒旦一样自负、忘恩负义、残忍、伪善、充满敌意。”格里姆认为他“可恶而可笑”。在伏尔泰的眼中，他是“一个自负而卑鄙的怪物”。在对卢梭的所有评价中，最可悲的是那些心地善良而又帮助过他的女人们做出的，如德·艾皮奈夫人，还有她那并无恶意的丈夫。她给卢梭最后的话是：“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只有怜悯。”这些评价并不是以卢梭的言论，而是以他的行动为根据的。从那时算起，200多年过去了，学者们挖掘出大量资料，无情地证实了这些评价。一位现代学者将卢梭的缺点列举如下：他是“受虐狂，暴露狂，神经衰弱者，疑病症患者，手淫者，隐性同性恋，缺乏父母人情，早期妄想狂患者，孤芳自赏，满腹内疚，病态的胆怯，盗窃癖，幼稚病，易怒而且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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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30 这样的指斥以及所列举的广泛的证据，并没有改变某些人对卢梭和他的作品的尊敬，对他们来说，过去和现在，其人其作都具有智慧和情感上的吸引力。在他的一生中，无论与多少朋友反目成仇，他总能轻松地找到新朋友，招募到新的崇拜者、信徒、显贵，为他提供住宅、晚宴和他所渴望的奉承。卢梭去世后，他的遗骸葬于爱尔美农维尔湖中的白杨岛上，这里很快成为来自欧洲各地的男女的世俗朝圣地，如同中世纪圣徒的殿堂。对这些朝圣者们怪诞举止的描述，读来可博一笑：“我跪下双膝……将我的唇贴在冰凉的石碑上……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众所周知，他的遗物，如烟袋和瓶子，在“圣堂”里被妥善保存。有人记得，1512年伊拉斯谟和约翰·科利特[7]到坎特伯雷去参观圣托马斯·贝克特[8]的墓地时嘲笑过那众多的朝拜者。宗教改革已经过去300年了，如果他们发现了“圣卢梭”（乔治·桑对他的敬称），不知他们会说些什么？他们会以为这类事早已结束了。当卢梭的遗骸被迁到先贤祠后，人们的欢呼延续了很久。康德说卢梭“有一个无比完美的敏感的心灵”。雪莱把卢梭看成“卓越的天才”。席勒认为“只有天堂中的安琪儿才与他的基督一般的灵魂相匹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乔治·艾略特、雨果、福楼拜都向他表示过深深的敬意。托尔斯泰曾说卢梭与福音书“两者对我的一生起过重大和有益的影响”。一位当今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克劳德·列唯——施特劳斯在他的重要著作《忧郁的热带》中，热情地赞扬卢梭，说他是“我们的大师，我们的兄弟……如果把书的每一页都献给他，并非是同他的伟大不相称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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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32 所有的一切都令人非常困惑，而且使人想到知识分子也会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失去理性，不合逻辑和迷信。事实似乎是这样：卢梭是一位天才作家，但他的生活和思想都致命地不健全。一位女士对卢梭做了最好的概括，她就是卢梭自称唯一爱过的索菲·居德托伯爵夫人。她一直活到1813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做了这样的评价：“他丑陋得令我害怕，爱情没有使他更有吸引力。不过，他是个可怜的人，我只有用温柔和仁慈去对待他。他是一个有趣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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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37 知识分子 [:1703246314]

1703246538 知识分子 2　雪莱：无情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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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40 1811年6月25日，一位19岁的英国从男爵爵位继承人写信给苏塞克斯郡的一个年轻女教师说：“我不是贵族，根本不是其中的一员，我热烈地盼望着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勇于依据自然和理性生活，因此也合于德行。”这种说法完全是卢梭式的，不过信的作者、诗人珀西·毕西·雪莱的那种由知识分子和作家指导人类的主张，比起卢梭要走得远得多。和卢梭一样，雪莱相信，社会已经完全腐败，应该被改造，开明人士具有道德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自己独立的理智，依据基本的原则重建社会。但雪莱也在证明，知识分子，特别是诗人——他认为诗人是知识群体的领袖——在这一过程中占据着一个享有特权的位置，实际上，“诗人是这个世界未被承认的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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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42 1812年雪莱在他长达一万字的论文《诗辩》中，代表他的知识分子同伴，发出了这一挑战，这篇论文是自古代以来关于文学的社会目的的最有影响的论述之一。雪莱论证说，诗不仅是展示词语的技巧，不仅是一种消遣，它在所有写作形式中具有最严肃的目的，诗是预言、法律和知识。社会只有在一种道德感受力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取得进步。教会本应提供这种指导，但已证明是失败的。科学也不能提供。理性主义本身不能产生道德目的，当科学和理性主义伪装成伦理学的时候，就制造出道德的灾难，诸如法国革命的恐怖和拿破仑的独裁。只有诗才能填补道德的真空，并给进步提供一种真正创造性的力量。诗“给心灵提供千万种尚未被理解的思想的组合，从而唤醒了心灵，扩大了心灵的领域。诗揭开了世界隐藏着的美的面纱”。“道德的最大秘密就是爱；或者说超越我们自己的本性，把我们自己同他人的思想、行为或人身上的美统一起来。”“诗同自私自利和物质的算计进行斗争，它鼓励群体精神。”“人为了达到至善，就必须深刻而周密地想象，他就必须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人和其他许多人的位置上；他人的痛苦和快乐必须成为他自己的痛苦和快乐。道德的伟大工具是想象，诗则作用于原因而有助于效果。”诗的成就推动着文明的道德进步：事实上，诗自身，它的侍女想象，它天然的环境自由，构成了一切文明和道德准则栖息于其上的三足祭坛。对社会的彻底重建需要想象性的诗歌，“我们需要创造机能来想象我们的所知；我们需要丰富的冲动来实践我们的想象；我们需要生活的诗”。确实，雪莱不仅提出了对诗人的要求准则，而且他第一次对后来成为19世纪社会主要特征的物质主义提出了根本的批评：“诗，以及以金钱为其看得见的化身的自我原则，成为世界的上帝和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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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44 雪莱在诗歌中确实实践了他所宣扬的东西。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可以在许多层面上欣赏和理解，但最深的层面，雪莱所想达到的层面，本质上是道德的和政治的，他是最彻底政治化的英国诗人。他所有的主要作品以及他许多比较短的诗，都对某种社会行动发出号召，都是一种公开的预言。他最长的诗篇《伊斯兰的背叛》（近5000行）关系到压迫、起义和自由。《赞智力的美》意指善的精神，体现一切人的自由和平等，庆祝它战胜了既定的恶。《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叙述了另一场取得成功的革命和这位神话人物的胜利，这一人物对于雪莱来说（正如对于马克思和其他人）象征着领导人类在地球上建立乌托邦的知识分子。《沈西》重复了反叛暴政的主题，《肿腿的僭主》[9]也是这一主题，是对乔治四世[10]的攻击。《暴政的假面游行》攻击了乔治四世的大臣。《欧兹曼迪尔斯》只是一首十四行诗，但很有力量，在诗中，雪莱赞美了对专制的复仇。在《写于欧根山中》这首抒情诗里，他指出包围着世界的是周而复始的暴政，并吁请读者加入他的正义的乌托邦。《西风颂》又一次请求读者传播他的政治信息，“把我不能流动的思想传遍宇宙”，以此“加速新生”“把我的文字撒向人间”。《给云雀》中有类似的诗句，说到诗人的声音难以被人听到，他的信息难以流传。雪莱在世时，对自己的作品不能流行感到失望，他渴望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主张能够深入社会。他最富激情的诗歌中的两首都是恳求他的作品能广泛流传和为人注意的，这并非偶然。简而言之，作为一位艺术家，雪莱显然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者，没有什么诗人像他那样，很少为自我满足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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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46 雪莱是怎样一个人呢？直到最近，总的观点还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和未亡人玛丽·雪莱所做的不疲倦的宣传：这位诗人是一个极其纯洁、天真、不谙世事的人物，他没有过失和恶行，他献身于艺术和同胞，虽然他绝不是一个政治家，毋宁说是个极其聪明和过分敏感的孩子。这一观点被他同时代人对他外貌的描述所强化了：他苗条、苍白、纤弱，直到二十好几还保持着青春的娇嫩。卢梭开创的对波希米亚式服装的崇拜也为第二代和第三代浪漫派知识分子所保留。拜伦所炫耀的不仅是适于他的那种地中海式样或东方式样的服装，而且甚至当他穿欧洲式服装时，也总是喜欢宽宽大大，并且免去了精致的领带，敞着衬衫的领口，甚至根本不穿外套只穿衬衣。他对令人不舒服的习俗，表现出一种贵族式的蔑视，这也为比较平民化的诗人如济慈所效仿。雪莱同样接受了这种时尚，还加上了自己的风格：他喜爱学生式的夹克衫和帽子。对他来说，有时衣服显得有些瘦，但特别适宜于他想带来的效果：那种青春的本色和清新，有点笨拙，但很迷人。女士们特别喜欢这样，正如她们喜欢不系饰带、不扣纽扣的拜伦。这有助于创造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始终如一的、但又是神话式的雪莱的形象。在马修·阿诺德[11]对他的赞颂中可以发现这一形象几乎有了大理石般的形式，阿诺德说他是“美丽而不切实际的安琪儿，枉然地在空中拍着他闪烁的银色翅膀”。阿诺德的这一评论见于他有关拜伦的论文，他发现拜伦的诗歌远比雪莱的诗歌严肃和厚重，后者具有“不实在”这种“无可救药的毛病”。另一方面，从人品来说，雪莱是个“美丽而有魅力的人物”“不可计量地超出拜伦”。很难想象有什么比阿诺德更不合情理的评判了，他的全部观点都是错误的，这表明阿诺德对这两人所知甚少，也没有认真阅读过雪莱的作品。但十分奇怪的是，他对雪莱性格的判断同拜伦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拜伦写道，雪莱“无疑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好、最少私心的人，我所认识的一切人同他相比，无不显得粗鲁”。他还说雪莱是“最无私而善良的人，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能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财富和感情”。这些评论是雪莱的悲剧结局还清楚地留存在拜伦心中时做出的，所以他的态度并不能当真。拜伦对于雪莱的认识大多是依据他同雪莱本人的谈话为基础。尽管如此，拜伦又是个深谙世故的人，是个敏锐的裁判官、狂热的谎言揭露者，拜伦的说法是有影响的，雪莱也给同时代的那些心胸比较封闭的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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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48 然而，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任何一个把雪莱作为诗人来尊敬的人（就如我），都会对此感到惊讶。事实真相见于各种不同的材料，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是雪莱自己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时，雪莱的专心致志令人吃惊，但他又是冷酷无情甚至是野蛮地清除那些阻挡他道路的人。同卢梭一样，总的说来他爱人类，但对特定的人他常常是残酷无情的。强烈的爱使他燃烧，但这是一种抽象的火焰，可怜的凡人靠近时常常会被烤焦。他把观念放在人之上，他的一生就是在证明无情理念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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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50 雪莱1792年8月4日出生在苏塞克斯郡靠近豪希姆的菲尔德庄园。这是一幢乔治王朝式的大房子，同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不是独生子女，但在许多方面，他却占据着一个更容易堕落的位置：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一份巨大的财产和一个爵位的继承人。作为长兄，他下面有4个妹妹——她们比他小2岁至9岁。现代人已经难以理解，他的这一位置在18世纪末的意义：对于他的父母，甚至对于他的妹妹们而言，他是万物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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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52 雪莱的家庭是一个古老家族的一个较小的分支，它同当地的大地主诺福克公爵有着种种联系。这个家庭家财极丰，这是由雪莱的祖父、第一代从男爵毕西爵士新近聚积起来的，他出生在新泽西的奈瓦克，是一位新世界的冒险者，粗俗、顽强、精力充沛。雪莱显然继承了他那种干劲和冷酷。雪莱的父亲蒂莫西爵士1815年继承了爵位，比较而言，他性格温和，不得罪人，作为索瑞汉姆的下议员，多年来他忠于职守，生活上无可指责，他逐步从稳健的辉格党立场转为托利党的中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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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54 雪莱在庄园中被溺爱他的父母和崇拜他的妹妹们所包围，懒散地度过了童年时代。他很早就显示出对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热情，他曾用化学试剂和热气球进行实验，他一生都保留着这方面的兴趣。1804年，他12岁的时候被送进了伊顿公学，在那里度过了6年。雪莱学习很努力，他极其熟练地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对古代文学也有着广泛的知识，他终身都是如此。对那些严肃的作品、对小说，他都是一位贪婪而且速度极快的读者。他是那个时代继柯勒律治之后又一位读书最多的诗人，他也是学校的神童。1809年，他17岁时，前任王室医生、伊顿公学的兼职教师詹姆斯·林德博士向他介绍了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这是当时左派的基本教科书。林德对信奉魔鬼也有兴趣，他激发了雪莱对超自然和神秘事物的激情，这种激情不只是在当时流行的、在简·奥斯丁的《诺桑觉寺》中被十分出色地嘲笑的哥特式小说[12]，而且是伊路米那提以及其他秘密革命社团的实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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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56 伊路米那提是1776年由作为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的保护人阿登·威肖普特在德国的因古兹塔德大学建立的，其目标是给世界以启蒙，直至（如他所说的）“君王和国家不经过暴力从地球上消失，人类组成一个家庭，世界成为有理性的人的居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了雪莱始终如一的目标。但是他在吸取伊路米那提的思想时，也一道吸取了它的敌人的攻击性的宣传，特别是巴路埃尔神父轰动一时的极端主义小册子《阐述雅各宾主义历史的回忆录》（伦敦，1797-1798），这本小册子不但攻击伊路米那提，而且攻击共济会成员、玫瑰十字架基督徒[13]和犹太人，雪莱多年中一直迷恋这本令人生厌的书，还常常把它推荐给朋友（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1818年写作《弗兰肯斯坦》[14]时就利用过这本书），在雪莱的脑海中，它同他当时和以后所阅读的大量哥特式小说混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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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558 这样，从十多岁起，雪莱对政治的投入既带着对秘密会社的兴趣，又带上了巴路埃尔神父及其同道所宣传的历史阴谋理论的色彩。他始终摆脱不了这些，这实际上妨碍了他去认识英国的政治以及利物浦和卡色尔瑞[15]这些人的动机和政策，只是把他们看作恶的化身。他早期的几乎全部政治活动，都是向激进派作家李·亨特[16]提议成立一个由“开明的、公正的人士”组成的秘密会社，以抵抗“自由的敌人的联合”。事实上，一些熟悉雪莱的人，从来都是把他的政治看作不过是一种文学上的空话，纯粹是哥特式小说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托马斯·勒夫·皮科克[17]在他的小说《梦魇修道院》中讽刺了这种对秘密会社的爱好，他把雪莱描绘成书中的斯西罗坡，他“如今被那种改造世界的激情弄得困扰不安，他在空气中建立了许多城堡，里面满是秘密法庭和伊路米那提那帮人，这些人始终是他所想象的更新人类的计划中的成员”。雪莱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为他这种毫无意义的乌托邦主义而受到责备。按照他的朋友托马斯·杰弗逊·豪格[18]的说法，他不仅坚持“以一种狂热的激情”向一切愿意听的人大声朗读一本叫《恐怖秘事》的书，而且他写过两部哥特式小说：《查斯特罗齐》出版于他在伊顿的最后一学期；在牛津的第一学期出版了《炼丹术士圣欧文》。它们被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19]公正地看作“寄宿学校的白痴行为”而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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