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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雪莱对她大加赞扬:“虽然她出身于一个非常微贱的家庭,但她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一种进行深入和细致的思考的习惯;她的心灵超越了偏见的束缚,天生喜欢追究和探讨。”雪莱还在给她的一封信中,称她是他的暴风雨中的“岩石”,“我的更好的本质,我的理性的判断者、行为的指导者、价值的启迪者”;她是“给所到之处带来幸福、革新和自由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她去了林茅斯,加入雪莱一伙。在那里,据说她“整天笑啊、讲啊、写啊”,并散发雪莱的传单。但是哈丽艾特和她的姐姐很快增长了对她的不满,雪莱并不反对他那些女人之间有某种竞争性的紧张,但这一次,他很快同她们一样,对希钦纳不满了。他似乎同她在海边长时间地散步时诱奸过她,不过不久就感到厌倦了。到哈丽艾特和伊丽莎转而攻击她时,他就做出决定:希钦纳必须离开。总之,那时他已经同葛德文一家接触,他发现那里的年轻女士们更让人激动,于是希钦纳被打发回到苏塞克斯,继续她在那里的事业,并答应给她每星期2英镑的薪金。在那里她被当作某位先生遗弃的情妇,成了笑柄。雪莱在给豪格的信中嘲弄地说:“这个已走了的痛苦地折磨人的女教师,我称她是褐色魔鬼,她一定收到我们的津贴了。我付出这笔款子的时候心情沉痛,但不得不付。由于我错误的、草率的决定,她失去了安宁的生活环境;她现在说,由于我的残暴,她失去了名誉,健康受到了损害,心灵的平静遭到了破坏:承受着一切女主人公精神上和肉体上所经历的痛苦,完全是一个牺牲品。”雪莱又忍不住再加上一句,“这女人是个狡猾、浅薄、丑陋、不男不女的野兽”。事实上,希钦纳只收到工资中的第一笔,她借出的100英镑再也没有被归还。她重新回到微贱之中,是雪莱把她拉出来的,她是为雪莱的激情所烧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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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举一个相似的、地位甚至更低下的人物为例,这就是丹恩·希莱。他是个15岁的小伙子,雪莱把他当作仆人从爱尔兰带了回来。我们对雪莱的仆人所知甚少,虽然他一般有三四个仆人。在给葛德文的一封信中,雪莱为他的懒散生活以这样的理由进行辩解:“如果用我去织布,用我妻子去烹饪或做家庭主妇,那么在目前这种社会状态中,我们很快就会变成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人,我可以说,那对我们的同胞更没有用处。”所以一定得有仆人,无论雪莱是不是养得起他们,他通常是用很低的工资雇用本地人,但是丹恩不同,因为雪莱在都柏林时发现,他在张贴非法标语时非常能干。1812年在林茅斯,他又让丹恩在墙上和谷仓上贴传单,并告诉他,如果被当局盘问,就编造“在路上遇到两位先生”这样一套故事。8月18日,丹恩在邦斯特普尔被捕,他就照此说了一通,但是根本没有用,依据乔治三世39号法令79款判定他有罪,判处罚款总计200英镑,如不罚款就是六个月的囚禁。谁都以为(包括当局)雪莱会交付罚款的,但雪莱的处理方法却是从他的一个清洁女工那里借来29先令,从一个邻居那里借来3英镑,作为丹恩逃跑的费用[24],这样丹恩进了监狱。他被释放以后又去雪莱那里做工,但6个月后他被解雇了,正式的理由是他的行为“不道德”——他可能在监狱里学到一些坏习惯——真正的原因是雪莱必须省钱。丹恩还有10英镑工资被欠着,这笔钱从来没有还。这是另一个受到伤害又淹没在黑暗之中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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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雪莱的行为,必须说明的是,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还很年轻,1812年,他才20岁,他遗弃哈丽艾特,同玛丽私奔时22岁。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代英国诗人在改造了英语世界的文学时是多么年轻。他们去世的时候实在是太年轻了——济慈25岁,雪莱29岁,拜伦36岁。拜伦永远离开英国以后,1816年5月10日在日内瓦湖边同雪莱第一次相会时,只有28岁,雪莱才24岁,玛丽和克莱尔仅仅18岁。对于玛丽在初夏的长夜里,在日内瓦湖畔写出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你也许会说,这是女学生的作品;然而,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是孩子,但是他们也是成人,他们否定了这个世界的价值标准,提出了自己的体系来取代它,这很像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过于年轻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或是出于年轻而要求特权——正好完全相反。特别是雪莱,他坚持认为自己对世界有一种极其严肃的使命,他智力上的成熟非常迅速。他的《麦布女王》尽管某些方面还比较幼稚,但极为有力,这是他20岁时写的,次年出版。1815-1816年以后,雪莱进入20岁至30岁这一阶段的中期,他的创作进入高峰,在这一阶段,不仅显示出他极其广博的阅读范围,而且显示出巨大的思想深度。毫无疑问,雪莱有着强健的、同时也是细致和敏感的心灵。他还那么年轻,就接受了作为父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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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现在看看他的孩子。他总共有7个孩子,他们有3个不同的母亲,头两个孩子艾安蒂和查尔斯,哈丽艾特所生,被判由法庭监护。雪莱为此苦苦争夺,他失败的部分原因是法庭被他在《麦布女王》中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吓坏了,雪莱则认为这场诉讼主要是企图迫使他从思想上放弃革命目标。针对他的判决做出以后,他继续思考其中的不公平,恨透了大法官艾尔顿勋爵,但是他也没有对孩子们表现出进一步的关怀。根据法庭的判决,他每4个月应当付出30英镑给那两个同养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这笔款项从他的津贴费中扣除。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法庭允许的那种看望孩子的权利,虽然孩子中年龄较大的艾安蒂在死的时候已经9岁了,他也从来没有给他们写过信。除了做做样子,他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幸福,他在1820年2月17日不得不给他们的养父托马斯·休谟写了唯一的一封信,信的实质是诉说自己的冤屈,这是一份冷酷无情的文献。此外,在他现存的任何信件和日记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两个孩子,他似乎已经把他们赶出了脑海,不过在他的自传体诗歌《心之灵》中,他们幽灵般地出现过(诗中把哈丽艾特作为“那时的行星”而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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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和弟弟,长得像孪生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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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抛弃的母亲恍惚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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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玛丽生了4个孩子,其中3个死了,儿子珀西·佛罗伦萨生于1819年,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维持了这一家系。玛丽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幼年很早就死了;他们的儿子威廉,4岁时在罗马得了肠胃炎,雪莱在他身边连坐了3夜,但这孩子还是死了。女儿卡莱拉的死,一部分是由于雪莱的罪过,也许这一点促使雪莱尽了各种努力去挽救她,她死得太早,还是个婴儿。1818年8月,玛丽和这婴儿留在比较凉爽的度夏胜地卢卡温泉,雪莱自己在艾斯特,位于俯视威尼斯的群山中。他坚持要玛丽和孩子立即到他那里去,这是一年最热的季节中可怕的5天旅行,雪莱并不知道在动身前小卡莱拉就不太好了,她到了那里就明显病了,情况没有好转。然而,3个星期以后,又是完全为了雪莱自己的方便——他正醉心于同拜伦交流他们的激进观点——专横地指示玛丽带着孩子同他一起去威尼斯。可怜的卡莱拉,按照她母亲的说法,“虚弱而且发烧,十分可怕”,这次旅行在酷热的天气里从上午3点30分持续到下午5点,到达帕都厄的时候,孩子显然已病得很厉害了,雪莱却坚持去威尼斯。途中,卡莱拉发展到“嘴和眼睛不断抽搐”,到达威尼斯一个小时以后,她死了。雪莱承认,“这一料想不到的打击”(这实在是可以预见的)使玛丽陷入“一种绝望状态”。这是他们关系恶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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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进入下一个阶段,一个非婚生的女孩,以艾琳娜为名做了洗礼,她是雪莱在那不勒斯的孩子。在给这孩子登记的时候,雪莱把自己的名字和她母亲的名字给了她,取名玛丽·葛德文·雪莱,但是雪莱的妻子肯定不是孩子的母亲。此后不久,雪莱过去的一个仆人波罗·福基——他娶了雪莱孩子的保姆伊丽丝——对雪莱进行敲诈,他的借口是雪莱称这孩子的母亲是玛丽,犯了虚假申报罪。可能伊丽丝是孩子的母亲,但也有很多反对这一说法的强有力的证据,伊丽丝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1820年,她告诉英国驻威尼斯的领事理查德·豪普纳,雪莱在那不勒斯育婴堂里寄放着一个女婴,是克莱尔·克莱蒙特所生的。豪普纳迄今为止对雪莱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尽管雪莱的声誉不佳。这时,他对雪莱的行为感到厌恶,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拜伦,拜伦回信说:“这些事实没有多少可以怀疑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知道雪莱和克莱尔·克莱蒙特所有的事情。克菜尔是拜伦非婚生女儿阿丽格拉的母亲。在拜伦1816年春天离开英国前,克莱尔已经在挑逗他,拜伦对于诱奸处女是有些犹豫不决的,只是克莱尔告诉他,她已经同雪莱上床睡过觉,这时拜伦才同她上床。事实上,克莱尔不但勾引了拜伦,而且也想帮助他勾引玛丽·雪莱,所以拜伦对克莱尔的道德评价极低,这也是他为什么不允许她抚养阿丽格拉的一个原因,虽然把孩子同她母亲分开,对孩子是不幸的事。拜伦感到满意的是,阿丽格拉是他的,而不是雪莱的孩子,因为他确信,那个时候雪莱同克莱尔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但拜伦确信,从那以后,当玛丽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不时重温旧情,艾琳娜就是其结果。雪莱的辩护者们还做过种种其他的解释,但是克莱尔和雪莱是那孩子的母亲和父亲,这具有最大的可能性。玛丽被这件事压垮了——她从来没有喜欢过克莱尔,反对她继续出现在他们家中。如果这婴儿仍同他们在一起,克莱尔就成了这个家庭中一个永久的成员,她同雪莱的私通可能恢复。为了对玛丽的忧伤做出回应,雪莱决定抛弃这个婴儿,以他的英雄卢梭为榜样,利用孤儿院。1820年,这孩子才18个月就死在那里,这也毫不奇怪。第二年,为了对豪普纳和其他人的批评表示不屑理睬,雪莱在给玛丽的一封信中用一句毫不带感情的话对这件事做了总结,也透露出他的内心世界:“除了我们自己的知觉以外,对任何东西或任何人的意见——这本来完全应当注意的,我很快又变得漠不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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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雪莱是在乱交吗?他与拜伦确实不可相提并论。拜伦在1818年9月宣称,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威尼斯女人身上花了2500英镑以上,睡过“至少200个各种各样的人——也许更多”;后来他又列举了他的情妇中24个人的姓名。另一方面,拜伦在某些方面,比雪莱有一种更好的荣誉感,他从不躲躲闪闪或欺骗哄人,雪莱曾写信给两性关系的改革家和女权主义者J.H.劳伦斯说:“如果我被指控犯下什么巨大的、破坏性的罪恶,我会发抖的,那就是诱奸。”这是他的理论但不是他的实践。除了说过的这些事外,雪莱还同一位出身上层的意大利妇女爱米丽·维维安尼有过一段恋爱。他把有关她的一切都告诉了拜伦,但又补充说:“我告诉你的这些请什么也不要说,因为这一切未为人知,玛丽也许会为此而十分生气。”似乎雪莱所希望的,是一位妇女给他提供稳固而舒适的生活,又允许他附带进行一些私通作为回报,他也允许(原则上在任何情况下)妻子有同样的自由。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安排成为主要的男性知识分子不断出现的目标。但这种目标从来不能实行,在雪莱那里就确实行不通,他自己所获得的自由首先是给哈丽艾特、后来是给玛丽带来了极度痛苦;她们完全不需要相应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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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显然常常同他的激进派朋友李·亨特讨论这类观点,画家兼日记家本杰明·罗伯特·海顿有这样的记录:雪莱“向亨特夫人以及其他在场的妇女滔滔不绝地谈论……贞操的邪恶和荒谬”。在谈论中,亨特的话使海顿大吃一惊,“如果他同意,任何年轻人同他妻子睡觉他都不会介意”,海顿又写道,“雪莱勇敢地以自己的原则行事——亨特为这些原则辩护,虽然没有精力去实行,但满足于私下的爱抚”。这些妇女是怎么想的,并没有记录。当雪莱告诉哈丽艾特,她可以同他的朋友豪格睡觉,被她断然地拒绝了;雪莱又向玛丽提供了同样的便利,她似乎同意了,但最后的决定是她不喜欢这个男人。现存的证据表明,雪莱性爱自由的实验只是同那些最普通的奸夫一样偷偷摸摸、见不得人,而且把他卷入难免的遮掩和撒谎的纷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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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故事也见之于他对钱财的处理方式,它们过于复杂,说来折磨人,我在这里只是最简单地说一下。在理论上雪莱完全不承认私有财产,更不用说继承权和他自己从中得到好处的长子继承权了。在《改革的哲学观》中,他宣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财产的平等必然是文明不断完善的最后结果,这也是社会制度走向完善的条件之一,无论最后成功的希望有多少,我们有责任去关注它。”但同时,对那些具有特权、但是开明的人士,就如他本人,也必须牢牢掌握他们所继承的财富,以便推进这一事业。在富有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说法已为人们所熟悉,几乎是普遍地用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性,雪莱就是利用这种说法从他父亲的家庭里榨取尽可能多的钱来。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在给自己的导师葛德文的第一封信里,就做了这样的自我介绍,他骄傲地宣称:“我是苏塞克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我是通过限定继承权,每年6000英镑财富的继承人。”对这段话,葛德文必定是竖着耳朵听的。葛德文不仅是激进派的主要哲学家,而且是财务方面天才的糊涂虫,也是从未有过的、最无耻的钱骗子之一。从各种各样好心的朋友那里弄来的、真让人吃惊的大笔钱财,在他那纠缠不清的重重债务中消失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他抓住了当时还很年轻无知的雪莱,就再也不放过他了。他不但拿走雪莱家中的钱,而且用19世纪初期债务人的一切下流伎俩把他彻底拖垮:过期未付的债券,打折的证券,还有臭名昭著的“死后清还契约”,即某一限定财产的年轻的继承人,在他的父亲死亡之前,大大地提高折扣数目,以大利率借款。雪莱采取了所有这些灾难性的步骤,把利率抬得极高,直落进葛德文的财务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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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德文从来没有还过一个便士,这似乎也没有给他的贫困家庭带来过任何益处。雪莱终于对这条寄生虫发火了,他写信说:“我在几年之中给你的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数目,为了筹措这笔钱,我又花了差不多4倍的款项,这已使我赤贫。这种交易在你我之间似乎产生了良好的意愿,但除此以外,这些钱并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像是被扔进了大海。”钱的损失还不是雪莱同葛德文交往中所受到的唯一伤害,哈丽艾特非常正确地发现,这位大哲学家用各种方法使她的丈夫变得粗俗冷酷,特别是在对钱的态度上。她说雪莱为了玛丽而抛弃她以后,多次去看她,这时玛丽的孩子威廉已经出世,“他说他很高兴这是个男孩,因为这样弄钱便当些”。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用较低的利率用“死后清还契约”来借款了,说这种话的不是一位22岁的诗人——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耍弄花招的长期欠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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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德文并不是雪莱生活中唯一的吸血鬼,还有另一个始终向他讨钱的知识分子李·亨特。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托马斯·拜宾顿·麦考莱[25]对《爱丁堡评论》的编辑那皮埃这样概括亨特:他给亨特回信时,“并不是不害怕成为许多这样的人中的一个:他什么时候需要,就去向他们借20英镑”。实际上亨特已经被写成了《荒凉山庄》[26]中的哈罗德·斯金坡尔而流传千古了,狄更斯对一个朋友承认:“我想他是一切文字的图画中最精确的一幅肖像……他绝对是一个真实人物的重现。”在雪莱生前,亨特才刚开始他漫长的借贷生涯,他使用了卢梭那种颇有效验的技巧,他劝告他的牺牲品,他从他们的慷慨中得到好处是给他们帮忙。雪莱死了以后,亨特就转向拜伦,拜伦后来明确地免除了亨特欠他的债务。拜伦认为亨特在掠夺雪莱。其实,亨特做的某些事比这更坏,他劝诱雪莱说,对他们这样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来说,还清欠债在道德上是不必要的,为人类而工作这本身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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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雪莱这位信奉真理和美德的人,变得终身都在躲避债务,成了骗子。他到处借钱,向各种各样的人借钱,对其中多数人从来没有还过。雪莱无论什么时候搬家,通常都是匆匆忙忙的,丢在后面的是曾经信任过他、而现在对他非常气愤的一群人。年轻的丹恩·希莱并不是雪莱欺骗过的唯一的爱尔兰人,他显然还向约翰·劳来斯借过一大笔钱,这是一位共和主义的编辑,他们在都柏林成了朋友。雪莱离开以后,他无法还清这笔款项,就非常焦急地给豪格写信,打听雪莱的行踪,不久以后他就因欠债被捕。雪莱不但没有打算向他还债,好让他从监狱中放出来,反而责骂抱怨他,他给他们在都柏林的共同的朋友卡萨琳·纽金特写信说:“我担心他欺骗了你,正如他欺骗了我一样。”更恶劣的是,雪莱在林茅斯用他的名字(“尊敬的劳来斯先生”)签了一张借据,这是伪造罪,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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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在威尔士逗留的时候欺骗了另外一些人。他1812年到了那里,租了一个农庄,雇用了一些仆人(“你能雇一个可以信任的女仆吗?我们总共需要3个”),但他很快就因为60英镑至70英镑的债务在卡尔那温被捕了。约翰·威廉斯是他在威尔士的投资的保证人,威廉·罗伯茨博士是一位乡村医生,他们把雪莱保释了出来,债务和费用则是由伦敦的一位律师约翰·拜德威尔支付的。他们3个人都要为他们的大方感到后悔。30多年以后的1844年,罗伯茨博士仍然企图从雪莱的财产中收回所欠的30英镑。拜德威尔同样是徒劳地想要回他的钱。1年后,雪莱写信给威廉斯说:“我从拜德威尔先生那里收到一封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专横的来信,对此,我以不可屈服的精神做了答复。”雪莱喜欢唱高调。威廉斯的兄弟欧文是个农场主,他借给雪莱100英镑。我们看到雪莱给威廉斯的信,要求欧文再提供25英镑,并且说:“我将从你对这一要求的依从而得知,朋友不在场是不是友谊的冷却剂。”下一年,雪莱为欠威廉斯的这笔钱做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反诉,两人的关系破裂了。无论威廉斯还是欧文都没有收回任何欠款;然而雪莱对任何一个欠他钱的人(葛德文和亨特除外),都是非常凶狠并且大义凛然的。另一位威尔士人约翰·伊万斯收到过两封讨债信,雪莱提醒他,他欠雪莱的钱:“对其他任何人来说,信用借款都是最紧迫的事,必然是急于尽快归还的,也会为淡忘和拖欠而感到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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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说的信用借款指什么,这还不清楚。他在向妇女借钱的时候也不迟疑,包括洗衣妇、打杂女工、林茅斯的女房东;她最后非常聪明地扣住雪莱的书,从欠她的30英镑中要回20英镑——以及他的意大利女友爱米丽,从她那里他借到220克郎。他欠各种商人的钱,比如说,1817年4月,他和亨特同意付款给一个叫约瑟·克尔克曼的人,要从他那儿买一架钢琴。钢琴及时送来了,但是直到4年后钱还没有交。同样的,雪莱说动了朋德街著名的马车制造商查特尔,给他造一辆好车,价值532英镑11先令6便士。雪莱到死都在用这辆车,查特尔最后把这位诗人送上了法庭,但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还在试图收回车钱。受到雪莱特别剥削的一伙人是赊账出版他的诗集的小印书商。开始是他向牛津的书商斯拉特借20英镑,这时雪莱被开除了,斯拉特显然喜欢他,急于把他从贪得无厌的放债人那里救出来,结果雪莱却把他卷入一种耗费惊人的困境。1831年,斯拉特的兄弟,一位管子工写信给蒂莫西爵士说:“为了使你的儿子不必去找犹太人以极高的利率借钱,这样一种正直的努力结果却是巨大的灾难……我们已经损失1300英镑以上。”他们终于因债务而被逮捕,欠款似乎始终没有得到偿还。出版《阿拉斯特》的韦布里吉的印刷商,直到4年半以后还在催促雪莱付款,无法证明他最终是否收到了欠款。对第三位书商,雪莱写信给他说:“如果你给我供书,我答应给你‘死后清还’的债券,比例是每提供价值100英镑的书,我付250英镑。”他告诉书商他父亲和祖父的年龄是63岁和85岁,当时他们实际上是61岁和83岁。第四位书商兼出版商托马斯·豪克汉姆不仅欠账给雪莱印刷了《麦布女王》,而且还贷款给他。豪克汉姆也是没有得到偿还的,而且因为犯了同情哈丽艾特的罪过,成为被雪莱痛恨的对象。雪莱在1814年10月25日给玛丽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见到豪克汉姆,不要公开侮辱他,我还抱有希望……我要让这个无情无义的恶棍悔恨不已——终身悔恨,他会不得好死,他的傲慢会被打得粉碎,我要一点一点地扼杀他那自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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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在性关系和财务问题上的不端,他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朋友、同伴和商人的关系,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同的分母是什么?他除了自己的观点,没有能力看到别人的观点,确实是这样,简言之,是想象力的缺乏。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想象处于他的政治复兴理论的核心,按照雪莱的说法,需要用想象或“智力的美”来改造世界;正是因为诗人在最高水平上具有这种品质,因为诗人的想象力在人类的全部中最具有价值、最富创造性,所以他才把诗人称作世界自然的立法者,尽管没有被承认。然而他就是这样一个诗人,而且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许他能够想象性地同情整个阶级、被奴役的农业劳动者、路德派成员[27]、彼得卢[28]的叛乱者、工厂工人,他却从来没有拿眼睛看人;他能够抽象地感受整个人类的苦难,然而,不是一次而是多少次、几百次可以证明,他不可能通过想象深入所有同他每日交往的那些人的头脑和心灵之中。从书商到从男爵,从女仆到情妇,雪莱完全不能看到他们有权采取同他自己不同的观点。对他们(对他的)不肯让步,他就转而辱骂。雪莱1813年3月21日写给约翰·威廉斯的一封信就把他想象力的局限完全概括出来,信的开头是对不幸的拜德威尔的文字攻击;接着是对更加不幸的希钦纳小姐的猛烈抨击(“一个具有极端的观点和可怕的热情,而又是冷酷地、坚定不移地进行报复的女人……对她落入磨难我由衷感到高兴”);这封信以对人类的誓言结束——“我准备为我的国家和朋友做任何事,为他们服务”;最后是“其中也包括你,我仍然是你亲爱的朋友”。就是这位威廉斯正在受他的骗,很快就成为另一个吃足苦头的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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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运用他所具有的卓绝的诗才,一生致力于政治的进步,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在想象力上的欠缺,也没有努力去改善它,去了解他希望帮助的那些人的实际情况。他甚至在把脚踏进爱尔兰之前就写好了《告爱尔兰人民书》,到了那里以后,他也从来没有带着同情试图去调查情况,了解爱尔兰人自己实际上需要些什么;他甚至秘密地计划着消灭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对于英国的政治和公众的意见,对于滑铁卢战役之后政府所面临的问题的危险性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真诚的努力,雪莱同样一无所知。他自己也从来没有通过正如他说的、必不可少的那种想象性的深入的探索,去增加这方面的了解,或者公正地对待卡色尔瑞和罗伯特·皮尔爵士[29]那样有着良好意愿、又很敏感的人物。相反,他在《暴政的假面游行》里辱骂他们,正如他在信中辱骂他的债权人和被他抛弃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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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显然想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政治改革,包括消灭组织化的宗教。但是对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他并不清楚,有时他宣扬非暴力,有人把他看作非暴力抵抗运动真正的第一位布道者、甘地的先驱。他在《告爱尔兰人民书》里写道:“同武力或暴力不发生任何关系。以暴力为目的的同盟必然遭到真正的革新者最强烈的批评……一切秘密的同盟也是不好的。”但雪莱有时也试图组织秘密的团体,他的一些诗只有看作是在激发直接行动时才能读得懂。《暴政的假面游行》本身是自相矛盾的,340-344行的那一节支持非暴力,但是其中最著名的一节,是以“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结束的,并且被重复(第二部,151-154行、369-372行),这是在吁请起义。拜伦是和雪莱一样的叛逆者,但他更是一位行动家而不是知识分子——他完全不相信那种一厢情愿的社会改造——对于雪莱的乌托邦他持非常怀疑的态度,雪莱的优秀诗作《于连和马达罗》记录了他们两人在威尼斯的长时间的谈话,马达罗(拜伦)这样说到雪莱的政治方案,“在我看来,就文字而论/你的体系也许无懈可击”,但认为实际上“这种宏大的理论”不过是“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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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写作日期是1818-1819年的诗中,雪莱承认了拜伦的批评,这一事实标志着雪莱对粗糙的政治教义的一种迟疑。雪莱接近拜伦的时候极其谦逊:“我对同拜伦勋爵竞争毫无信心,可以说,其他也没有任何人是值得去竞争的……他的每一个字都打上了不朽的印记。”有一阶段,拜伦的力量几乎使他感到气馁,比如他曾这样说:“太阳使萤火虫黯然失色。”确实可以看到,拜伦对雪莱的影响是在帮助他成熟。但是拜伦开始发现自己的角色是被压迫人民——先是意大利人,然后是希腊人——的组织者,雪莱不同,他开始转变为反对任何一种直接的行动。非常有意思的是,雪莱在他生命的末期,开始对卢梭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把他同法国革命的恐怖暴行统一起来。在雪莱未完成的诗《生命的胜利》中,卢梭是作为维吉尔式的叙述人物出现的,是炼狱中的一个囚徒,因为他犯了错误,相信理想可以在生活中实现,诗在这里中断了,但是,完全不清楚的是,雪莱是否由此抛弃了实际的政治,而集中于想象性的、纯粹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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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雪莱死前的几个月中,确实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性格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克莱尔·克莱蒙特活到80多岁,变成一个明白事理的女人(给了亨利·詹姆斯写作《阿斯朋信件》[30]的灵感),她在这些事发生了60年后写道:“哈丽艾特的自杀对雪莱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远不是那么自信了,也不像过去那么野性了。”虽然克莱尔是在那么多年以后用望远镜来观察事物,但她说的也许是相当真实的。雪莱确实不再那么极端地以自我为中心了,但这种变化是逐步的,他至死也绝没有完成。1822年,雪莱和拜伦两人都建造了自己的船,即“唐璜”号和“博利瓦”号。雪莱对航行特别迷恋,为了这个目的,他坚持要在斯佩齐亚海湾的勒瑞齐租房度过夏天。玛丽又怀孕了,她极不愿意去,主要因为那里太热。他们两人逐步分离了,玛丽的幻想破灭了,厌倦了他们不自然的流放生活。此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雪莱航行的伙伴是爱德华·威廉斯,他是东印度公司的半薪上尉,雪莱对威廉斯没有正式结婚的美丽妻子珍妮越来越表现出兴趣,珍妮是个音乐家,善于弹奏吉他和唱歌(如克莱尔),这正是雪莱喜欢的。在夏天的月光下举行了音乐会,雪莱写了几首关于珍妮的诗并送给了她。玛丽是被取代了吗?正如她曾经取代了哈丽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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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正如玛丽所担心的,她流产了,再一次陷入绝望之中。两天之后,雪莱写了一封信,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婚姻实际上走到了尽头:“我只是觉得我需要那种能够知道我的感情理解我的人……玛丽做不到。一定要对她隐瞒这种使她痛苦的事,这也许是必要的。这正是坦塔罗斯的灾难[31],她这样一个人,具有如此出色的能力和纯洁的心灵,却施之于家庭生活,是不会引起必然的同情的。”雪莱还写道,“我越来越喜欢珍妮……她对音乐的体会,她外貌和举止的优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她文学情趣的缺乏”。到月底,玛丽发现,她的位置,以及这酷暑和这房子,都是难以忍受的了,她写道:“我希望能打断我身上的锁链,离开这个地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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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以一种悲剧的、料想不到的形式获得了解放。雪莱一直迷恋于速度,如果他化身在20世纪,也许会献身于赛车甚至航空器,他的一首诗《阿特拉斯的女巫》赞美了穿越空间旅行的快乐。他的船“唐璜”号是为了追求高速而建造的,雪莱还把它改造得航行起来更快,它只有24英尺[32]长,但有两根主桅并配备了纵帆船。他和威廉斯还给它装上了新的全套中桅帆,它惹人注目地增加了帆的面积,进一步提高了速度。拜伦的造船工程师根据雪莱的要求,又造了隐帆、副船尾和副船首。这样它就成了一只速度很快、也很危险的船,航行起来“如同女巫”,在天气恶劣的时候,它可以升起3张大三角帆和一张风暴帆,高出水面3英寸[33]。雪莱和威廉斯乘着这只改装过的船从勒瑞齐驶往莱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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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年7月8日下午,他们在不断变坏的天气里出发了,挂了满帆。在6点30分暴风雨起来的时候,本地的意大利船只都匆匆返回港口,其中一艘船的船长说,他看到雪莱的船在巨浪中还挂着满帆;船长请他们到他船上来,或者至少把帆收下来,“不然,你们会出事的”。但是两人中的一个(估计是雪莱)喊道:“不!”他抓住他的同伴的手臂,不准他收帆,“似乎发怒了”。“唐璜”号在离开海岸10英里[34]的地方沉没了,仍然挂着满帆;两人都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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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一年,济慈在罗马死于结核病,两年后,拜伦在希腊被他的医生放血致死,英国文学史上一个短暂而辉煌的时期结束了。玛丽带着小珀西这位未来的从男爵(查尔斯已经死亡)回到伦敦,开始耐心地为雪莱建造一座神话般的纪念碑,但是伤疤仍然存在;她看到了知识分子生活底下的一面,也感受到了理念的伤害力。当一位朋友看着珀西学着读书的样子时说:“我确信,他会成长为一个不平凡的人。”玛丽·雪莱发怒了,她十分生气地说:“我请求上帝,让他长成为一个普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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