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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96 但是，易卜生一边期望着比昂松为自己进行争辩，一边又把他当作一个嘲讽游戏的好材料。易卜生所扮演的正是他自己的剧作《青年同盟》中的那个令人厌恶的角色史丹斯戈，一个攻击进步运动的残暴成性的人。这部作品是忘恩负义的纪念碑。易卜生在剧中将攻击面扩大到所有在经济上接济过他、为他申请政府补贴而签过名的人。依照他的观点，任何有声望的人都是合理的攻击目标，然而，任何对他的微小触及又令他十分痛恨。约翰·保尔森出版了一部小说，描写一位专横跋扈、嗜好奖章的父亲。易卜生抓住一次机会，在他送给自己的请柬背面写上“恶棍”，然后公开在聚会上将它递还给保尔森——10年后，昆斯伯瑞侯爵用到奥斯卡·王尔德身上的也是同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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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698 实际上，易卜生同其他所有作家的关系都是以争吵而告终，即便不曾发生过任何争执，这种关系也将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他不会遵循约翰逊博士[42]的劝告：“友谊的维持必须依赖于不断地修补。”他总是使友谊处于紧张的状态，其间穿插着一段段的沉寂，也总是另一方做出努力。事实上，他近乎表达了一种反友谊的哲学。勃兰兑斯由于违背礼俗同一位有夫之妇同居而遭到哥本哈根人排斥，他写信给易卜生，抱怨他没有朋友了，易卜生回答道：“‘当一个人像你一样的处境时’——其言外之意是‘我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紧张地投入到他终生的事业当中，他实际上就不可能指望有朋友……朋友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都将他的资本投入到一种天职或使命中去，他就无力再承受友情。朋友的昂贵之处不在于为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为他们着想，没有做什么。许多超凡的雄心都因此而破灭。我已经历过这种事，这便是为什么我等待了许多年才取得了我所盼望的成功。”正如我们所考察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这封冷酷的、透露真情的信揭示了公开的信条与个人的弱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易卜生是在对人性讲话：“成为你自己！”然而在这封信中，他实际上承认，成为自我必然包含着他人的牺牲。从根本上来说，个人的解放是无情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从易卜生来看，他如果没有忽略、漠视甚至在需要时蹂躏他人，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剧作家。易卜生艺术方法的核心是创造性的自利原则。正如他给玛格达琳·托勒森的信中所写的：“大多数批评都可以归结为指责作家想保持自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自我的本性，使它保持纯粹，并从所有侵犯它的因素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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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00 创造性的自利是易卜生将自己性格中的缺陷转化为力量源泉的一种尝试。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常常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孤独，他的老师评论道：“一张老人面孔，一种内省人格。”一位与他同时代的人作证说：“我们这些小男孩不喜欢他，因为他脾气总是那么坏。”只有一次听到他“像其他人一样”发出笑声。以后，到青年时期，贫困使他越发地孤僻：他会独自一人长时间地外出散步，这样，同寓所中的其他客人与仆人以为他出门吃饭去了。（令人伤感的是，易卜生的自私后来迫使他的儿子采用类似的花招；因为不愿邀请其他男孩到他那阴森森的家里做客，他就告诉他们，他的母亲是个体格强壮的黑人，她把他的弟弟囚禁在一个箱子里，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弟弟）易卜生漫长而孤独的散步逐渐变成一种习惯，他写道：“我曾经身背一个背包在不同的时间徒步漫游了多数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易卜生是个天生的流亡者：他至少把周围的社会看作是异己的，常常是敌对的。年轻时，他写道：“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对手是囚禁我的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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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02 因此，易卜生选择实际的流亡生活度过他一生最漫长、也最富创造性的阶段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状况加深了他的疏离感，也使他封闭在充满争吵与敌意的、极其狭小的移民群体中。易卜生开始意识到被隔绝的缺点，1858年，他在一封信中描述自己“被封闭在一种令人困窘的冷漠之中，这使别人难以与我建立起一种亲近的关系……相信我，从十月党人的立场来观察这个世界，不是令人愉快的”。然而6年以后，他开始安于自己在与人交往方面的无能。1864年，他写信给比昂松：“我不能与那些给予自己自由并毫无保留的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宁愿将真实的自我封闭起来。”他的孤寂变得富有创造性，它本身成为一种主题。从他现存最早的诗作，写于1847年的《辞职》，到1870-1871年他中止诗歌创作，孤独始终是他诗歌潜在的主题。正如勃兰兑斯所说：“这是一本关于孤独的诗集，它描述了孤独的需要、孤独的冲突、孤独的反抗。”他的创作反映了内心的孤独，成为他的防御物、避难所和一种武器，以对抗异化的世界；正如施内克卢特对他在意大利的生活所作的评述，“他所有的思想和激情”都献给了“对文学声誉着了魔般的追求”。他渐渐开始把他自高自大的孤独与自我隐蔽看作一种必不可少的策略，甚至是一种优点。他告诉勃兰兑斯，整个的人类生存状况如一只失事的船，因此“唯一明智的行动是拯救自己”。晚年时，他劝导一位年轻的妇女：“你绝不要把任何事情告诉别人……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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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04 不过，以为这样的方针能执行下去自然是不现实的，它蜕化成对人类普遍的敌意。勃兰兑斯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无限地藐视人类。”他仇恨的探照灯系统地扫过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它似乎是示爱般地不时停落在某些特别地激起他的憎恶的思想和制度上。他憎恨保守主义者。也许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作家——他物色到的人才将变成一支庞大的军队——劝说一个保守的政府资助一位作家，这位作家致力于攻击这个政府所珍惜的一切。（当他再次申请更多的资助时，政府拨款部门的一位成员——雷韦朗·日·里德沃尔说，易卜生应受一顿痛打而不是另一笔补助金）对于自由主义者，易卜生甚至更加仇恨，说他们是“可怜的废物，人类的路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伪君子、撒谎者、胡说八道的家伙和杂种狗”。他和他同时代的托尔斯泰一样，也特别厌恶议会制度，在他看来，这是无穷无尽的腐败和欺瞒的根源；他喜欢俄国的原因之一就是那儿没有议会。他憎恶民主。正如克里斯托弗·扬松的日记中所说的，他随意讲出的格言读起来让人感到可怖。“大多数是什么？是无知的群众。智慧总是属于少数人。”他认为，大多数人“没有资格持有观点”。他对勃兰兑斯说过类似的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把自己与任何有大多数人支持的党派联在一起。”如果他把自己看成何种人的话，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愚蠢地相信（正如以后的许多人一样）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必须废除政府”，他对喜欢收集他各种观点的勃兰兑斯这样说道：“现在有一场革命，我将乐于助其一臂之力，消灭国家的概念，建立自由意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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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06 易卜生认为，对于公众生活，他具有始终如一的哲学。他把自己喜欢的一句话给了他剧中的角色斯多克芒医生[43]，这就是：“少数人总是正确的。”他向勃兰兑斯解释，所谓少数人，他指的是“那些提前进入大多数人还未能达到的领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看作斯多克芒医生，他对勃兰兑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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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08 知识界的先行者无法让大多数人聚集在他的周围。10年以后，大多数人可以达到斯多克芒医生在人们聚会时所站立的地点。然而在这10年里，这位医生并非是站立不动的：他至少比其他人超前了10年。大多数人、群众、乌合之众永远无法赶上他；他也绝不可能把他们召集在身后。我自己感受到一种类似的、毫不减弱的压力迫使我前进。人们现在站在我写作早期作品时的位置上，但我自己已不在那儿了，我已到达别的地点——远远地在他们的前面——或者说我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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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10 这种观点本身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它的难点在于，假定已觉醒的少数引导着人类永远朝着一个令人向往的方向前进。易卜生从没有想到过，少数人——即后来列宁所谓的“先驱中的精英”或希特勒说的“旗手”——可能将人类引入深渊。易卜生如果目睹了20世纪的种种过分行为定会感到惊讶和恐惧，而对这一世纪思想的形成，他起了那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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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12 他自称能预见未来，但他对未来的理解却极其错误，其原因在于他个性中天生的缺陷，他没有同情别人的能力，这种个性正与他的思想对立。当个人与群体就像他的剧本所表现的那样，只是体现思想的时候，他能够以深刻的洞察力和丰富的同情心对待他们。然而，一旦他们作为真实的人走进他的生活，他就急忙逃开或做出敌意的反应。他最后的一系列剧作强有力地掌握了人类的心理，也正符合他自己在生活中争吵、发火和愤世嫉俗，以及他在不多的私人关系中注定恶化的状态。他对公众的态度也反映出思想与现实的对立。1888年3月20日，他给克里斯蒂亚那的工人联盟发了一份电报：“在我国所有阶级中，工人阶级使我感到最为亲近。”这是谎话，除了他的钱袋，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他感到亲近。在现实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对工人表示过丝毫的关注，对他们的见解也只有蔑视。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他曾帮助过工人运动。另外，他发现迎合学生是精明之举；反过来，他们喜欢以点燃火炬的队伍向他表示敬意。但是，他与他们的实际交往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结束了，这是从1885年10月23日他写给挪威学生同盟的一封幼稚而荒唐的长信中反映出来的，他在信中痛斥他们当中“占优势的反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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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14 相同的故事也发生在他和女性的关系之中。从理论上看，他是站在她们一边的，可以说，对于最终改进妇女的社会地位，他比19世纪任何其他作家都做得更多。一部《玩偶之家》带来了明确的信息——婚姻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丈夫的权威遭到公开的挑战，自我发现比其他任何事情更为重要——这些真正揭开了妇女运动的序幕。他描述的妇女的才能无人可以超越。正如《海达·高布乐》所显示的，几乎没有人在表现女性的情感世界方面能与他并驾齐驱。公正地说，在现实生活中，正如在具体观念上，他不时地设法帮助妇女。一次宴会上，他醉酒后发言，表示赞成妇女进入罗马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当时场面特别激动，也许不会为她们的事业带来多少益处——听众中的一位伯爵夫人惊恐之下昏厥过去。但是，对于真正参与这一事业的妇女，尤其那些同样是作家的女性，他根本毫无耐心。1891年在勃兰兑斯的格兰特饭店为他举办的那场灾难性的晚宴上，当发现他被安排在中年女画家、知识女性基蒂·谢兰的身边时，他火了。她大胆地批评了《海达·高布乐》中爱尔伍斯泰夫人的性格，他粗暴地回答道：“我写作是为了描绘人，我对狂热的女学者们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毫不关心。”在他看来，所谓地狱就是参加一个时间较长的宴会时，座位挨着一位年老的、鼓吹妇女参政的女人或女作家——而在19世纪80年代，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首都，这两种人都十分多。1898年5月26日，他想方设法逃避挪威妇女权利联盟以他的名义在克里斯蒂亚那举行的一个正式的大型晚宴。当他无法避开时，就做了一场很能代表其个性的、怒气冲冲的演说。他在斯德哥尔摩两个妇女社团联合为他举办的晚宴上脾气同样暴躁；不过灾难还是避免了，因为女士们有所察觉，于是让年轻漂亮的姑娘们表演民间舞蹈，众所周知，易卜生非常喜欢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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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16 跳舞的姑娘中有位罗莎·菲廷霍夫，她的母亲是一位写儿童故事的妇女。她后来成为一长列姑娘中最后一位与易卜生有过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极不稳定的关系的人。易卜生似乎总是对非常年轻的姑娘有兴趣，这使他痛苦地联想起他没有实现的愿望。他在卑尔根剧院工作时，第一次真诚地爱上了一位年仅15岁的姑娘——亨利克·豪斯特。但是他没有钱，姑娘的父亲反对，于是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等到他第一次获得成功时，他感到自己已太老太丑了。如果他去争取一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姑娘，就有遭受断然拒绝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仍继续缔结着危险的私交。1870年，是与才华横溢的妇女右翼分子劳拉·彼得森；4年以后，是同他那年老的女房东的孙女，年仅10岁的希尔德·松特姆。这种喜好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减弱，而是恰恰相反。他被老年歌德与美丽的玛丽安娜·冯·威廉姆的感情故事吸引了，歌德的这种情感使他的艺术作品重新焕发青春。女演员只要年轻美貌，通常能够说服易卜生去做她们想要他做的事情，当她们把其他年轻姑娘介绍给他时，就更是如此。他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府去访问时，姑娘们会聚集在他下榻的旅馆周围；有时，他愿意同她们交谈，并且亲吻她们，赠送她们一张他自己的照片。一般说来，他喜欢年轻姑娘，但他的兴趣常常特别集中于一个人身上，1891年时是希尔德·安德森，罗莎·菲廷霍夫则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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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18 她们当中最重要的是爱米莉·巴尔达希和海伦娜·拉夫两个人，1889年易卜生在阿尔卑斯山区度假时认识了她们。她们的日记和许多信件都保存至今。爱米莉是一位18岁的奥地利姑娘（易卜生年长她43岁），她在日记中写道：“他的热情应该使我感到骄傲……他对我所说的话充满了强烈感情……他说，在他整个一生中，他从来没有在结识任何人时感到如此快乐。他从来没有像赞美我这样赞美过任何人。”他请求她“对他绝对地坦诚，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她认为自己爱上了他，“但是，我们俩都觉得在公开场合最好仍像两个陌生人那样”。他们分手后，易卜生写给她的信完全不会给她带来任何伤害。40年后，她告诉作家E.A.楚克尔他们甚至从来没有亲吻过；但是她又说易卜生曾提到过他离婚的可能性——然后他们将结婚和周游世界。海伦娜是一位更为老练的、来自慕尼黑的城市姑娘，她允许他亲吻自己，但她心里明白，他们的关系是浪漫的、书本上的，不是性关系，也不是严肃的。当她问他是如何看待她的，易卜生回答道：“你非常年轻，还是个孩子，你是青春的化身，我的创作需要这些。”这句话自然解释了他所谓的“合作伙伴”的含义。40年后，海伦娜写道：“他同年轻姑娘们的关系丝毫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对妻子不忠的成分，这只是出于他的想象力的需要。”这样的姑娘是为他的戏剧所采用的原型，是观念制造出来的血肉之躯，而不是具有感情的、由于她们自身而令他希望去喜爱的活生生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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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20 因此，易卜生不可能认真地考虑与这些姑娘中的某一个发生性关系，更别提结婚了。他对性有极大的抑制力，他的医生爱德华·布尔说，即使进行医疗检查，他也不愿暴露性器官。那儿是否有什么毛病——或者他认为有毛病？至少从理论上讲，易卜生是一个深谙女性心理的人，有人想把他称作男性调情者。他确实是引着爱米莉往前走。她是个想象力过于丰富的姑娘，无疑也很愚蠢，她没有想到易卜生在利用她。1891年2月，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于是中断了他们之间的通信。同月，评论家尤利乌斯·伊莱亚斯说，一次在柏林用过午餐后，易卜生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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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22 他在蒂罗尔[44]遇见了……一位个性鲜明的维也纳姑娘，她立刻把他引为知己……她对嫁给某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的想法毫无兴趣……诱惑着她，令她迷恋和高兴的事情是引诱其他女人的丈夫离开她们。她是一个有魔法的小破坏者……一只捕食的小鸟，她非常高兴将易卜生归入被她征服的人当中。他非常非常仔细地研究过她了，她在他身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她没有抓住我，而是我抓住了她——为了我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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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24 简而言之，易卜生只不过利用爱米莉来对他剧中的一个人物进行设计，即《建筑师》中的希尔达·房格尔，他在创作时进行了改造，将她写成一个应受指责的角色。伊莱亚斯的叙述，以及一段时间后发表的易卜生的信件，使得人们都认为可怜的爱米莉就是希尔达。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始终独身一人，终年92岁），大部分时间里被当作一个邪恶的女人而遭到谴责。易卜生不仅把真实的人放入他的构思中，而且在无所顾忌地暴露他们时，冷酷地漠视他们的情感，这都是他特有的行径。劳拉·基勒是其中最恶劣的一个例子，她是一位不幸的挪威少妇，易卜生曾与她见过几次面。她的生活受到丈夫巨大的影响，她想帮助丈夫，就去偷窃；当她的罪行被察觉时，丈夫把她看作累赘和耻辱，而且一度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易卜生把她看作受压迫的妇女的象征——又一个观念制造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用她塑造了他的《玩偶之家》中的虚构人物娜拉。这部光彩夺目的剧作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广大公众的注意，他们自然将刺眼的聚光灯投射到劳拉的身上，人们普遍认为她就是原型。她十分痛苦，希望易卜生公开声明娜拉不是她。这样做不会使他受到丝毫的损失，但他那封回绝信简直就是卑鄙骗子的一篇杰作，他说：“我实在不明白劳拉·基勒脑子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她总想方设法把我卷入这些琐碎的争吵中去。她建议我发一个声明，证明‘她不是娜拉’，这不仅毫无意义，也很荒谬，因为我从没有说过她是……我想你会赞同我，对我们共同的朋友来说，我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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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26 易卜生这种冷酷无情的角色掠夺行为，不仅涉及与他最亲近的人，也包括那些实实在在的陌生人。那部毁了爱米莉一生的剧作也打击并伤害了他的妻子，因为人们很自然地把苏姗娜理解为《建筑师》中索尔尼斯的妻子，她是建筑师的合作者，也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这部剧作中还有一个人物开雅·佛斯里，也是偷窃了他人性格塑造的。一位妇女曾好几次很惊讶地被易卜生邀请一起进餐，她总是欣然前往。他们的交往突然中断时，她再次感到有些诧异——当她观看了这部话剧才恍然大悟，她从开雅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已经被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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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28 易卜生经常写到爱情，毕竟这是他诗集中最重要的主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他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表达孤独的痛苦。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他是否爱过，或能够爱上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爱上某种思想或作为某种思想化身的人。仇恨才是他更为真实的感情，而在仇恨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更为基本的感情——恐惧。易卜生的个性最深处潜伏着一种无处不在的、未曾言说而又不可言说的恐惧。这可能是他身上最重要的特点。他从母亲的身上继承了胆怯，一有机会，她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易卜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是常把自己关在室内。其他的孩子注意到他的恐惧——例如，他不敢坐雪橇在冰上滑行——终其一生，“懦弱”这个词总是被那些观察他的人用到他身上，既是指他的精神方面，也是指他的行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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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30 他的生活中曾经发生过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那是在1851年，他只有23岁，正在为激进派的一份报纸匿名撰写评论文章。同年7月，警察突然对报社进行搜查并逮捕了他的两位朋友——特奥多尔·阿比尔高和工人领袖马库斯——特拉内。幸而警察在报社文件里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可以将易卜生与那些文章联系起来。惊恐之下，他一连隐匿了几个星期。那两个人被判监禁7年。易卜生太胆怯了，他既不敢为他们挺身而出，也不敢对这种野蛮的处罚提出抗议。他是一个善于言而怯于行的人。1864年，普鲁士侵略丹麦，吞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他因此愤怒不已，猛烈地斥责挪威政府优柔寡断，未能援助丹麦，他说：“所有的猪都集中在那里，我不得不从中逃出来使自己干净些。”然而，他并没做任何实际的事情来帮助丹麦。一位自愿参军作战的年轻丹麦学生克里斯托弗·布鲁恩问易卜生——他对其大事声张的言论早有耳闻——为何不也去志愿投身战斗，然而他得到的却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回答：“我们诗人有其他的任务要完成。”易卜生在个人生活上与在政治事务中同样怯懦。他同第一位恋人亨利克·豪斯特关系的破裂，仅仅因为她那令人生畏的父亲发现他们两人坐在一块儿，易卜生简直是惊恐万状地逃之夭夭。许多年以后，她已经结婚，他们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次交谈。易卜生说：“我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关系没有继续发展。”亨利克回答道：“你不记得了吗？——你逃跑了。”易卜生说：“是的，是的，我在面对面时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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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32 易卜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易受惊吓的儿童，他变成了年轻的老妇。他所惧怕的事情若列成表，那可是没完没了的。威廉·贝瑟曾描述1867年，他站在伊斯基亚岛[45]上，担心悬崖和岩石会坍塌，而且惧怕那儿的高度，他尖叫道：“我要离开这儿，我要回家。”在大街上走着的时候，他总是担忧瓦片会落在他的头上。加里波第的起义令他极度不安，因为他害怕大街上流血。他担心可能会发生地震。他害怕乘船：“我不愿和那些那不勒斯人一起乘船，如果遇到风暴，他们只会平躺在船底向圣母马利亚祷告，而不去把船帆收起来。”他的另一种担心是害怕霍乱的突然蔓延——实际上，传染性疾病一直是他最担忧的事情。1880年8月30日，他写信给儿子西居尔说：“我很不赞成你把行李存放在安娜·达埃的医院中的想法，她所照料的孩子都来自那种阶级，可以想到天花这类流行病会在他们当中蔓延的。”他惧怕暴风雨，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上；他害怕洗澡（“很容易引起肌肉痉挛致命性的发作”）；也害怕马（“它们乱踢的习性是众所周知的”）以及任何一个手拿射击运动手枪的人（“远远地躲开携带着这类武器的人”）。他特别惧怕马车事故。他的脑海中纠缠着冰雹的危险性，他会把冰雹取来测量周长。令孩子们烦恼的是，他坚持吹灭圣诞树上的蜡烛，因为有引起火灾的危险。他的妻子无须用报纸上有关灾难的描述来恐吓他，因为他自己已经匆匆地浏览过报纸了——这是他戏剧情节的主要来源——而且战战兢兢地研究了这些有关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的报道。他写给西居尔的信件就是一份份离奇的警告目录表——“我几乎读了每一份登载着事故的挪威报纸，这些事故都是由于使用装有弹药的火器不慎而造成的。”——并且请儿子谨慎小心：“发生任何小事故都请速来电报。”“即使最小的疏忽也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一举一动都要小心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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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34 最让他感到恐怖的是狗。贝瑟说，有一次在意大利，他被一条驯服的狗吓住了，然后突然拔腿就跑。这条狗追上去，还咬了他。易卜生大声喊道：“这条狗疯了，必须射死它，否则我也要疯了。”他“因愤怒而唾沫横飞，而且直到好几天后，他的恐惧方才消失”。康德松的记录则更让人吃惊，确实也更令人不快。事情发生在意大利，易卜生与其他几位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一家饭店共进午餐，喝了很多酒，“空中打了一个雷。易卜生似乎一开始心里就有些愤慨，它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急需某种发泄”。当他们起身准备离去时，易卜生已站立不稳，于是有两个人不得不扶着他行走。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一扇铁门上，“门后有一条大狗正冲着我们狂吠”。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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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36 易卜生手中有一根手杖，现在他开始用手杖捅那条狗。那是一个像小狮子一样的庞然大物。它跑上前来，易卜生用手杖又戳又打，用各种方法引它发怒，他成功了。它冲到门上，易卜生重又拿手杖戳打它，这使它非常愤怒。毫无疑问，要是没有那扇结实的铁门隔在它和我们之间，它会把我们撕成碎片的……易卜生站在那儿戏弄那条狗肯定有6分钟或8分钟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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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38 正如这件事所表明的，易卜生一生的暴躁与他终生的恐惧是紧密相关的，他发怒是因为恐惧，酒精可以麻木恐惧感，但也释放了怒火；这个怒气冲冲的男人体内隐藏着一个哆哆嗦嗦的胆怯的自我。易卜生早就丧失了信仰，或者他自称如此，但是直到他进入坟墓都带着对罪孽和惩罚的恐惧。他厌恶有关宗教的玩笑，他说：“有些东西是不能开玩笑的。”他宣称基督教“使男人与女人道德败坏，而且束缚了他们的手脚”，然而他自己却依然非常迷信。他也许不相信神，但他惧怕魔鬼。他曾在《培尔·金特》中写道：“生存就是同内心和灵魂中的神魔战斗。”比昂松写信给他说：“你的头脑中有许多妖怪，我认为你应该安抚他们……他们与主人对立而成为一支危险的军队。”易卜生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他提到他的“超级魔鬼——我锁上我的房门，把他带出去”。他说：“在我所写的东西里一定有妖怪。”他在自己的书桌上放置着一排吐着红舌头的橡皮小恶魔。曾有几次，几杯烈性酒下肚以后，当他对社会理性的批判瓦解了，变成怒火，这时他看上去仿佛魔鬼附体一般。甚至连他最重要的拥护者威廉·阿契尔也认为，他的政治和哲学观点，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与其说是激进的，不如说只是混乱的。“我越来越确信”，他在1887年写道，“易卜生绝不是一位全方位的思想家，或者更确切地说系统的思想家”。阿契尔认为，易卜生仅仅是唱反调，反驳每一种已确立的思想原则。西格里德·温塞特[46]的父亲英瓦尔·温塞特在罗马听了易卜生在半醉状态下情绪激昂的演讲，他的记录是：“他是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毁灭一切……人类必须从地基开始重建世界……社会和其他的一切都必须被消灭……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事业就是将现存的结构吹进空气。”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实际上，这只是在一颗不懂得爱或是不会表达爱的心灵深处，恐惧与仇恨争夺统治所带出的结果。世界北部国家的酒吧里塞满了以同样方式高谈阔论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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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740 从1900年的那次中风以后，易卜生进入生命的最后岁月。程度较轻的中风不时地复发，他仍然时而脾气暴躁，时而忧心忡忡，他那好挖苦人的妻子就看着他。这时他最焦心的是安全保险的问题，尽管他发火的主要根源在于身体衰弱和极其厌恶被人帮助。通常是怒火占据上风。他的常年护士被告知，一旦她帮助他走到街上，就要立刻走开。如果她没有这么做，“易卜生就冲着她挥舞着手杖，于是她逃回寓所”。一位理发师每天都来替他修面，易卜生从没有对他说过一个字，只有一次，他突然喃喃地说道：“丑陋的魔鬼！”他死于1906年5月23日。苏姗娜后来声称，就在临终前，他说道：“我亲爱的、亲爱的妻子，你对我一直是那么好，那么和蔼。”这话听起来似乎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无论如何，布尔医生的日记表明，那天下午，他一直昏迷不醒，不能说话。另一种说法似乎合理得多，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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