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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必须去完成伟大的道德任务？进一步的原因是：他和拜伦一样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不同于拜伦的是，他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负罪感。托尔斯泰的负罪感是有所选择地使用的、不精确的工具——他自身的某些最坏的缺点，甚至罪过，他傲慢的自我的恶劣结果，这些，他根本不认为是罪恶——然而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罪感，而且可以肯定，他常常为自己青年时期的许多行为自责。1849年初，他似乎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沉溺于赌博。5月1日，他写信给哥哥谢尔盖说：“我到圣彼得堡来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在这儿没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挥霍了许多钱，并陷入债务之中。”他告诉谢尔盖，赶紧变卖掉部分房产：“我正等着钱渡过难关，我绝对必须立刻得到3500卢布。”他接着又写道：“这种极端愚蠢的行为一生只能做一次。我不得不为我的自由和哲学研究付出代价（没有人把我痛打一顿，这是我最大的不幸）。现在，我已经付出代价了。”事实上，在此后的10年中，他仍然时不时地去赌博，有时沉溺其中，损失惨重。他逐步卖掉许多地产，还欠了许多债，有亲戚的，有朋友的，有商人的，其中许多他从未偿还。在军中服役时，他也赌博。曾有一段时期，他打算在军队里办一份名为《军人之页》的报纸，为了投资办报，他变卖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主楼。但是当5000卢布卖房钱一寄到，他就又拿去赌博，而且很快输光。离开军队去欧洲旅行时，他又赌博，结局和以往差不多。诗人波隆斯基[51]于1857年7月在斯图加特见过他，写道：“非常不幸，他迷上了轮盘赌……他完全被骗了。他投下3000法郎，最后一个子儿也不剩。”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轮盘赌进行了6轮，输掉了一切。”“向一个法国人借了200卢布，然后又输了。”“向屠格涅夫借钱，全输了。”若干年后，他的妻子发现，虽然他对自己赌博的恶习感到非常内疚，并最终戒掉了这一恶习，但他似乎并不因为未能偿还那时的欠债而有所悔恨，其中有些钱还是向穷人借的。偿还旧债可没有什么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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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更加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是奇怪地有所选择的，甚至是在纵容自己。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1853年5月14日）“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1856年6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52]，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青年时期，与女性交往总让他感到非常羞涩，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3月的一则日记记录他因“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疗。1852年，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可是他仍然继续光顾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俄国乡村姑娘。日记的基调是不变的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引诱他的女性的憎恶：“好像是玫瑰色的什么东西……我打开后门，她进来了。现在看到她我就无法忍受，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背了我的准则。”（1851年4月18日）“女人把我引入歧途。”（1853年6月25日）接下来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女佣们妨碍了我”（1853年6月26日）。1856年4月中的某一天，从妓院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太可怕了，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1856年另一篇日记里写道：“令人作呕。女人。愚蠢的音乐，女人，冲动，雪茄烟雾，女人，女人，女人。”1856年，屠格涅夫的一段记录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托尔斯泰，当时，他正把屠格涅夫的住所当旅馆一样住着。“整个晚上都在喝酒比赛，与吉普赛人打牌，然后像死人一般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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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尤其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时，他开始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就他而言，这也会激起比单纯的情欲更多的东西。若干年后，他写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时说：“我记得在那儿度过的许多个夜晚和年轻美丽的杜尼亚莎……她那强健的、充满女性魅力的身体。”1856年托尔斯泰到欧洲去旅行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来自一位漂亮的女奴的诱惑。他知道，他的父亲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那个女人后来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只是被当作庄园里的一名管理马厩的男奴（他后来成了一个马夫）。托尔斯泰从欧洲回来后，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一个名叫阿克西尼娅的已婚妇女。185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树林里，我是一个傻瓜，一头野兽。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个姑娘“很整洁，而且相貌不难看，有着黑亮的眼睛和低沉的嗓音，充溢着新鲜而健康的气息，丰满的胸部在围裙之上高高耸起”。可能在1859年7月份，阿克西尼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而且曾有一段时期，允许那个小男孩待在母亲的身边。然而，像易卜生，还有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从没有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也从没有给过他丝毫关心。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他的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以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也许，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而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还想方设法地以恰当的方式把她教养成人。托尔斯泰对此心怀怨恨，也许是因为屠格涅夫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有一次，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她的身世，言辞间侮辱了那个可怜的姑娘，从而引起一场他与屠格涅夫的激烈争吵，而且差一点以决斗的方式了结。因此，季莫费被指派管理马厩；后来由于行为不端，被降级为守林人。1900年以后，季莫费的资料就没有了，那时他已经43岁，但是我们知道，他一直受到托尔斯泰的儿子阿列克赛的帮助，阿列克赛让他做了自己的马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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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知道，引诱村妇、经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为，并为这些罪过而自责。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责怪妇女，她们都是夏娃，都是诱人的妖妇。实际上，毋庸讳言，尽管他一生生理上需要女人并且利用了她们——或许正因为如此——但他不信任她们，讨厌甚至憎恨她们。从某些方面看，他认为女性性征是令人憎恶的。晚年他这样说道：“看到一个裸露着胸脯的女人总是让我恶心，甚至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从天性来说，托尔斯泰是挑剔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说他的性欲让他烦躁不安，那么这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会激起他最强烈的反感。1857年在巴黎时，有一段时间，他对女性的追逐达到了高峰，他写道：“我所下榻的带家具的公寓里居住着36户家庭，其中19户是非法的。这真让人作呕。”耽于色欲就是堕落，而女人则是堕落的根源。1847年6月16日，当时托尔斯泰才19岁，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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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给自己制定以下的规则，把女人的陪伴看作无法避免的社会的罪恶，要尽可能地避开她们。谁是我们身上淫荡、放纵、轻佻以及其他一切恶习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谁应当为我们所丧失的勇敢、坚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担责任，难道不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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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尔斯泰，真正令人沮丧的是他至死都保持着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东方色彩的妇女观。与他描述安娜·卡列尼娜时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现实生活中，他似乎从来不曾打算认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灵。实际上，他不会承认妇女能够成为严肃、成熟和有道德的人。1898年，70岁的托尔斯泰写道：“一般说来，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当她为魔鬼服务时，魔鬼会借给她头脑。然后，为了干出什么肮脏的事情来，她能奇迹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长远，意志坚定。”他还写道：“不可能要求一个女人在道德感的基础上估价她那排他性的爱情，她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她不具备真正的道德感，即一种高于一切的情感。”他强烈反对J.S.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中的妇女解放观，他认为甚至应该禁止未婚妇女从事某种职业。实际上，在他看来，妓女是对妇女的极少的“体面称呼”之一。他在一篇文章中证明妓女现象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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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像许多“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允许乱交现象存在吗？不能！这将毁灭家庭生活。为了解决难题，进化法则演变出一座“金桥”，那就是娼妓制度的形式。想一想，如果伦敦没有它的7万个妓女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她们，体面和德行将遭何命运？家庭生活又如何保存下去？还会有多少妇女和年轻姑娘能够保持贞洁？没有了，我认为，为了维护家庭，娼妓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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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难题在于，虽然他信赖家庭，但实际上并不相信婚姻；至少，他不相信赋予夫妻双方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基督教婚姻。也许，还从未有比他更不适应这种制度的人了。乡村中有一位名叫瓦列里雅·阿尔塞涅那娃的姑娘，一个21岁的孤儿，幸运地逃脱了他的追逐。当时托尔斯泰已经快30岁了，他爱上了这姑娘，而且曾有一段时间把自己看作她的未婚夫。然而，他只是喜爱她孩子气的一面，而她所表现出的更加成熟和女性化的特征却使他反感。他的日记和信件讲述了这个故事。“真遗憾，她既没有骨头，也没有火气——像块布丁。”但是，“她的微笑是痛苦的服从”“她被教育坏了，无知，甚至愚蠢……我开始残酷地刺激她，她的笑变得极不自在，眼里滚动着泪水”。犹豫了8个月并且毫不留情地训斥她之后，他激怒了这位姑娘，他收到了她一封措辞激愤的信，于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了他们的关系。“我们相距甚远。爱情和婚姻除了不幸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我的行为极端恶劣。我请求上帝饶恕我……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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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时，托尔斯泰的选择最终落到一位医生18岁的女儿索尼娅·贝尔斯身上。作为婚配对象，当时的他并没有多少资本：没有多少钱，是个出名的赌徒，还因为侮辱地方长官与当局惹上麻烦。几年前，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具有“最平庸的丑陋而粗俗的相貌……灰色的小眼睛，蠢笨而谈不上聪明……一张农民的面孔，农民一样的大手和大脚”。不仅如此，他厌恶牙医，从不去找他们，以至1862年，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然而，她当时却是一个相貌平常、还未完全成熟的少女，只有五英尺高，她正在与两个姐妹竞争；她很高兴得到了托尔斯泰。他先正式地写信向她求婚，而后似乎又犹豫不决起来，直到最后一分钟。那场婚礼实际上预示着灾难。那天上午，他突然冲进她的房间，坚决地说：“我来是想说明还有时间……所有这一切还可以停止。”她听罢突然大哭起来。举行婚礼时，托尔斯泰迟到了1个小时，整理好行装，她又哭了。婚礼之后，他们一起晚餐，接着索尼娅换了衣服。然后他们坐上一辆有6匹马的被称为“睡鼠”的马车。索尼娅又哭了起来。托尔斯泰是个孤儿，他不能理解她的行为，于是大声喊道：“如果离开你的家让你这么伤心的话，你就不可能非常爱我。”在马车里，他开始粗鲁地抚摸她，她把他推开了。他们在一个名叫比鲁勒伏的旅馆定了一个套房。她从茶具里为他倒茶时双手直发抖。他再次想抚摸她，但又一次被拒绝了。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无情地写道：“她一直泪汪汪的。在马车里，她明白了一切，这很简单。但是她害怕。”他认为她是“病态的”。不过他最终还是得到了她，而且她（他自认为）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他接着写道：“难以置信的幸福。我无法相信它可以像生命一般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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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可能那样长久，即使是最驯服的妻子也会发现难以忍受这样一个罕见的利己主义者。索尼娅有充分的智慧和勇气来抵制他压倒一切的意志，至少有时能做到。因此，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的（也是记录最完备的）婚姻之一。托尔斯泰以一种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将这场婚姻公布于众。这位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认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关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公开”，每一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都必须揭开，丈夫与妻子应该相互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于是，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由此产生。托尔斯泰开始履行他的“公开性”准则，他坚决要求妻子阅读他已经写了15年的日记。她吃惊地发现——那些日记都是以一种毫无保留的方式记录下来的——里面记载着他所有性生活的细节，包括光顾妓院，以及他与妓女、吉普赛女郎、乡村妇女、他的女农奴，特别是还有他母亲的女友等的性关系。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些可怕的日记拿走——为什么你要拿给我看？”后来她对他说：“是的，我已经原谅你了。但这太可怕了。”这些话都出自她自己的日记，她11岁就开始记日记了。托尔斯泰的“公开性”原则之一就是夫妻双方都应该坚持记日记，而且可以互看对方的日记——这是消除相互猜疑和痛苦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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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索尼娅得知丈夫是个（正如她所看到的）性怪物，并受到了最初的惊吓后，托尔斯泰婚姻中的性生活很可能再也没有恢复。不仅如此，托尔斯泰未曾预料到的是她还从日记中读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的（他自以为做到了这点）思想上的毛病。比如，她发现他没有偿还赌债；她还看出，他没有告诉那些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他曾得过性病，而且可能还未治好。对于一个感觉灵敏的读者来说——有谁能比一位妻子更加敏感呢——从日记中清楚地传达出来的自私自利在她的眼里要比作者自己看到的更加明显。此外，托尔斯泰日记中生动的性生活描写如今在她的脑海中同恐惧纠缠在一起——她惧怕屈从于丈夫的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的、没完没了的怀孕。22年中，她忍受了12次怀孕的痛苦；而且接连失去了几个孩子。先是彼佳死了，当时她正怀着尼古拉，而他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早产的万涅奇卡很快也离开了人世。托尔斯泰并没有帮助妻子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事，只是对其中所有的细节怀有一种密切但又迟钝的兴趣。长子谢尔盖出生时，他坚决要求待在产房里（后来他把这段经历用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场景）。索尼娅不能为孩子哺乳，他因此大发雷霆。由于不断怀孕和流产，妻子对他的性要求的反感越发显现出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对一个身体强健的男人而言，再没有比有一个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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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刚结婚不久，他就不再爱她了；她的悲剧在于她的心中始终保留着对丈夫的爱。这时期，她在日记中这样倾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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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蒙辱的爱情和坏脾气外，我一无所有，而这两样正是我所有不幸的根源，因为我的坏脾气总是影响我的爱情。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的爱和同情，但他不愿给我。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践踏在泥淖里了。我只是一只被压扁了的可怜虫，没有人需要，也没有人爱护，一个挺着大肚子、不断因怀孕而呕吐的无用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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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有的资料来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婚姻还是一直维持了下来。他们共同生活了38年后，在1900年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索尼娅写信给托尔斯泰说：“我要感谢你过去曾给我带来的幸福，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这并非始终都是那么强烈、完整和平静。”但这只是一个让步的姿态而已。从一开始，索尼娅就具备设法维持婚姻的功能，使自己成为丈夫各种事务的管理人，而且是他在某些方面不得不依赖的管理人，为他提供不可缺少的服务，并成为他难以管束的奴隶。她承担起可怕的任务，把他那些字迹难以辨认的小说手稿誊写成清晰整洁的副本。这可是一份苦差事，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她又十分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她很早就发现，当托尔斯泰施展他真正的专长时，他不再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也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正如她在写给她妹妹塔吉亚娜的信中所说的，当他写小说时，他们两个人都是最幸福的。因为写作可以赚钱，而他的其他行为只是浪费钱。但是“钱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爱他的文学作品，我崇拜它们，它们打动了我”。她从痛苦的经历中发现，托尔斯泰一旦停止写小说，就容易做出蠢事来填补生活的空间，这必然会伤害她竭力想保持完整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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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考虑问题的方式则完全不同。养活和维持一个家庭需要钱，而他的小说可以赚钱，于是他把写作小说和赚钱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厌恶这两件事情。在他看来，小说与婚姻是相联系的，而索尼娅总是催促他去写小说，这就强化了两者的联系。然后他意识到，婚姻与小说都将妨碍他做出预言的真正工作，正如他在《忏悔录》中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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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家庭生活所需要的新环境已使我偏离了对生命普遍意义的所有探寻。那时，我的全部存在都集中于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身上，因此也集中于关心我们的生活资料的增长上。我对自我完善的努力追求，继而代之以对普遍完善和进步的努力追求……都被设法只为我的家庭获取最好的生活条件而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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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托尔斯泰逐渐地不仅把婚姻视为巨大痛苦的根源，而且视作道德进步的障碍。他对自己特殊的不幸进行总结，并猛烈抨击婚姻制度和婚姻中的爱情本身。1897年，在一次如同李尔王那样的情感迸发中，他对女儿丹尼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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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堕落的男人可以在婚姻中得到拯救，但是我不明白一个纯洁的姑娘为什么甘愿卷入这种事情中去。如果我是一位姑娘，我说什么也不会结婚的。至于说到爱情，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对女人而言——因为我知道什么是爱情，那是一种不体面的，尤其是不健康的情感，一点也不美、崇高或富有诗意——我真不该为它打开大门。我本应该尽可能地小心谨慎，避免这种疾病的毒害，就像我将尽力保护自己不染上各种比它的症状轻得多的传染病，比如白喉、斑疹或是猩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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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的其他许多文章一样，这段话表明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考虑过婚姻问题。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娜》中那句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们只要在自己看到的情况中搜寻一下，就会清楚地发现这句话无论前半句还是后半句都有可争辩之处，甚至还不如说，相反的情况更为真实。很显然，不幸家庭反复出现的各种模式——例如，丈夫是个酒鬼或赌棍，或者妻子不称职甚至与人通奸，诸如此类，不幸家庭的各种印记总在令人厌烦地雷同和重复。另一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幸福家庭。对于这个主题，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思考过，尤其重要的是，他从没有真诚地考虑过，因为他不能严肃和真诚地去考虑妇女问题：出于恐惧、愤懑和厌恶，他逃避这个主题。托尔斯泰的婚姻在道德上的失败与他在理智上的失败（他不能对人类的一半——女性做出公正的评价）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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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怎样，虽然托尔斯泰的婚姻在某些方面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命运，但如果不是由于继承的地产，即庄园这又一个问题，他们也许可以生活得好一些。除了赌和性以外，田产是使他产生罪恶感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根源。这种罪恶感逐渐压倒了他，并最终毁了他稳定的生活。田产是他的骄傲和权力的源泉，但同时也是他精神不安的根源。因为土地和农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俄国，你不可能拥有一样而没有另一样。托尔斯泰很小时就继承了母亲留下的田产，而且几乎就从那一刻起，他已开始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这种思考某些方面是应受尊重的，某些方面则是宽容自己—“我应该如何对待我的农奴呢？”如果他是一个明智的人，他本可以明白经营田产的工作并不适合他；他的天赋和职责是写作。他本应该卖掉田产，从而使自己摆脱精神上的困扰，通过他的作品实施领导的责任。遗憾的是，他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人。他既没有放弃这个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它。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动摇、犹豫，结果弄得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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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末期，托尔斯泰继承田产后不久，便开始着手对农民的“改造”。后来他宣称：“农奴应当被解放的思想对于19世纪40年代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来说完全是闻所未闻。”这话并不对，在大约30多年的时间内，解放农奴的思想已经传遍各地；它是任何一个小小的外省哲学俱乐部的讨论主题；如果不是这样，托尔斯泰恐怕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托尔斯泰着手“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其他的革新，其中包括他自己设计的水流脱粒机。所有这些努力没有一个产生实效。由于面临着诸多固有的困难，以及“猪一般蠢笨”的（正像他所说的）农民，他很快就放弃了。这段时间唯一的成果是他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塑造的聂赫留道夫的形象，并借聂赫留道夫之口表达了年轻的托尔斯泰心中的幻灭：“除了愚蠢的例行公事、恶习、猜疑和失望外，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在荒废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18个月以后，托尔斯泰离开了田庄，继续做其他的事情——纵情声色、赌博、服军役、写作。但是，他仍然被农民，或者更确切地说，农民的概念——他从不把他们看作个别的人——所困扰。他对他们的态度仍然极其矛盾，他在日记（1852）中写道：“整个晚上我都在对苏宾谈我们俄国的农奴制。农奴制的确是一种罪恶，但它又是一种令人极其愉快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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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他又开始第二次“改革”。他宣布，农奴们只要付清30年的地租，他就让他们获得解放。他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请教那些有过类似经验的熟人，这倒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农奴们都相信当时的传闻：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打算无条件地解放他们。他们怀疑其中有诈，没有看出托尔斯泰伯爵的自命不凡，只是担心他在耍什么（不存在的）花招，于是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他愤慨不已，痛骂他们是一群愚昧无知、不可救药的原始人。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已表现出某种纷乱的情绪，他给前任内政部长德米特里·布卢多夫伯爵写了一封歇斯底里的信：“如果6个月内农奴们不获得自由，我们免不了将遭受一场大屠杀。”对于他自己家里那些认为他的计划荒唐、不成熟的人——比如，他的姑母塔吉亚娜——他表现出极端的仇视：“我开始对我的姑母产生了一种无言的仇恨，尽管她对我那么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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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托尔斯泰转向教育，把教育看作解决农民问题的一劳永逸的办法。从卢梭开始，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奇怪的幻想，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创建一种新的体制一举解决人类由来已久的诸多教育方面的难题。托尔斯泰开始亲自为农民的孩子讲课。他给亚历山德娜·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53]写信说：“当我走进学校，看到这些衣衫褴褛、肮脏、瘦弱的孩子们睁着明亮的眼睛，脸上时常流露出天使般的神情，这时，一种惊慌和恐惧感就会袭上心头，我仿佛看到一群快要淹死的人……我寄希望于教育，只是为了拯救这些普希金们、奥斯格罗特拉茨基[54]们、菲拉列特[55]们，这些正在溺水的人。”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他非常乐意教这些孩子。后来，他曾对官方派来为他作传的P.I.比留柯夫[56]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生命中最愉快的时光不是来自对女性的爱，而是来自对人民的爱，对孩子的爱。那是一段多么美妙的时光。”他的一番努力到底成效如何并无记载。学校里没有规章，也不要求学生做课外作业。他写道：“他们到学校来，只要带着他们易于接受新东西的天性，并深信今天在学校会和昨天一样快活。”不久，他就创建了一系列的学校，组织成一个网络，一度达到70所学校。但是他自己在教育上的努力并没有持续很久。他渐渐感到厌烦了，于是离开家乡到德国去旅行，表面上好像是去考察那里的教育改革。但著名的居里斯·福罗培尔使他很失望：他根本不听托尔斯泰的，只是自顾自地说个不停，不管怎样，“他只不过是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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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俄国的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一道法令，解放农奴。托尔斯泰痛斥了这项决定，因为它是国家的一道法令，而这时他已开始否定国家。第二年，他结了婚，于是田产又有了不同的意义：既是他那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居住的地方，而且和他的小说一样，又是他们收入的来源。此时正是托尔斯泰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时期，《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随着作品收入的逐渐增加，托尔斯泰购买了土地，并且在庄园内投资，比如，曾经有一段时期，他的养马场内饲养着400匹马。有5位女管家和家庭教师住在庄园里，此外还有11位家仆。但他从未忘记过“改革”，不只是针对农民，而且包括他自己、他的家庭——甚至整个世界。这一愿望只是潜伏在他的心底，任何时候都可能引发激烈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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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以及创立一种新的宗教运动，这些愿望在托尔斯泰心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855年，他就在文章中写道，他要创造一种信仰，它的基础是“基督的宗教，但它净化了教义和神秘主义，它许诺现世的幸福，而非来世的幸福”。这是一种陈腐的想法，是多少世纪以来无数幼稚的宗教改革家们每日杜撰的想法。托尔斯泰并不是什么神学家，虽然他写过两篇长文——《教义问答》与《四部福音书的综合和翻译》，但这些文章无助于使人相信他是个有系统理论的思想家。他许多有关宗教的文章除了使用含混的泛神论术语外没有多少意义。例如：“认识上帝和生存是同一件事，上帝是生命。活着追寻上帝，那么，你将与上帝同在。”（1878-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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