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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46 海明威相信，他所承接的是一个虚假的世界，这以他父母的宗教和道德文化为代表，它必定会被一个真实的世界所取代。他所谓的真理是什么呢？绝不是继自父母的基督教所揭示的真理——他认为这些都是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予以拒绝；也不是任何来自过去，或是反映了别人意见的思想信条所说的真理——无论它们多么伟大。对于他自己而言，真理就是他亲身所看见、所感觉、所听到、所嗅到、所品味过的东西。海明威钦佩康拉德的文学理论以及他对自己的目标的总结：“一丝不苟地忠实于我自己所感觉到的真理。”这正是他的起点。但你又怎样来表达这种真理呢？大多数人，包括大部分职业作家在写作时，往往都是以别人的眼睛进入事物去观察。这是因为他们继承了陈旧的表达和语言组合方式，用滥了的隐喻、题材和文学比喻。新闻记者尤其是这样，时间的要求常常掩盖着重复和平庸。但是海明威却得益于在堪萨斯《星报》的良好训练。该报相继几任编辑编了一本具有职业风格的书，其中有110条规则，目的在于促使记者使用朴素、简洁、明快、摆脱陈词滥调的英语，这些规则被严格地执行。海明威后来宣称：“那些都是我所学到的有关写作的最好的规则。”1922年他对热那亚会议进行报道，在此期间林肯·斯蒂芬斯教了他一种毫不带感情的电报式的叙事技巧。对此，海明威很快就接受了，而且越来越喜欢。当他向斯蒂芬斯展示自己的第一个成果时，他大喊着：“斯蒂芬斯，看看这份电文：没有冗词、没有形容词、没有副词——除了血、骨和肉就什么也没有了……这是一种新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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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48 在新闻工作的训练基础上，海明威创立了自己的方法，它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他一次又一次写下许多东西，谈论如何写作——在《流动的圣节》《非洲的青山》《午后之死》，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中都有。他为自己确立的“写作的基本原则”是值得研究的。海明威曾继康拉德之后为小说艺术界定：“设法找到给你带来激情的东西，使你感到兴奋的行为，然后把它们写下来，写得清清楚楚，这样读者就能看个明白。”一切都要写得简洁、经济、朴实，用动词和短句；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或制造效果的东西。“散文就是建筑物”，他曾写道，“不需要任何内部的装潢，巴洛克风格已经过去了”。海明威特别注意表述的精确性，为了找到词语，他不厌其烦地查阅字典。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他散文风格的形成期，海明威也是一位诗人，并深受埃兹拉·庞德的影响。海明威曾说，庞德教给他的东西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庞德“相信精确语——即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词可以运用——他教我不要相信形容词”。海明威还非常仔细地研究过乔伊斯，乔伊斯对动词的精确性特别敏感，这使他成为海明威尊敬和模仿的另一位作家。说到海明威的文学前辈，确实可以说他是吉卜林和乔伊斯联姻的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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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50 可是，事实上海明威的写作是非常独特的。他不但影响了人们的写作方法，而且影响到人们的观察方法。从1925年到1950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海明威的影响压倒其他一切人，而且是持续不断、无所不在，以至于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从散文，特别是在小说中去掉海明威的因素。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海明威发现自己很难得到支持者，甚至难以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集《三个短篇和十首诗》在巴黎出版，这是一次典型的先锋派文学的冒险。一些大型刊物对他的小说不屑一顾。自认为富有冒险精神的《日晷》杂志直到1925年仍拒绝刊登海明威的小说，其中包括那篇出色的故事《打不败的人》。海明威所做的是所有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家都会做的事——他开辟了自己的市场，他以自己的趣味感染读者。在1923-1925年，海明威的方法已显露出来，他对事件进行质朴的、精确的描绘，同时又将相应的情绪精细地暗示出来。1925年，随着《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出版，海明威取得了突破。福特感到可以把海明威拥立为美国的第一流作家：“最大的真诚，最熟练的技巧，最完美无缺的作品。”这本书向埃德蒙·威尔逊展现了散文的“首要特征”，即“极大的原创性”和感人至深的“艺术尊严”。紧随着第一次成功，又有两部生动的悲剧性小说问世了，一部是《太阳照样升起》（1926），另一部是《永别了，武器》（1929），后一部也许是他最好的作品。这些作品销售了几十万册，被各种各样的作家读了再读，并被他们领悟、消化、嫉妒和争论。早在1927年，多萝西·帕克就在《纽约客》上对海明威的作品集《没有女人的男人》进行过评论，指出他的影响是“危险的”——“他所做的一些最简单的事，看上去很容易就能办到，但是看看那些试着去做同样事情的男孩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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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52 海明威的风格可以被套用，但不可能被成功地模仿。因为这种风格同作品的题材，尤其是与作品的道德态度不可分开。海明威的目的是要避免任何类型的直白说教，他还谴责别人的这种做法，即使他们是最伟大的作家。“我热爱《战争与和平》”，他曾写道，“因为它对于战争，对于人物做了精彩的、深入而又真实的描写，但我从不相信这位伟大伯爵的思想……即便他可能比世上其他任何人创造出更多的东西，具有更强的洞察力，拥有更多的真理。不过他那种沉闷而自以为是救世主的思想并不比许多其他热衷传道的历史学教授更高明。从他那里我懂得了，不要相信自己创立了一种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思想体系。在写作时要尽可能地真实，尽可能地坦率，尽可能地客观，尽可能地谦逊”。在海明威那些最优秀的作品中，他总是尽量避免向读者说教，甚至尽量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笔下人物的行动方式上来。然而，他的作品到处充满着一种新的世俗道德，这种道德从海明威对事件和动作的描述中直接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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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54 精巧的普遍性是海明威道德的实质，也使他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始模型，这种道德反映了他的美国特色。在他的眼中，美国人精力充沛、积极主动、强健有力，甚至带有暴力色彩，他们是实干家、成功者、创造者、征服者、平定者、追求者、建设者。海明威本人就是精力充沛、积极主动、强健有力甚至有暴力倾向的人。当他与庞德和福特谈论文学时，会不时中断讨论而绕着福特的工作室与假想的对手进行拳击。他是一个魁梧、强壮的男人，精通广泛的体育运动项目。作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作家，海明威很自然地过着一种充满行动的生活，并描写这种生活。行动是海明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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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56 当然，这样的主题中并没有新东西。行动也是吉卜林的主题，吉卜林的英雄或主人公是士兵、强盗、技师、海员和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他笔下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甚至动物和机械装置都不时为暴力行动的倾向和动机所支配。但是吉卜林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天才，他有一个“守护神”，但他不相信凭借自己一个人的智力可以改变世界，他也不拒绝这个世界巨大的智慧遗产。相反，吉卜林完全赞成它的法律和习俗，认为这是芸芸众生所无法改变的，他还寓意深长地描述了反抗者的受罚。海明威同拜伦更为接近，拜伦是又一位渴望行动，并以热情的技巧描述行动的作家。他完全不相信自己的朋友雪莱的那套乌托邦式的革命计划，这些对他而言，似乎不过是抽象的理想而不是什么可以操作的概念。雪莱在《于连与马达罗》中把他的观点给说了出来，拜伦已经为自己形成了一套道德体系，用以对抗他永远离开妻子和英国时所否定的那种传统的道德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而且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拜伦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分子。他从没正式确定自己的体系，但它是前后完全一致的。拜伦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在他的书信中，也浸透在他伟大的叙事诗的每一页中，如《恰尔德·哈罗尔德》和《唐璜》。这是一个充满荣誉和责任的体系，虽然没有编纂整理，但他以行动来作说明。任何一个读过这些诗的人，不会不清楚拜伦是怎样看待善和恶的，尤其是如何评判英雄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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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58 可以看到，海明威的工作风格与拜伦相似。海明威曾表明他的理想是有能力展现“压迫下的优雅”（这是由他母亲的名字而来的一句难解的话[73]），但他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很可能，他的道德观是难以做出确切的定义的，如果试图做出一个，倒会使它受到损伤和削弱。但是，很明显，他的道德观是可以说明的，而且在海明威所有作品的背后，它都是一种推动力。他的小说是行动的小说，行动也使它们成为思想的小说，因为对于海明威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道德上中立的行动。在海明威看来，甚至于对一餐饭的描写也是一种道德说明，因为吃和喝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东西，有正确也有错误的吃与喝的方式。几乎所有的行动都可以表现为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确切地讲，是高贵的或卑贱的。作者并不表明自己的道德标准，可是他是在一个隐喻的道德框架中叙述一切，所以行动就是代表自己在说话。这个道德框架是个人的，没有宗教信仰，确实不是基督教的。他的双亲，尤其是他的母亲发现他的小说是不道德的，常常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因为她至少发现这些小说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在她看来那是一种虚假的、渎神的道德。海明威说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暗示，通奸也有正当和不正当的方式，偷窃与杀人也是如此。海明威小说中的精华部分就是他对人物的观察，如拳击手、渔夫、斗牛士、士兵、作家、运动员，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依据各自的价值标准做出明确而又熟练的行动，力图幸福而正直地生活，然而他们通常是以失败而告终。悲剧的产生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本身被证明是虚幻的或错误的，或者是由于自身的缺点、外来的陷害或是难以驾驭的客观事实，导致了失败。但由于看到了真理，由于获得了发现真理的能力和正视真理的勇气，即使失败也得到了补偿。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是能够站住还是倒下，就得看他们是否诚实。真实是海明威散文中最基本的成分，而且正是一条贯穿其道德体系的线索，是它始终如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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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60 创立了自己的风格和道德标准后，海明威发现自己必须遵循这两者来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他已变成了自己的想象物的受害者、囚徒和奴隶，他被迫在现实生活中照着他的小说来演出。就这一点而言，海明威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当拜伦发表了《恰尔德·哈罗尔德》的第一章时，发现自己正按着诗中所指的那条路行走。他写《唐璜》时，也许稍稍改变了方向，但其实他已经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选择余地，只有按照他的诗歌生活下去。这种生活一方面很合他的口味，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被迫的行为：他乐于扮演登徒子、英雄和解放者的角色。海明威的同时代人中，安德烈·马尔罗[74]也是如此，他也是一位行动的知识分子和小说家，他还是一位革命家、探险家、海盗式的艺术财宝的追逐者、抵抗运动的英雄。他的职业生涯结束时是坐在戴高乐总统右手边的资深内阁部长。对于海明威来说，一个人并不是那么确定的。他追求的“真实”生活，充满行动的生活，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对于他那类小说是至关重要的。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中的英雄罗伯特·乔丹所说的，他“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它被认为是什么”。海明威是一个迷恋暴力行动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在《多伦多星报》工作时的一位敏锐的同事对当时20岁的海明威做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世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组合，既极度敏感又执着于暴力。”海明威酷爱他父亲所有的户外消遣，而且范围更广——滑雪、深海捕鱼、围猎，还有战争。毫无疑问，有时他非常勇敢，《纽约时报》的记者赫伯特·马修斯曾描述过海明威在1938年埃布罗河战役中是如何将他从急流中抢救出来的，海明威从中显露了他超凡的力量：“危难时刻，他确实是一条好汉。”一些白人职业猎手同样是见证人，他们曾带着他去东非游猎，他出色地经受了考验。而且海明威的胆量并非未经思考或是出于本能，而是出于理性。他对危险有着敏锐的感觉，这方面有许多轶事可以证明。他知道害怕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如何克服自己的恐惧——从来没有哪位作家把胆怯刻画得比他更生动。海明威使读者感觉到他的意愿就活在他的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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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62 这也正是为什么海明威的硬汉形象能够伴随着他的名声而迅速传播开来。如同卢梭以后的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海明威也有很出众的自我宣传才能。他创造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目睹的“海明威”，这与旧式的、天鹅绒般柔软的、悠闲的浪漫派形象正相反。这个海明威形象在他的时代里发挥了自由者的作用，代表了一种新式的男子汉形象：猎装、威士忌酒、子弹袋、枪支、鸭舌帽、一撮火药、烟草。他的烦恼之一是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在20世纪20年代，海明威很快就升级做了“爸爸”，而时髦女郎在他面前就变成了“女儿”。到了40年代初，“海明威爸爸”就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杂志封面人物，同好莱坞的顶尖男星一样出名。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海明威那样接受了如此之多的采访，被拍了如此之多的照片。海明威那张长着白胡子的脸终于比托尔斯泰更有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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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64 但是为了把他的道德人格化，为了维护他所创造的传说，海明威如同在服苦役，一直到死，他也不允许自己停止下来。正如他母亲将母爱视为银行账户，海明威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经历存入他的个人户头，然后支取出来放入他的小说。1917-1918年他在意大利战争中的经历是他的原始资本。20世纪20年代，海明威已经用尽了这笔资金的绝大部分，他就用疯狂的体育运动和斗牛比赛来平衡支出。30年代，他通过围猎做了有价值的储存，西班牙内战又让他得到了一笔意外横财。不过，海明威却懒于好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机会，当他投入其中时，已嫌迟了，没能为他的写作资本添加些什么。此后，他的主要进项来自打猎和钓鱼。他也曾试着重新参加围猎射杀和斗牛巡回演出，但带来的与其说是回报，还不如说是笑料。埃德蒙·威尔逊指出了这种他在写作上和行动上都存在的巨大反差：“一位年轻的大师与一个老江湖骗子。”事实上，海明威仍喜欢一些运动激烈的消遣，但并不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狂热。人们可以察觉到他对荒野的热情已经衰退，只要他有胆量，似乎他更愿意挂起猎枪，坐在他的图书馆中。当他向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叙述自己的境况时，他的口气虚假、牵强又带有自夸的成分，例如在1949年，海明威曾写信给他说：“为了庆祝我的50岁生日……我做爱3次，还到俱乐部去连续打中10只鸽子（飞得非常快）。我与朋友们喝了一箱皮勃尔·海德西克酒，花了整个下午在海面上寻找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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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66 真的？假的？还是言过其实？没有人知道。无论是海明威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评述，都不能不经核实就作为事实接受。尽管在他设想的道德中，真实在其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海明威仍有着知识分子的典型信念，在他看来，真实必须是自我自觉的仆从。他认为——有时是在鼓吹——撒谎是他成为作家的训练内容之一。海明威会有意地或不假思索地说谎，有时他确实知道自己在说谎，在他那部精彩的《士兵之家》以及在其主人公克雷布斯身上，他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写道：“最优秀的作家都是说谎者，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们这一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撒谎或是虚构……他们经常是无意识地说谎，当想起自己的谎言时又会深深地自责。”不过有迹象表明，早在他写出为此所作的专门辩解之前，就已有说谎的习惯了。5岁时，他就谎称他独自降服过一匹脱缰的马。他对父母说自己已经和女电影演员梅·马什订了婚，但事实上海明威只是在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见到过她。海明威对堪萨斯城的同事们反复叙述这个谎言，甚至说到花了150美元买来订婚戒指这样的细节。在他这些到处炫耀的谎话中有许多是显而易见并令人尴尬的。比如18岁那年，海明威告诉朋友们他钓到了一条大鱼，而这条鱼明显是从集市上买来的。他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了自己在芝加哥充当职业拳击手的故事，说他的鼻子被打破，但他仍能继续还击。他曾杜撰自己有印第安血统，甚至宣称自己有印第安女儿。他的自传《流动的圣节》就和卢梭的《忏悔录》一样非常不可信，最可怕的就是看起来它是那么坦白。他常常对自己的父母及姐妹们编造些无中生有的东西，有时并没有明显的理由。比如他说自己的妹妹卡罗尔在12岁的时候被一个性变态狂强奸过（根本不是真的），后来又说她离了婚，甚至说她已经死了（其实她幸福地嫁给一位名叫加德纳的先生，不过海明威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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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68 在海明威令人最难以理解和重复次数最多的谎言中，有许多都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经历有关。当然，大部分士兵，即便是非常勇敢的人在谈到他们的战争经历时都会撒一些谎。对海明威的生平进行详尽调查，总是可以发现海明威所言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样，海明威捏造的关于他在意大利的经历简直是罕见的厚颜无耻。他最初说他自愿报名参军，但因为视力不佳而未被录用，可在档案中并没有找到有关资料，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他是一名非战斗人员，而且这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在许多场合，包括面对报纸采访时，他说他在意大利第69步兵团服役，还参加过三次重大战役，他又宣称自己属于精锐的阿尔迪蒂团。他向在英国军队服役的朋友、外号“现金”的多尔曼——史密斯说，他是在格拉帕峰指挥阿尔迪蒂团的一次冲锋时身负重伤的。他还告诉在西班牙内战时结识的朋友古斯塔夫·杜兰将军，他第一次是指挥一个连，后来就指挥一个营，那时他仅19岁。海明威确实受过伤——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受伤的原因和真相上，他重复着谎言。他编造了一个故事，说他的阴囊被子弹射中，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为此他不得不把睾丸搁在垫子上。他还称自己被机枪子弹击倒两次，被0.45厘米口径的子弹击中32次。作为额外的收获，他说他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因为护士们以为他快要死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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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70 战争揭穿了海明威的谎言。在西班牙，他非常妒忌马修斯，因为作为通讯记者，马修斯的才能比他更为出色。海明威在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编造了一套关于他在特鲁埃尔前线的谎话：“把有关战斗的报道头一个发到纽约，这比马修斯还早了10个小时。回来后，与步兵一起投入总攻，跟随1个爆破连和3个步兵团一块进了城，发了这条消息。返回后，要将最精彩的逐户争夺战的战况整理好，用电报发出去……”至于说1944年他第一个进入解放了的巴黎，这也是谎话。在性爱方面，海明威依旧会说谎。在他那些意大利传闻中，有一则最为人喜爱，经常被人反复提起。据说有一个西西里的饭店老板娘把海明威的衣服藏了起来，他被迫做了性囚犯与她私通了一星期之久。他告诉伯纳德·贝伦森[75]（是他的许多虚假信件的接收者），在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他和一个女郎上了床，他的妻子突然返回，于是他被迫将那个女人从屋顶偷偷地送出去。这里面没有一句实话。1925年在潘普洛纳，海明威与情敌发生了一场很出名的争斗，他的情敌是“犹太佬（哈罗德）洛布”。在叙述这件事时，海明威又说了假话，他说洛布拿着枪，威胁说要杀死他（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这一情节被改头换面）。海明威在结婚、离婚和解决办法的问题上都撒过谎，不仅仅是对相关的女人，也对自己的母亲撒谎。他对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以及关于她的谎言达到了特别厚颜无耻的程度。反过来，玛莎反驳时说他是“自闵希豪生[76]以来最大的说谎家”。和其他一些兼为小说家的说谎家一样，海明威也留下了作假的痕迹：在他那些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中，有几篇从大部分内容看似乎带有自传的性质，但很可能纯粹是海明威的虚构。关于海明威，人们所能说的一切就是他对真实并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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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72 接下来，海明威很自然地进入那个“低沉的、不诚实的10年”——20世纪30年代。他从来就没有前后一致的政治信念，他的道德观念实际上只关系到个人的忠诚。多斯·帕索斯曾一度是海明威的朋友，他评价年轻时的海明威是“在我接触过的人中，以最精明的头脑，提出赤裸裸的政治要求的”。但对于这个论断很难找到很多证据。在1932年的竞选中，海明威支持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兹。可到了1935年，在多数问题上，他又成了共产党阵线自觉的拥护者。在1935年9月17日的共产党的《新群众报》上，刊登了海明威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谁杀害了退休者？》。在一场席卷佛罗里达的飓风中，有450名受雇于联邦政府工程项目的退休铁路工人丧生，海明威谴责政府应对此事负责。在海明威看来，整个10年中似乎只有共产党才是反法西斯运动唯一合法而且值得信任的指导者。如果对共产党进行批评，或是参加共产党控制范围以外的各种活动，都是背信弃义的行为。他说，如果谁反共产党的阵线，那他“不是傻瓜，就是无赖”。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名字登载在由《绅士》杂志办的“新左翼”刊物《视野》的刊头，因为他发现该杂志并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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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74 这种态度也制约着他对西班牙内战的反应。出于职业的考虑，海明威欢迎战争为他提供了素材——“西班牙内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最好的战争，也是最完备的”。海明威的道德准则为西班牙共和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为传统权力以及关于正义的不同概念预先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他曾4次亲赴前线访问（1937年的春季、秋季，1938年的春季、秋季）。不过，其实在他离开纽约之前，海明威已经对这场战争的一切方面做出了结论。此外，他还与多斯·帕索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77]、莉莲·赫尔曼等人签约拍一部宣传影片《战火中的西班牙》。海明威曾写道：“我永远同情那些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去反对那些不在领地上的地主，即使我与这些地主们一同饮酒，与他们一同射击鸽子。”而共产党就是“这些国家人民的代表”，这场战争就是“人民”和“不在领地上的地主、摩尔人、意大利人以及德国人”之间的斗争。海明威表示他喜欢并尊重西班牙共产党，他们是战争中“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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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76 为了与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保持一致，海明威的方针是降低苏联的作用，特别是他们指导西班牙共产党在西班牙共和国国内政治中施行的行为，这导致海明威与多斯·帕索斯之间很不体面的决裂。帕索斯有一名翻译名叫何塞·罗布莱斯，他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师。当战争爆发时，罗布莱斯加入共和国军队，他还是无政府主义组织POUM的领导人安德烈斯·尼恩的朋友。他还做过苏联驻西班牙军事代表团团长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将军的翻译，因而了解不少莫斯科与马德里国防部关系的内幕。别尔津已经被斯大林暗杀，后来斯大林又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清除POUM。尼恩被折磨致死，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则被指控有法西斯行为而被捕和处死。被认为精明的一招是指控罗布莱斯是间谍，然后把他秘密枪杀。多斯·帕索斯为罗布莱斯的失踪而忧心忡忡。海明威认为自己在政治事务方面是极其老练的，在他看来，多斯·帕索斯是个天真的新手，所以他对帕索斯的担忧嗤之以鼻。海明威正住在马德里的盖洛德饭店，那是共产党首脑常去的地方。他曾询问过一位老朋友佩佩·金塔尼利亚（后来证实，大部分共产党人的处决由此人负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得到保证说，罗布莱斯仍活着，而且活得很好，他确实已被捕，但肯定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海明威对此深信不疑，并告诉了多斯·帕索斯。事实上，罗布莱斯此时已被处死。当海明威知道他的死讯时已经很晚了，而这一消息的来源却是一个刚到马德里不久的新闻记者。海明威告诉多斯·帕索斯，罗布莱斯显然是罪有应得，只有傻瓜才会想到别的。多斯·帕索斯对罗布莱斯之死感到非常悲痛，他拒绝接受罗布莱斯有罪的说法，并为此公开抨击共产党人。这招致海明威的斥责：“正在西班牙进行着的战争，一方是你曾经支持过的人民，另一方则是法西斯分子。如果你怀着对共产主义者的仇恨，自以为有理由去攻击正在战斗着的人民，如果你这么做是为了金钱，那么我认为你至少应该把事实真相弄清楚。”然而事实证明，多斯·帕索斯是正确的：海明威自己才是天真幼稚的人，一个头脑简单而且易受愚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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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78 直到战争结束，以至以后一段时间里，海明威在这方面仍固执己见。1937年6月4日，他到纽约卡内基大厅参加第二届作家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美国共产党人通过一个外围组织举办的。海明威的观点是，作家必须同法西斯主义战斗，因为法西斯主义是唯一不让作家说出真话的政权。知识分子有义务去西班牙，而且在那里自己做些事情——他们应该停止坐在扶手椅上辩论理论，而应该开始战斗：“现在就有战争，而且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任何一个要研究战争的作家，都应该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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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80 海明威实在是一个容易受骗的人，但他也有意加入谎言。这可以从他关于西班牙战争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清楚地看出来，他意识到共和国事业的阴暗面，而且他很可能始终知道某些真相。不过直到1940年，这部作品才面世，而此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只要西班牙内战继续着，海明威就会与那些企图查禁乔治·奥威尔的《向卡塔洛尼亚致敬》的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让真理服从政治、军事的利益。因此，海明威在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完全是一派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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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82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并没有迹象表明海明威遵照了自己的劝告去“研究战争”。1941年美国认真地加入反对纳粹主义的战争，可是海明威没有参加。在这个时候，海明威为自己在古巴哈瓦那郊外安了一个家：芬卡·维几亚。在此后的岁月里，那儿是海明威的主要居住地。《丧钟为谁而鸣》获得了成功，并成为20世纪最畅销的书之一，这为他带来了巨额收入，而他也想享受一番，显然，这时他最喜爱的运动是深海捕鱼，但这却导致他一生中另一段不光彩的插曲，也就是所谓“钩子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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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84 海明威特别喜欢在城市下层社会中交朋友，尤其是在说西班牙语的国家里。他乐意与那些可疑的人物来往，包括一帮斗牛士、海边咖啡馆里的吸毒者、皮条客、妓女、业余捕鱼人、警方雇用的告密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各色人等。这些人对于海明威所提供的免费酒水和小费都做出热情的反应。1942年，在战时的哈瓦那，海明威认为那儿即将有被法西斯主义者接管的危险，这种担心困扰着他。他说，古巴有30万西班牙出生的居民，其中1.5万至3万人是“狂热的长枪党”。他们可能会在美国的家门口发起武装暴动，将古巴变成纳粹的前哨基地。而且海明威还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德国的潜水艇正在古巴的水域内游弋。他甚至还做了仔细的计算：由1000艘潜艇组成的舰队可以让一支3万人的纳粹精锐部队在古巴登陆，以援助国内的叛乱者。很难说海明威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念头：纵观他的一生，海明威是一个混合体，表面看来，他老于世故，但这掩盖着他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会陷入轻信的深渊。他可能受到厄斯金·蔡尔德斯的间谍小说《沙滩之谜》的影响。海明威确实让美国大使普伊尔·布雷登相信了他的话，认为应当采取一些措施，这位大使是海明威的一个酒友，也是他的运动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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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86 按照海明威的计划，他要从那些忠于共和政府的下层朋友中招募并指挥一批人成立一个特务组织，让他们监视法西斯嫌疑分子，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利用他的深海摩托艇加以适当的武装，巡逻那些很可能有德国潜艇出没的区域，以便将其中的一艘吸引出水面。布雷登批准了这项计划，此后还对此进行过表扬。其结果就是海明威每个月可获得1000美元的经费，用以支付6个专职特务和20个密探。这些人是他从那帮咖啡馆里的朋友中选来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一度获得了紧急军需，每个月可得到122加仑的汽油去开动他那艘摩托艇，艇上还配备了重型机枪，满载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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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88 海明威把他的摩托艇称为“钩子工厂”，这使他在哈瓦那酒徒中的威望得到提高，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过一个法西斯间谍。海明威犯了低级错误，为了取得激动人心的情报，他花费的钱太多了。联邦调查局对这种带有竞争性的冒险尽一切可能表示反对，他们向华盛顿报告说，海明威那帮人所提供的一切都是“一个喜欢耸人听闻的人所做出的含糊其辞、没有根据的报告……他提供的资料几乎无一不是毫无价值地失效了”。海明威也意识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敌意，于是反驳说，所有的间谍都是爱尔兰血统的罗马天主教徒、佛朗哥的拥护者和“逃避兵役者”。闹出了不少可笑的事情，但绝不可能有什么间谍故事。比如，海明威的一个特务报告说，在巴斯克人酒吧发现了一个“十分可疑的包裹”，结果发现里面是一本很便宜的《阿维拉的圣特雷莎的一生》。至于反德国潜艇的巡逻艇，海明威的一位评论家的观点得到了证实：海明威需要汽油打鱼。据一位目击者说：“他们啥事都不干，整天四处游荡，寻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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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90 这件事引起海明威与别人的一场激烈争吵。在西班牙，他最钦佩的人当中有杜兰将军，《丧钟为谁而鸣》中的英雄罗伯特·乔丹就是以这位将军为原型的。杜兰的一切就是海明威想要得到的——从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一位战略大师。他曾是一位音乐家，和法利雅[78]、塞戈维亚[79]都是朋友，是战前西班牙知识精英中的一员。杜兰所持的一种观点，正是海明威赞同的：“现代战争”需要“智力”，“这正是知识分子的一项工作……战争也是诗，悲剧的诗”。1934年，杜兰在西班牙军队中获得后备役的任命，当内战刚刚开始，他就被征召入伍，并且很快成为一位著名的将领，最后由他统率第20军团。共和国垮台后，杜兰志愿加入英美军队，但没有成功。当海明威想出关于“钩子工厂”的计划时，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使杜兰从属于美国大使馆，并负责这项计划。此时，这位将军与他的英国妻子波蒂都是海明威芬卡家中的座上客。不过，杜兰很快就发觉整个计划就是一出闹剧，他是在浪费时间。于是他申请做其他工作，正好这时波蒂与海明威当时的妻子玛莎之间发生了令人不快的纠纷，终于在大使馆的一次午宴上大爆发。从那以后，海明威就再没有与杜兰说过话，只是在1945年5月，两人偶然碰面，海明威对他讥讽地说：“你成功地躲开了战争，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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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92 这正是海明威典型的口吻，他和过去的朋友争论时，常常采用这种语气。一个人可以在原则上和小说中都颂扬友谊的美德，但他却会奇怪地发现，要保持长久的友谊又是多么困难。这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样的——比如卢梭和易卜生——海明威与同时代作家的争吵尤其激烈。甚至以作家的标准看，海明威的妒忌心也是超乎寻常的，他妒忌别人的才能和获得的成功。到1937年，他已经与所认识的每一个作家发生过争吵。只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这个例外也使他获益匪浅。在他的自传中，唯一没有受到指责的作家就是埃兹拉·庞德，而且从头至尾海明威都是用赞赏的笔调写他。从他们初次相识开始，海明威就钦佩庞德对其他作家无私的慷慨。他从庞德那儿听到一些尖刻的批评，如果这样的批评出自其他任何人之口，他都不会接受。这其中包括1926年庞德提出的一个聪明的劝告，他认为海明威应当认真地考虑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不是出版另一本短篇小说集。他表达的方式很独特：“你以为你是谁？还是个青春少年吗？”海明威似乎羡慕庞德身上的一种美德，显然他知道这是自己所缺乏的，这就是完全没有那种同行的妒忌心。1945年庞德因叛国罪有被处决的危险，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为轴心国做了300多次广播。这时，海明威成功地挽救了他的性命。两年前，当庞德被正式起诉时，海明威就为他辩护道：“他很明显是疯了。只要翻看他最近写作的诗，我想，你就可以证实他是疯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他对其他艺术家是多么慷慨大方和宽厚无私，他是活着的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件事应归功于海明威所做的庞德已精神错乱的辩护，才使庞德被囚禁于医院，从毒气室中捡回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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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6994 海明威也避免和乔伊斯发生争执，也许是因为没有机会，或者是因为海明威一直欣赏他的作品，海明威曾称呼乔伊斯：“我一直尊敬的仍健在的唯一作家。”除他们以外，剩下的就是令人遗憾的故事了。海明威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辛克莱·刘易斯、格特鲁德·斯泰因、麦克斯·伊斯特曼、多萝西·帕克、哈罗德·洛布、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争吵过。他在文坛上的争论带有一种恶意中伤的味道，就像他有说谎的癖好一样，他那些最恶劣的谎言都关系到其他作家。在自传中，人们看到的是关于温德姆·刘易斯荒谬的、虚假的描写（比如“刘易斯从不展露他的邪恶；他只是看上去就令人作呕……那双眼睛就属于一个强奸未遂犯”）。很明显，海明威是在报复刘易斯曾经对他做过的一些批评。在同一本自传中，海明威还编了一连串关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妻子泽尔达的谎言。泽尔达曾刺伤过海明威的自尊心，但菲茨杰拉德一向称赞和喜欢海明威，从来没有伤害过他。所以很难理解海明威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攻击他脆弱而又易受伤的心灵，除非是因为难以平息的嫉妒心。按照海明威所说的，菲茨杰拉德曾告诉过他：“你知道，除了泽尔达，我从没有和任何人睡过觉……泽尔达说我天生就无法让任何女人感到快乐，这也是使她不满的原因。”然后这两个人去了一家男性诊所，菲茨杰拉德掏出他的阳具接受了一番检查。海明威一再宽厚地安慰他：“你是完全正常的。”这段经历就像是小说中的一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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