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47170 相比之下，没有人比罗素更远离社会现实了。他不会操作最简单的机械装置或是从事任何日常事务，而这样的事即便是娇生惯养的人无须动脑筋也能做。他爱喝茶，却不会煮茶。当他的第三个妻子皮特不得不外出时，她要在厨房的石板上留言：“提起埃斯（炊具）上的衬垫，把壶放到加热板上，然后等待水开，然后把水从水壶倒到茶壶里。”在进行这番操作时，他还是不幸失败了。上了岁数后，他耳朵渐聋，为此他配上了一副助听器，但离开别人的帮助，他根本就无法让它工作。人类，还有物质现实，始终使他困惑不已。他曾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降临逼迫他“改变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在此之前，我曾以为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是战争使我相信这是少有的例外。我曾以为大多数人对于金钱的喜爱几乎超过了其他一切，但是我发觉他们更爱破坏。我曾以为知识分子通常都热爱真理，但是我再次发觉在这些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宁要真理不要出名”。这一愤愤不平的段落暴露出他对战争时期，实际上是其他任何时候，寻常百姓的情感活动是如此无知，几乎是蔑视公论。他的多卷本的自传，还有其他许多言论，都使普通读者大惑不解：如此充满智慧的一个人，竟然对人性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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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72 说来奇怪，在别人身上，罗素完全能够发现——并为之感叹——一种同样的危险：同理论上的知识相结合的，是实际上对人民感情和需要的一无所知。1920年他访问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于5月9日与列宁有一次会面。他发现列宁是“一种具体化的理论”。“我有这样的印象”，罗素写道，“他鄙视民众，是一位知识分子贵族”。罗素清楚地看到这种结合使一个人不可能聪明地进行统治；进而，他又加上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与他（列宁）会面时不知道他是谁，我绝不会猜到他是一个伟人，我会认为他是一位固执己见的教授。”他不可能也不会明白，他对列宁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他自己。他也是一位知识分子贵族，他鄙视民众，有时候也会对民众施以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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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74 此外，罗素不仅仅全然不知多数民众的实际行为，还极度缺乏自知。他也不能看到在列宁身上反映出来的自己的特点。更为严重的是，他没有发现自己正暴露在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力量面前，对公众中的这股力量，他本来是感到悲哀的。罗素的总体立场是，世界的种种弊端将主要依靠逻辑、理性和节制来解决。如果男人们和女人们服从理性而不是情感，依靠逻辑来讨论问题，节制而不是极度放纵，那么就不会有战争，人际关系就会和谐，人类生存状况也会稳步改善。作为一个数学家，罗素的观点是：纯数学中没有一个概念，不能用逻辑的术语给它界定，没有一个问题，不能用理性的方法解决。他并没有愚蠢到认为解决人类的问题就如同解数学方程式，但是他仍旧相信，只要有时间、耐心、方法和节制，理性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大部分麻烦，无论这些麻烦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他确信，完全有可能用一种哲学家的超脱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首要的一点，他认为只要确立了适当的理性和逻辑准则，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举止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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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76 但是，问题在于罗素反复表明，在他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所有这些主张都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的观点和行为，不仅取决于他的理性，也取决于他的情感。一旦危机发生，逻辑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当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也不敢保证自己仍能举止得体。他的缺点还不仅于此。当他在宣扬自己的人道的理想主义时，罗素将真理置于其他考虑之上。但在背后，他也会——更倾向于——试着跳出这样的框框。当他的正义感被激怒，他的情绪被激发起来时，他对准确性的尊重就会瓦解。况且，从理论上来说，理性和逻辑的追求者们就应当符合理性和逻辑，而罗素发觉很难做到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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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78 让我们追溯一下罗素有关战争与和平——这是个伟大的主题——思想的发展。在这方面，他所投注的精力，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事情。罗素视战争为无理性行为的极端范例。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次小规模战争，他痛恨所有的战争。他对战争的厌恶完全出于天性。l894年，他与爱丽丝·惠特奥——罗甘·皮尔索·史密斯[120]的妹妹——结了婚。她是贵格会[121]教徒，她温顺的性格以及她的宗教和平主义，使罗素的观点更加坚定，并发生符合逻辑的（正如他自己发现的）变化。1914年战争爆发，他声明自己完全反对这场战争，而且竭尽全力在大西洋两岸争取和平，为此他不惜损害自己的自由和专业。但是，导致他入狱的那些言论，并不像一个促进和平的人，或是一个通情达理、节制稳健的人所说的。他为和平主义做辩护的主要哲学论述是《战争伦理学》（1915），他认为战争从来就不需要充分的理由，它本身已具备了足够的逻辑性。但是，他的和平主义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找到了一种即使算不上争强好斗的，至少也是高度情绪化的表达方式。比如，1915年国王乔治五世许下战时戒酒的诺言，罗素立即放弃了他根据爱丽丝的请求所接受的绝对戒酒主义。罗素写道，乔治五世此举的动机是“为德国人的屠杀提供便利，由此一来，似乎和平主义与酒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在美国，他将美国的力量视为一种实施和平的手段，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的救世主，罗素激动地恳求他，“承担起捍卫人类的首要责任”来对付诸交战国。他以期待救世主的心情给威尔逊写了一封信：“一种坚定的信念迫使我代表欧洲所有的国家发言。我以欧洲的名义，恳求阁下为我们带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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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0 也许罗素曾痛恨战争，但有不少次，他也爱上了武力。在他的和平主义中，有些东西带有挑衅的，有时甚至带有好战的成分。战争开始后，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话：“几个星期以来，我觉得如果我碰巧遇上了阿斯奎斯[122]或格雷[123]，我会克制不住要去杀掉他们。”实际上，不久以后，他真的与阿斯奎斯不期而遇，当时罗素在加斯庭顿庄园游泳，当他一丝不挂地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发现首相正坐在岸边。此时的罗素，怒火已经平息，他不再去杀首相了，反而与他展开了关于柏拉图的讨论，阿斯奎斯是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我曾为著名的编辑金斯利·马丁工作过，他非常了解罗素的为人，他常说，他所遇到的所有最好斗的人都是和平主义者，并引罗素为证。罗素的门生T.S.艾略特也说过同样的话：“（罗素）认为对杀人的任何宽恕都是很好的。”这并不意味着罗素对斗殴有什么兴趣。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绝对主义者，相信有绝对的解决办法。他不止一次地重复着一个念头：由一位强有力的治国之才发起一场行动，将这个世界带入永恒和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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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2 这个念头首次涌入他的脑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时候，当时他宣称，美国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力量坚决要求裁减军备：“在美国，各种族混合在一起，又相对缺少国家传统，所以这个国家特别适宜完成这项工作。”1945-1949年，美国成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罗素的建议重新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后来罗素对自己在这一阶段发表的言论尽力予以否认，或者含糊其辞，或者进行种种辩解，所以确定其细节和年代的顺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克拉克曾证实的那样，罗素在若干年中，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主张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与大多数的左派人士不同，罗素一向彻底地排斥马克思主义。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1920）一书中描绘了自己1920年的苏俄之行，并对列宁及列宁所做的一切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把斯大林当作一个怪物，对断断续续传到西方的一些消息，如强制性的集体化、大规模的饥荒、一次次清洗、集中营等，他都认为是事实。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完全不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1944-1945年，西方的先进知识分子已接受了苏维埃在东欧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但罗素并没有他们的那种满足，在罗素看来，这是西方文明的灾难。“出于理智，我无比憎恨苏维埃政府”，这是他写于1945年1月15日的话。他深信只有武力威慑或是进行战争才能遏制住苏维埃的扩张。在1945年9月1日的一封信中，他断言：“我认为斯大林继承了希特勒想要对这个世界进行独裁统治的野心。”因而，当美国第一次对日本使用了核武器后，他马上就重提昔日的观点，认为美国应以强制性的手段为世界带来和平和裁减军备，可以用新型的武器胁迫顽抗的苏联。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天赐良机，而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首次公开这一策略的文章发表在1945年8月18日格拉斯哥出版的工党杂志《向前》和10月2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10月20日的《队列》上他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一论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文章题为《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其中意味深长地说道：“战争的借口并不难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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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4 在5年多的时间里，罗素反复重申着同样或是类似的观点。1946年的7-8月，他在《辩论者》上陈述自己的观点。1947年12月3日，他在皇家学会发表了一次讲话，发言刊登在1948年1-2月的《联合帝国》和1948年1月的《新联邦》上。1947年9月9日，他在帝国国防学院做了一次讲座，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罗素一遍遍地重复自己的观点。1948年11月，他出席了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学生讨论会，他在会上的讲话被发表在1949年1月的《十九世纪及其后》上。1950年3月，他在《国际瞭望》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罗素向来直言不讳。他在皇家学会的讲话中提出要结成同盟——勾画出北约的轮廓——这是向苏联发出命令：“我倾向于认为苏联会默许；如果反对的话，只要我们迅速地采取措施，世界仍能从由此导致的战争中生存下来，并出现唯一的政府，正如这个世界所需要的那样。”1948年5月，他写信给一位美国裁军专家沃尔特·马赛博士说：“如果苏联在西欧横行，那么所造成的毁灭性结果将无法消除。实际上，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将会被送到劳动营，不是在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就是在白海边，在那种地方绝大多数人会死于困苦，而幸存者们将会变成野兽。如果使用原子弹，首先必然会投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西欧。即使没有原子弹，苏联人也会摧毁英国的所有大型城镇……我从未怀疑过，美国将会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但是，除非西欧能从侵袭中幸存下来，否则将会丧失几个世纪的文明。即便要付出如此代价，我认为一段时间的战争也是值得的。极权主义一定会被扫除，世界政体一定会被确立。”罗素一再强调速度的重要性：“迟早有一天，苏联人也会拥有原子弹，那时，事态将会更加严峻。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尽快进行，要以最快的速度。”实际上，当苏联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他依旧坚持他的论点，强烈要求西方必须发展氢弹。“我并不认为，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达成限制原子战争的协议只会造成损害，因为每一方都会以为对方在躲避战争。”然后，他毫不妥协地提出了“死比赤化好”的观点：“下一场战争，如果要来临的话，将会是人类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最大灾难。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更大的灾难是：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扩展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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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6 罗素主张的预防性战争众所周知，这些年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哲学家代表大会上，罗素为此受到苏联代表阿诺斯特·科尔曼的强烈抨击。罗素以同样粗暴的语气回应他：“回去告诉你那些克里姆林宫里的主子们，他们必须派出更能干的奴仆来实施他们的宣传和诱骗计划。”直到1953年9月27日，他还在《纽约时报》的杂志上发表了这样的话：“尽管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将会非常可怕，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宁愿战争而不要一个全球极权主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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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8 然而，差不多就在这时，罗素的观点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就在发表那番言论的第二个月，即1953年10月，他就在《国家》杂志上否认自己曾“赞成对苏联发起一场预防性战争”。他写道，所有的传闻都是“共产党人的杜撰”。据一位朋友的记载，有一段时期，无论什么时候对罗素提起他那些战后的观点，他都会坚持说：“这不可能！那都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胡编乱造。”1959年3月，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福瑞曼的电视采访，在他的一次著名的“面对面”节目中，罗素改变了方针，美国的裁军专家们拿出了罗素早期的言论的文字材料，这样一来他再也无法抵赖了。福瑞曼问他有关预防性战争的方针，他对福瑞曼说：“这完全是真的，而我也没有为此而后悔。这与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一致。”此后，他还给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周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实际上我已经完全忘了我什么时候曾想到过一种威吓策略，包括一场可能的、合乎需要的战争。1958年阿尔弗雷德·科尔贝尔格先生和沃尔特·W.马赛先生带来了一些我在1947年说过的东西，提醒我注意，我惊异地读了。我提不出辩解的理由。”在自传（1968）的第3卷中，他大胆地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当我提出那些建议时，我并没有在意，从没有真的希望它们会被人听从，所以很快我就忘了自己所提议的东西。”接着他又说，“我只在一封私人信件以及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些东西，我不知它们会成为报刊评析的题材”。但是根据罗纳德·克拉克的研究，在好几年的时间中，罗素在无数文章和演说中一再为预防性战争申辩。令人难以置信，他能够如此彻底地忘掉这一固执而又持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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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0 罗素对约翰·福瑞曼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对核武器所持的观点与他在战后对预防性战争的支持是一致的，他这是在以另一种方式滥用别人对他的轻信。说实话，大多数人都会说他在胡说八道。但是，这里有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一致，这就是前后一致的极端主义。罗素所提出的预防性战争和“死比赤化好”两个例子都是由于毫不带感情地、不考虑人类地使用逻辑推理，将论证的理性界线推向极端的例证。这正是罗素的弱点所在。他重视逻辑命令的虚假价值，以此告诫人们应该如何行事，让逻辑超越常识本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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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2 从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素认定核武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不应使用。他跟随着逻辑学的女巫匆匆走向另一个方向——但是同样的极端。他第一次宣布自己反对核武器是在1954年一个关于比基尼岛核试验的电台节目“人类的危险”中；然后便是各式各样的国际会议和宣言，罗素的路线强硬起来，他赞成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废除核武器。1957年11月23日，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他的建议。第二个月，当我检查报纸的信件箱时，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份冗长的翻译材料，附了一封有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俄文签名的信。这是苏联领导个人给罗素的答复。当然，这大半是宣传，对苏联人来说，他们的常规部队具备极大的优势，他们一向乐于接受销毁核武器的协定（尽管不受监督）。但是这封信在发表时，确实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后来，美国方面勉强传来了回应，确切地说不是来自总统本人，而是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获得如此显要的对待，罗素很高兴，他的另一个缺点——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的判断力——这从不是他的特长，已经失去了效用。赫鲁晓夫的回信广泛同情他的立场，这不仅把他赶入极端反美的立场，也促使他将废除核武器作为自己生活的核心。他那托尔斯泰式的向往开始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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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4 第二年，即1958年，罗素被选为新成立的核裁军运动的主席，这个温和的团体是由圣保罗教派的坎农·约翰·科林斯、小说家J.B.普里斯特利等人策划的。为了反对制造核武器，他们在英国争取尽可能广泛的舆论支持。这个团体组织了一些和平示威，因严格遵守法律而赢得同情。在其早期，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卓有成效。但就罗素个人而言，极端主义的种种迹象很快就显露出来。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在这些年中对罗素的私人记述是最好的。根据他的日记记载，1958年7月24日，罗素对约翰·斯特雷奇进行了一次启蒙式的轰炸。斯特雷奇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成为工党下院议员中的左派，在战后的艾德礼政府中担任国防大臣。尽管众所周知斯特雷奇相信核威慑，但是在1958年，他已经离任很久了，而且没有再担任什么职务。当罗素听说克劳谢—威廉斯夫妇曾经与斯特雷奇住在一起，他就问起斯特雷奇对于氢弹的看法。得到回答后，他认为这些看法是威廉斯夫妇与斯特雷奇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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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6 “你们和约翰·斯特雷奇——你们都属于谋杀者俱乐部。”他一边说着，一边猛敲他的椅臂。他解释道，谋杀者俱乐部是由一些根本不关心广大民众处境的人组成的。因为作为统治者，他们觉得由于他们有特权，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活下去的。伯特兰说：“他们建造了私人防空洞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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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8 当被问到他是否真的认为斯特雷奇拥有一个私人防空洞时，罗素大声表示：“是的！他当然有。”两个星期后，他们对氢弹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这场讨论“开始的时候很平静”，然后突然间，“出人意料地，伯特兰满腔怒火地说：‘下一次你遇见你的朋友约翰·斯特雷奇的时候，告诉他我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希望纳赛尔（后来成为埃及的独裁者）有氢弹？’……他认定像约翰这种人才真正地对世界构成威胁，而且他觉得有充分的理由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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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0 罗素火气越来越大，对客观事实越来越缺少兴趣，他把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一律归结为出于最卑鄙的动机。他也有偏执狂的迹象，这些在1960年都公开地表现了出来，此时他分裂了核裁军运动，成立了他自己的直接行动的小派别，称之为“百人委员会”，从事非暴力反抗。这个派别原先的发起者包括一些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中有康普顿·麦肯齐、约翰·布赖恩、约翰·奥斯本、阿诺德·韦斯克、雷吉·巴特勒、奥古斯塔斯·约翰、赫伯特·里德以及多丽丝·莱辛——其中不少人绝不是极端主义分子，但是不久就失去了控制。历史表明，所有的和平主义运动，当其中比较好斗的成分由于缺乏进展而变得失望时，就会诉诸非暴力反抗和暴力行动。这毫无例外地标志着有大批群众随从的阶段结束了。“百人委员会”和以后核裁军运动的解体是这种过程的典型例证。不管怎么说，罗素的行为只是加速了这一注定要发生的事实的进程。他在这一时期的行为，可以归咎于他的新秘书拉尔夫·苏恩曼的影响。在下文中，我会就他与苏恩曼的关系进行一番考查，但在此处很值得提及的是在核裁军运动的危机中，罗素的言行始终非常独特。导致他辞去主席职务的那次会议开得令人非常不愉快，罗素指责科林斯动机卑鄙、满口谎言，他坚持要在私人活动中用录音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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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2 确切地说，罗素一旦摆脱了科林斯和他的朋友们的限制，极端主义就完全占据了他的思想，他的言论变得非常荒谬，除了那些最狂热的信徒外，他排斥所有的人。他们以较平静的语气反对把他的想法作为派别的基本准则。1958年，罗素在一篇关于伏尔泰的随笔中写道：“不必热诚地坚持任何一种主张。没有人会热诚地坚持7乘8等于56，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事实。只有在推崇一种可疑的或者可以证明其错误的主张时，热诚才是必需的。”从1960年起，当罗素被激怒，对那些不赞成自己观点的人义愤填膺时，他的许多言论不仅是热情洋溢的，而且是蛮横可恶的，常常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就脱口而出。由此，1961年4月间他在伯明翰做过一次演说，在准备好的稿子上有这样的话：“纯粹根据统计学来看，麦克米伦[124]和肯尼迪比希特勒坏上大概50倍。”这真是坏得可以，因为（且不论其他方面）这是拿历史事实与未来的计划进行比较。但是，记载表明，其实罗素真正要在发言中说的是：“我们过去常认为希特勒邪恶，那个时候他想要杀尽所有的犹太人。但是肯尼迪和麦克米伦不仅想要杀光所有的犹太人，还想杀光我们中所有剩下的人。他们要比希特勒邪恶得多得多。”接着他还说：“我不会装作服从一个专门组织屠杀全人类的政府……他们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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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4 承认罗素的前提，他的指控才有逻辑，甚至逻辑也是有选择地使用的。有时，罗素想到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强国都同样罪恶地设计着大规模的屠杀，他的攻击也包括了苏联人。因此在1961年的一封公开信中，所注的发信地址是“布瑞斯顿监狱”。他在信中宣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盖茨克尔正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终结人类的生命……为了让他们高兴，所有个人的情感，所有公众的希望……都要永远销毁。”不过，按照惯例，他把矛头主要指向西方，特别是英国，更多的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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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6 这表明，他是多么的健忘，他痛恨的并不只是苏维埃政权，而是苏联和苏联人本身。在战后初期，他就一再说苏维埃和纳粹一样坏，甚至比纳粹还要坏。克劳谢—威廉斯记下了他的一些咆哮：“所有的苏联人都是东方的野蛮人。”“所有的苏联人都是帝国主义者。”他曾“甚至于打算说所有的俄国人都愿意‘匍匐在地上出卖他们的朋友’”。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反苏情绪被他抛到了脑后，与此同时，强烈的反美主义日益占据他的思想。反美情绪对他而言根深蒂固，并且在这以前就曾表露出来。他的这种思想是上层阶级老派英国人的那种傲慢和爱国主义所驱动的，他瞧不起暴发户和生意人，同时也反映了自由主义的进步分子对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仇恨。他激进的父母所属的那一代人仍将美国与民主进步联系在一起，他们于1876年对美国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访问，根据罗素的记载，因为“那些希望改造世界的年轻人前往美国，想在那儿找到答案”。他接着说：“他们无法预见那些男人和女人——他们为那些人的民主热情而喝彩；他们钦佩那些人成功地推翻了奴隶制——其实就是处死萨柯[125]和巴托洛米约·万泽蒂那伙人的祖父和祖母。”他也多次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居住了好几年，他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我的手头非常紧，我指望在美国重建自己的财富。”这是他在1913年写下的，也是他一再的老调。他总爱挑美国人的刺——他第一次造访美国（1896）就写道：美国人“除了做生意，对于所有的事都是难以形容的懒散”——然而，关于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他的观点变化无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把威尔逊的美国当作世界的救世主。他失望以后，在20世纪20年代转为强烈的反美方针。他认为社会主义——他当时所偏爱的——不可能在欧洲实现，“直到美国也转变成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愿意保持中立”。他指控美国“慢慢地摧毁中国的文明”，预言美国的民主政治将会崩溃，除非它能够接受集体主义，他号召“世界性的起义”以反对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他断言，除非“美国放弃对资本主义的信念”，否则就是“文明的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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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8 20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之后，他支持美国的军事方针。但与此同时，他越来越不喜欢美国政治。1950年末，他从美国回来，给克劳谢—威廉斯写信说：“美国——共和党人的凶恶就如他们的愚蠢，这可不得了。我告诉了每一个人，我发觉研究一个警察国家的气氛是件有趣的事……我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在明年5月开始。”他和参议员马尔科姆·马格瑞芝打赌：约瑟夫·麦卡锡将会当选为总统（参议员去世时必须把钱付清）。当罗素开始发起抗议氢弹的运动时，他的反美情绪已完全是非理性的，并一直维持到他去世。关于肯尼迪的被杀，他将之发挥成一套幼稚的阴谋理论。接着，他厌倦了氢弹问题——与托尔斯泰一样，他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他又转向越南，并组织了一个全球性的运动，诋毁美国在那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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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0 罗素由他的秘书苏恩曼提供消息，很容易便成为最放肆的谎言的牺牲品。半个世纪以前，他曾谴责协约国为了煽起战争狂热而利用德国人在比利时犯下了种种暴行的谣言；在《战时的正义》（1916）一书中，他又尽力揭露这些谣言中有许多是毫无根据的。在20世纪60年代，罗素利用自己的声望散播并听信来自越南的各种传闻，其实这些传闻已不那么动人，完全是为了激起对美国的仇恨。这种策略在他组织的“战犯法庭”上达到极致，最后还在斯德哥尔摩对美国进行了宣判。对这个宣传活动，他还很容易地招募到一批适用的知识分子，如艾萨克·多伊车尔、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南斯拉夫作家弗拉基米尔·戴蒂柴（他在其中担任主席）、一位墨西哥的前总统，还有一位来自菲律宾的桂冠诗人。但是，他们甚至没有装扮成正义或公平，因为罗素自己说他这么做就是要审判“战犯约翰逊、罗斯克、麦克纳马拉、洛奇以及他们的同案犯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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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2 作为一个哲学家，罗素始终坚持一定要谨慎地使用语言，要使用其准确的含义。作为人类顾问，他在自传中承认，他是这么干的：“在描述一个你发现是不可容忍的事物的时候，就把它描述得令人厌恶，让别人同你一样愤慨。”这是个难以理解的招供，它出自一个以对问题的冷静分析为职业、把自己的旗帜悬挂在理性的旗杆上的人士之口。而且，他激怒别人的企图只对这样一些人才起作用：或者是其愤慨无足轻重的人，或者不知为什么已经在发怒的人。罗素说（1951），在美国“没有人敢在做出一番政治评论前，不先看看门背后确实无人在偷听”，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相信他的话。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宣称“很可能在一个礼拜内，你们所有的人全都死去，好让美国的那帮疯子高兴”。这样的话只能损害他自己，而不是肯尼迪总统。当他说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和纳粹一样坏”，他的拥护者就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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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4 应该说，纵观罗素的一生，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不停的争论，而不是一位格言家。他的选本《格言录》读起来并不比托尔斯泰的好多少。“所谓绅士，就是他有一位年收入超过1000英镑的祖父。”“你永远不可能使非洲的民主政府运转起来。”“儿童应该被送往寄宿学校，让他们脱离母爱。”美国的母亲们的“过错在于天生就不胜任。爱的源泉似乎已经干涸”。“对待生活的科学态度几乎不可能从女人身上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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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6 上面最后一句话是一种提醒：尽管罗素生命的最后几十年几乎只与政治声明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曾一度由于对两次大战间的一些话题所发表的评论而变得更加声名狼藉，诸如试婚制、自由性爱、离婚改革和男女同校制。至少在理论上，他赞成女权论的倡导者们所做的阐释。他主张妇女在婚姻之内和婚姻之外的平等，并把她们描绘成陈旧的并无真正的伦理基础的道德体制的牺牲品。人们应该享有性自由，他严厉批评了“当作传统‘美德’流传的清规戒律以及人类自我牺牲的种种理论”。在他对妇女、社会生活、儿童以及人际关系的看法中，有许多仿效了雪莱。事实上，他特别钟情于雪莱，他声称雪莱的诗句最好地表达出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定居于威尔士，1812-1813年，雪莱曾试图在那儿建立一个社区。他在波特马多海湾对面的住宅帕拉斯·朋因与雪莱的朋友麦多克斯的住房出于同一位建筑师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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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8 然而，他对妇女的实际行为并不总是与他的理论原则相一致，这一点与雪莱也很相似。他的第一任妻子爱丽丝是一位美国贵格会教徒，温柔、体贴、大度，但她正如雪莱的哈丽艾特一样，是丈夫日益放荡的行为的受害者。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罗素从小家教甚严，直到20多岁，他对待性问题仍是颇为古板的。甚至于1900年他的兄弟弗兰克，即第二代伯爵，遗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到里诺[126]离了婚并再婚，罗素拒不认可他的新婚夫人，还暗示弗兰克，别把她带到餐桌上（后来弗兰克在上议院的法庭上被指控犯了重婚罪）。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罗素变得很像过去的维克多·雨果，越发好色起来，越发不愿遵循社会规范，除非他觉得这些规范对他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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