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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2 从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素认定核武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不应使用。他跟随着逻辑学的女巫匆匆走向另一个方向——但是同样的极端。他第一次宣布自己反对核武器是在1954年一个关于比基尼岛核试验的电台节目“人类的危险”中；然后便是各式各样的国际会议和宣言，罗素的路线强硬起来，他赞成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废除核武器。1957年11月23日，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他的建议。第二个月，当我检查报纸的信件箱时，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份冗长的翻译材料，附了一封有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俄文签名的信。这是苏联领导个人给罗素的答复。当然，这大半是宣传，对苏联人来说，他们的常规部队具备极大的优势，他们一向乐于接受销毁核武器的协定（尽管不受监督）。但是这封信在发表时，确实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后来，美国方面勉强传来了回应，确切地说不是来自总统本人，而是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获得如此显要的对待，罗素很高兴，他的另一个缺点——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的判断力——这从不是他的特长，已经失去了效用。赫鲁晓夫的回信广泛同情他的立场，这不仅把他赶入极端反美的立场，也促使他将废除核武器作为自己生活的核心。他那托尔斯泰式的向往开始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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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4 第二年，即1958年，罗素被选为新成立的核裁军运动的主席，这个温和的团体是由圣保罗教派的坎农·约翰·科林斯、小说家J.B.普里斯特利等人策划的。为了反对制造核武器，他们在英国争取尽可能广泛的舆论支持。这个团体组织了一些和平示威，因严格遵守法律而赢得同情。在其早期，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卓有成效。但就罗素个人而言，极端主义的种种迹象很快就显露出来。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在这些年中对罗素的私人记述是最好的。根据他的日记记载，1958年7月24日，罗素对约翰·斯特雷奇进行了一次启蒙式的轰炸。斯特雷奇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成为工党下院议员中的左派，在战后的艾德礼政府中担任国防大臣。尽管众所周知斯特雷奇相信核威慑，但是在1958年，他已经离任很久了，而且没有再担任什么职务。当罗素听说克劳谢—威廉斯夫妇曾经与斯特雷奇住在一起，他就问起斯特雷奇对于氢弹的看法。得到回答后，他认为这些看法是威廉斯夫妇与斯特雷奇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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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6 “你们和约翰·斯特雷奇——你们都属于谋杀者俱乐部。”他一边说着，一边猛敲他的椅臂。他解释道，谋杀者俱乐部是由一些根本不关心广大民众处境的人组成的。因为作为统治者，他们觉得由于他们有特权，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活下去的。伯特兰说：“他们建造了私人防空洞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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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8 当被问到他是否真的认为斯特雷奇拥有一个私人防空洞时，罗素大声表示：“是的！他当然有。”两个星期后，他们对氢弹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这场讨论“开始的时候很平静”，然后突然间，“出人意料地，伯特兰满腔怒火地说：‘下一次你遇见你的朋友约翰·斯特雷奇的时候，告诉他我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希望纳赛尔（后来成为埃及的独裁者）有氢弹？’……他认定像约翰这种人才真正地对世界构成威胁，而且他觉得有充分的理由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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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0 罗素火气越来越大，对客观事实越来越缺少兴趣，他把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一律归结为出于最卑鄙的动机。他也有偏执狂的迹象，这些在1960年都公开地表现了出来，此时他分裂了核裁军运动，成立了他自己的直接行动的小派别，称之为“百人委员会”，从事非暴力反抗。这个派别原先的发起者包括一些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中有康普顿·麦肯齐、约翰·布赖恩、约翰·奥斯本、阿诺德·韦斯克、雷吉·巴特勒、奥古斯塔斯·约翰、赫伯特·里德以及多丽丝·莱辛——其中不少人绝不是极端主义分子，但是不久就失去了控制。历史表明，所有的和平主义运动，当其中比较好斗的成分由于缺乏进展而变得失望时，就会诉诸非暴力反抗和暴力行动。这毫无例外地标志着有大批群众随从的阶段结束了。“百人委员会”和以后核裁军运动的解体是这种过程的典型例证。不管怎么说，罗素的行为只是加速了这一注定要发生的事实的进程。他在这一时期的行为，可以归咎于他的新秘书拉尔夫·苏恩曼的影响。在下文中，我会就他与苏恩曼的关系进行一番考查，但在此处很值得提及的是在核裁军运动的危机中，罗素的言行始终非常独特。导致他辞去主席职务的那次会议开得令人非常不愉快，罗素指责科林斯动机卑鄙、满口谎言，他坚持要在私人活动中用录音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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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2 确切地说，罗素一旦摆脱了科林斯和他的朋友们的限制，极端主义就完全占据了他的思想，他的言论变得非常荒谬，除了那些最狂热的信徒外，他排斥所有的人。他们以较平静的语气反对把他的想法作为派别的基本准则。1958年，罗素在一篇关于伏尔泰的随笔中写道：“不必热诚地坚持任何一种主张。没有人会热诚地坚持7乘8等于56，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事实。只有在推崇一种可疑的或者可以证明其错误的主张时，热诚才是必需的。”从1960年起，当罗素被激怒，对那些不赞成自己观点的人义愤填膺时，他的许多言论不仅是热情洋溢的，而且是蛮横可恶的，常常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就脱口而出。由此，1961年4月间他在伯明翰做过一次演说，在准备好的稿子上有这样的话：“纯粹根据统计学来看，麦克米伦[124]和肯尼迪比希特勒坏上大概50倍。”这真是坏得可以，因为（且不论其他方面）这是拿历史事实与未来的计划进行比较。但是，记载表明，其实罗素真正要在发言中说的是：“我们过去常认为希特勒邪恶，那个时候他想要杀尽所有的犹太人。但是肯尼迪和麦克米伦不仅想要杀光所有的犹太人，还想杀光我们中所有剩下的人。他们要比希特勒邪恶得多得多。”接着他还说：“我不会装作服从一个专门组织屠杀全人类的政府……他们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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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4 承认罗素的前提，他的指控才有逻辑，甚至逻辑也是有选择地使用的。有时，罗素想到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强国都同样罪恶地设计着大规模的屠杀，他的攻击也包括了苏联人。因此在1961年的一封公开信中，所注的发信地址是“布瑞斯顿监狱”。他在信中宣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盖茨克尔正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终结人类的生命……为了让他们高兴，所有个人的情感，所有公众的希望……都要永远销毁。”不过，按照惯例，他把矛头主要指向西方，特别是英国，更多的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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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6 这表明，他是多么的健忘，他痛恨的并不只是苏维埃政权，而是苏联和苏联人本身。在战后初期，他就一再说苏维埃和纳粹一样坏，甚至比纳粹还要坏。克劳谢—威廉斯记下了他的一些咆哮：“所有的苏联人都是东方的野蛮人。”“所有的苏联人都是帝国主义者。”他曾“甚至于打算说所有的俄国人都愿意‘匍匐在地上出卖他们的朋友’”。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反苏情绪被他抛到了脑后，与此同时，强烈的反美主义日益占据他的思想。反美情绪对他而言根深蒂固，并且在这以前就曾表露出来。他的这种思想是上层阶级老派英国人的那种傲慢和爱国主义所驱动的，他瞧不起暴发户和生意人，同时也反映了自由主义的进步分子对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仇恨。他激进的父母所属的那一代人仍将美国与民主进步联系在一起，他们于1876年对美国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访问，根据罗素的记载，因为“那些希望改造世界的年轻人前往美国，想在那儿找到答案”。他接着说：“他们无法预见那些男人和女人——他们为那些人的民主热情而喝彩；他们钦佩那些人成功地推翻了奴隶制——其实就是处死萨柯[125]和巴托洛米约·万泽蒂那伙人的祖父和祖母。”他也多次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居住了好几年，他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我的手头非常紧，我指望在美国重建自己的财富。”这是他在1913年写下的，也是他一再的老调。他总爱挑美国人的刺——他第一次造访美国（1896）就写道：美国人“除了做生意，对于所有的事都是难以形容的懒散”——然而，关于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他的观点变化无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把威尔逊的美国当作世界的救世主。他失望以后，在20世纪20年代转为强烈的反美方针。他认为社会主义——他当时所偏爱的——不可能在欧洲实现，“直到美国也转变成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愿意保持中立”。他指控美国“慢慢地摧毁中国的文明”，预言美国的民主政治将会崩溃，除非它能够接受集体主义，他号召“世界性的起义”以反对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他断言，除非“美国放弃对资本主义的信念”，否则就是“文明的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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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8 20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之后，他支持美国的军事方针。但与此同时，他越来越不喜欢美国政治。1950年末，他从美国回来，给克劳谢—威廉斯写信说：“美国——共和党人的凶恶就如他们的愚蠢，这可不得了。我告诉了每一个人，我发觉研究一个警察国家的气氛是件有趣的事……我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在明年5月开始。”他和参议员马尔科姆·马格瑞芝打赌：约瑟夫·麦卡锡将会当选为总统（参议员去世时必须把钱付清）。当罗素开始发起抗议氢弹的运动时，他的反美情绪已完全是非理性的，并一直维持到他去世。关于肯尼迪的被杀，他将之发挥成一套幼稚的阴谋理论。接着，他厌倦了氢弹问题——与托尔斯泰一样，他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他又转向越南，并组织了一个全球性的运动，诋毁美国在那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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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0 罗素由他的秘书苏恩曼提供消息，很容易便成为最放肆的谎言的牺牲品。半个世纪以前，他曾谴责协约国为了煽起战争狂热而利用德国人在比利时犯下了种种暴行的谣言；在《战时的正义》（1916）一书中，他又尽力揭露这些谣言中有许多是毫无根据的。在20世纪60年代，罗素利用自己的声望散播并听信来自越南的各种传闻，其实这些传闻已不那么动人，完全是为了激起对美国的仇恨。这种策略在他组织的“战犯法庭”上达到极致，最后还在斯德哥尔摩对美国进行了宣判。对这个宣传活动，他还很容易地招募到一批适用的知识分子，如艾萨克·多伊车尔、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南斯拉夫作家弗拉基米尔·戴蒂柴（他在其中担任主席）、一位墨西哥的前总统，还有一位来自菲律宾的桂冠诗人。但是，他们甚至没有装扮成正义或公平，因为罗素自己说他这么做就是要审判“战犯约翰逊、罗斯克、麦克纳马拉、洛奇以及他们的同案犯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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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2 作为一个哲学家，罗素始终坚持一定要谨慎地使用语言，要使用其准确的含义。作为人类顾问，他在自传中承认，他是这么干的：“在描述一个你发现是不可容忍的事物的时候，就把它描述得令人厌恶，让别人同你一样愤慨。”这是个难以理解的招供，它出自一个以对问题的冷静分析为职业、把自己的旗帜悬挂在理性的旗杆上的人士之口。而且，他激怒别人的企图只对这样一些人才起作用：或者是其愤慨无足轻重的人，或者不知为什么已经在发怒的人。罗素说（1951），在美国“没有人敢在做出一番政治评论前，不先看看门背后确实无人在偷听”，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相信他的话。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宣称“很可能在一个礼拜内，你们所有的人全都死去，好让美国的那帮疯子高兴”。这样的话只能损害他自己，而不是肯尼迪总统。当他说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和纳粹一样坏”，他的拥护者就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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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4 应该说，纵观罗素的一生，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不停的争论，而不是一位格言家。他的选本《格言录》读起来并不比托尔斯泰的好多少。“所谓绅士，就是他有一位年收入超过1000英镑的祖父。”“你永远不可能使非洲的民主政府运转起来。”“儿童应该被送往寄宿学校，让他们脱离母爱。”美国的母亲们的“过错在于天生就不胜任。爱的源泉似乎已经干涸”。“对待生活的科学态度几乎不可能从女人身上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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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6 上面最后一句话是一种提醒：尽管罗素生命的最后几十年几乎只与政治声明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曾一度由于对两次大战间的一些话题所发表的评论而变得更加声名狼藉，诸如试婚制、自由性爱、离婚改革和男女同校制。至少在理论上，他赞成女权论的倡导者们所做的阐释。他主张妇女在婚姻之内和婚姻之外的平等，并把她们描绘成陈旧的并无真正的伦理基础的道德体制的牺牲品。人们应该享有性自由，他严厉批评了“当作传统‘美德’流传的清规戒律以及人类自我牺牲的种种理论”。在他对妇女、社会生活、儿童以及人际关系的看法中，有许多仿效了雪莱。事实上，他特别钟情于雪莱，他声称雪莱的诗句最好地表达出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定居于威尔士，1812-1813年，雪莱曾试图在那儿建立一个社区。他在波特马多海湾对面的住宅帕拉斯·朋因与雪莱的朋友麦多克斯的住房出于同一位建筑师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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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8 然而，他对妇女的实际行为并不总是与他的理论原则相一致，这一点与雪莱也很相似。他的第一任妻子爱丽丝是一位美国贵格会教徒，温柔、体贴、大度，但她正如雪莱的哈丽艾特一样，是丈夫日益放荡的行为的受害者。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罗素从小家教甚严，直到20多岁，他对待性问题仍是颇为古板的。甚至于1900年他的兄弟弗兰克，即第二代伯爵，遗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到里诺[126]离了婚并再婚，罗素拒不认可他的新婚夫人，还暗示弗兰克，别把她带到餐桌上（后来弗兰克在上议院的法庭上被指控犯了重婚罪）。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罗素变得很像过去的维克多·雨果，越发好色起来，越发不愿遵循社会规范，除非他觉得这些规范对他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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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20 一起生活16年之后，爱丽丝实际上被抛弃了，1911年3月19日，罗素在贝德福德广场44号奥托琳·摩勒尔夫人的寓所里拜访了那位充满活力的布卢姆斯伯里的女主人。罗素意外地发现她的丈夫菲利普外出了，便与她做爱。在罗素的描述中，那天晚上他并没有与奥托琳夫人有过“完全的关系”，但是他下定决心要“离开爱丽丝”并让奥托琳夫人“离开菲利普”。摩勒尔可能认为“这种事对我无关紧要”，罗素却确信这个丈夫“会把我们俩全杀了”，不过他又“愿意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付出代价”。罗素马上把这一消息传给了爱丽丝，她“勃然大怒，还说要坚决离婚，并把奥托琳的名字也牵扯进来”。经过几番争吵，罗素“坚定”地说，如果她实施她的威胁，“为了制止她，我会去自杀”。随即，“她的愤怒变得无法忍受。在她大吵大闹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给她的侄女上了一堂关于洛克哲学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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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22 罗素关于考虑自己个人私利的说法与爱丽丝的实际行为不符。她对他始终极其克制和温和，确实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同意去和她的兄弟住在一起，以方便罗素与奥托琳夫人相处。只要遵守公开场合的某些礼仪原则，她丈夫就默许他俩的关系，爱丽丝一直将离婚推迟到1920年5月，之后，她仍爱着罗素。当三一学院剥夺了罗素的研究员资格时，她写信说：“我已经存了100英镑要投资到公债中去，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宁可把这笔钱都给你，因为我担心这种迫害会严重影响你的收入。”在罗素入狱期间，她说：“每天我都会带着最深切的悔恨思念你，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梦见你。”罗素直到1950年才与她再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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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24 与爱丽丝的分手伴随着大量的谎言、欺骗和虚伪。罗素一度刮掉了胡须，为的是在同奥托琳夫人秘密约会时掩盖身份。当罗素的朋友们发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都极为震惊：罗素可是一向标榜自己的诚实和坦率的。这段情节带来了他一生中的一段性混乱时期。他与奥托琳夫人的关系并不令人满意。根据他的叙述，“我那时患着脓溢症，我自己并不知道，这影响到我的呼吸，我自己也不知道。她也从来不愿提到”。这样他们的关系便冷淡下来。1913年他在阿尔卑斯结识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夫人”，“希望和她做爱，但我想应该先向她解释一下奥托琳的事”。那位夫人听了有关目前这位情妇的情况后，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但是她“可以断定，不管怎样，总有一天她（奥托琳）的种种缺点会被忽略的”。罗素“此后再没有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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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26 接下来，1914年在芝加哥，罗素与一个年轻女郎发生了一段有损名誉的故事。海伦·达德利是一位著名的妇科专家的4个女儿中的1个，罗素在讲学的时候曾同他们住在一起。按照罗素的话，“我在她父母家住了两个晚上，只与她单独待了片刻。她的三个姐妹为我们站岗，她们的父母有谁走过来，她们就会发出警报”。罗素安排她在那个夏天到英国来，并公开与他住在一起，他将离婚的事搁置在一边。他写信给奥托琳夫人，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然而，与此同时，奥托琳夫人听说他已经把自己那糟糕的呼吸器官治好了，便对罗素表示希望重续旧好。总之，海伦·达德利抵达伦敦的时间是1914年8月，此时已经宣战了。罗素决定反对这场战争，而且“我不想让自己的立场掺杂私生活丑闻的成分，这将使我所说的一切都变得毫无价值”。于是他告诉海伦，他们的小小计划中止了，“我不时与她发生关系”，但是战争“扼杀了我对她的激情，我伤了她的心”。他的结论是：“她是一种罕见疾病的受害者，这种病先是使她气馁，然后使她精神失常。”关于海伦的事就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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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28 在此期间，罗素又得到了另一位情妇而使得他的立场复杂化起来。这位情妇名义上是康斯坦斯·梅尔森夫人，其实是一位交际花，用科莱特·奥尼尔的名字来逢场作戏。他们1916年相识。当他们第一次承认恋爱时，他们说，他们“没有上过床”，因为“有太多的话要说”。两人都是和平主义者，第一次做爱时，“我们突然听到街上传来一阵野兽般的狂欢声。我从床上跳下来，看见一艘齐柏林飞艇[127]跌落在火焰之中。勇敢者正在极度的痛苦中死亡，正是这种思想引起了街上的狂欢声。在那一刻，科莱特的爱是我的庇护所。不是逃避残酷的事实，那是逃避不了的，而是逃避认识到人是什么所带来的极度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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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30 碰巧，罗素的极度痛苦很快就过去了，而康斯坦斯夫人却在几年中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她只要能与奥托琳夫人一块分享罗素就心满意足了。罗素被关押于监狱期间，她们隔周轮流去探望他。按照康斯坦斯夫人的理解，奥托琳夫人更愿意留在她现在的丈夫身边，所以当罗素的离婚手续办妥后，她就能够拥有他了。因此，1920年5月她提供了能使他获得中间裁定[128]的“证据”。然而罗素这时又投入另一位更年轻的女子的怀抱，这是一位颇为开放的女权主义者，名叫多拉·布莱克，罗素让她怀了孕。她并不想结婚，因为她不赞成这一制度，但罗素不想让“他的处境变得更复杂”，坚持要结婚。罗素的毫不妥协取得了成功，他们举行了仪式，并在孩子出生之前“空出了6个礼拜的时间”。这样一来，康斯坦斯夫人便被抛出局，而多拉却被逼进她称之为“羞耻而又丢脸的婚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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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32 此时的罗素是一个50岁的男人，他迷恋多拉“小妖精似的魅力”，喜欢“沐浴着月光或是光着脚走过露湿的草地”。对她来说，当罗素说到一个军国主义者在他的房子上胡乱写上“那个……和平怪人住在这儿”，而且“每个字”都正确，就会激起她的好奇心。很自然，罗素不会称所有人的心。这时他渐渐发出一种尖利的呵呵的笑声。T.S.艾略特（他在剑桥的一个门生）将之描述为如同“啄木鸟的叫声”；乔治·桑塔耶那认为更像是鬣狗叫。他穿着老式的黑色三件套装，很少更换（他难得同时有超过一套的服装）。他带鞋罩，衣领高而挺，很像他的同代人柯立芝。比阿特丽斯·韦布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在罗素的第二次婚姻中，他是个“相当邋遢、病态而又玩世不恭的人物，一个不成熟的老人”。但是多拉喜欢他那“浓密而且非常美丽的灰发……在风中竖起，大而挺的鼻子，还有那奇特的小下巴，长长的上唇”。她注意到他的“宽而短的双脚向外拐”，他看上去“确实很像患有水俣病”。她想——这是她命中注定的愿望—“使他免受自己不谙世故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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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34 他们有两个孩子：约翰和凯特。1927年他们在彼得斯费德附近的灯塔山开办了一所实行渐进教育法的学校。他对《纽约时报》说，理想的“合作组织由大约10个家庭组成”，他们的孩子“集中在一起”，他们“轮流照看”；每天上“两个钟头的课”，课程“均衡合理”，余下的时间“自由支配”。灯塔山学校就试图将这种理论付诸实施。但是，这个学校需要耗费巨资，为了支付各种账单，罗素被迫去写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此外，与托尔斯泰一样，他很快厌倦了学校的日常事务，就把学校丢给了多拉。多拉出于过激的进步观，以强烈得多的责任感去管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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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36 他们也为性问题争吵。韦布夫人早就预言，罗素娶的是“一个性格轻浮、具有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姑娘，他不会也不可能尊重她，这段婚姻注定会失败”。还有一点，罗素与托尔斯泰一样坚持“坦诚”原则。对此她也赞同：“伯特兰和我……相互给予性冒险的自由。”当她成为“世界性改革同盟”英国分部的书记时，他没有表示反对。甚至，她出席在柏林举行的“国际性问题代表大会”（1926年10月），与变性手术的先驱马格纳斯·赫尔斯查弗尔德博士、浮夸的妇科专家诺曼·海尔在一道时，罗素也没有表示异议。不过，当她极为公开地与一位新闻记者格里芬·巴里有染，并生了两个孩子时——按照罗素的观点，18世纪的辉格党贵妇常常与不同的男人生下孩子——这时，罗素还是感到很不舒服。多年后，他在自传中承认：“我在第二次婚姻生活中，曾尽力维持对妻子自由的尊重，我原以为这种自由是我的信念所乐于接受的。但是我发现无论怎样，我的宽宏大量和也许称得上是基督徒式的爱与我正产生的需要并不相等。”他还说：“尽管别人已经预先向我提醒过这些，但我却被理论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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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38 关于罗素自己，某些事情他略去不提。这有悖于他的坦诚原则，这类事都是偷偷进行的。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尽管知识分子每每试图将性生活完全公开，但最终总是导致一定程度的带有内疚感的保守秘密，即便在典型的通奸家庭中也是如此。后来多拉曾谈到她是如何被一个激动不安的厨子叫回他们在康沃尔的度假屋的，那个厨子拒不让家庭女教师接近主人的两个婚生孩子，因为她已经“和男主人一块睡过觉”（这个可怜的厨子被解雇了）。许多年之后，多拉也发现，当她不在家的时候，罗素出于性爱，也让他的老情人康斯坦斯夫人留宿家中。最后她带着新生的孩子回到家，得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意外消息：“伯迪给了我极大的震惊，他告诉我他现在已经移情别恋于皮特·斯彭斯。”玛杰丽（皮特）·斯彭斯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是在假期里来照看约翰和凯特的。罗素夫妇想在法国西南部度一次4人参加的假期，夫妇两人都带上各自的情人（1932）。不过，前年他那无子女的兄长一过世，罗素就已经是一位伯爵了，这样一来，情况就不同了。他做什么都更气派十足，皮特急于得到一桩正式的婚姻，于是罗素就把她带到家中生活在一起。“起先”，震惊的多拉说，“我根本就无法相信伯迪居然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她又说，这种事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男人”“一生中会伤害许多人”；但他“悲剧性的缺点”使他“很少感到歉意”；“尽管他热爱民众并为他们的苦难而痛苦，但他依旧远离他们，因为他身上有贵族气质，同普通人缺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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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40 多拉从惨痛的教训中发现，当罗素抛弃一个妻子而接纳另一个的时候，他绝非“不谙世故”。同他那个阶层的其他有钱男人一样，他迅速雇用了一帮精明强干的律师，全权委托他们为他获取他所想得到的东西。这场离婚官司极其复杂和艰辛，耗时3年之久，这主要是因为早先这对夫妻签署了一份分居契约，承认双方都有通奸行为并一致同意，双方在任何诉讼中都不援引1932年12月31日以前曾犯下的婚姻中的过失行为。但实际上，这只不过使离婚更加困难，更加混乱，也使罗素的律师更富进攻性。双方都渴望得到他们那两个公认的孩子的监护权，结果是罗素成功地争取到了大法官，大法官将监护权判给了他，就像雪莱可怜的子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律师们让一个汽车司机做了一份证词，这个司机是被多拉从学校中解雇的，眼下他受雇于罗素。证词的大意是，多拉经常喝醉酒，在她的房间里有破碎的威士忌酒瓶，他还同她父亲和一个男客一块睡在那儿。罗素也不是毫无损伤。1935年最终判决下来了，离婚法庭庭长宣布说，在她的通奸行为之前，“她丈夫至少就有两例私通，而且实际上他还犯有大量的通奸罪，这通常可以认为是在促进犯罪……被告同与住在一屋中的人通奸或是忙于相互占有”。关于这场漫长而又充满怨恨的争辩，读过各种不同的叙述后，人们不能不同情多拉，自始至终她都忠于自己的准则，这正好和罗素形成了对比，罗素一旦发现准则对他个人有所不便，便弃之不顾，然后就完全求助于法律的力量。原先多拉从未想到过结婚，而“直到1935年3月我才最终摆脱了法定婚姻。我已是三十大几了。离婚耗费了我一生中的3年光阴，使我遭受了众多不幸，我永远不会从这件事中彻底地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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