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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听他讲话的人总还是有的。慢慢地，萨特越来越老，追随者也越来越少。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萨特挣了很多钱，但很快花光。他对金钱一向不在意。童年时代，当他想要钱时，只需要从母亲的钱包里拿。当中学老师时，他和波伏娃随意向别人借钱（也随意借给别人），她承认，“我们向所有的人借钱”。他说：“金钱有一种我喜欢的易于消逝的特性。我爱看它从我的指间滑走，消失。”这种漫不经心有使人愉快的一面。与许多知识分子，尤其名人不同，萨特用钱确实十分慷慨。他经常在咖啡馆和饭店为素不相识的人付账，并以此为乐。他也为各项社会运动捐钱。他给RDR提供了30万法郎（按1948年的汇率，超过10万美元）。他的秘书让·各说他：“不可思议地慷慨和轻信。”他的慷慨和偶尔的幽默感是他性格中最好的部分。但他对金钱的态度也是不负责任的。他假装对版税和代理费很在行—1949年与海明威会面时，两位作家除了这类话题没谈别的，这很合海明威的口味——其实那全是萨特在装模作样。各的继任者克罗德·弗证实：“萨特坚决拒绝处理跟钱有关的任何事，他认为是浪费时间。然而他总是需要钱，为的是要花钱，要去帮助别人。”结果他对出版商的欠款累至巨额，同时面临着缴纳拖欠的巨额所得税的压力。他的母亲偷偷帮他交了税——因此引起了加缪的嘲讽——但她的财力毕竟有限。到20世纪50年代末，萨特深深陷入经济困境，一直无法真正摆脱。尽管收入一直很高，他还是欠债，手头拮据。有一次他抱怨自己连双新鞋都买不起。在他的支付名单上总有一大群各种身份的人，等他付款或发放救济，他们构成萨特的“外庭”，情妇们则组成“内宫”。20世纪60年代末萨特的经济实力下降，领钱的人骤减，“外庭”圈子也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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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显出一副可怜相。他过早地衰老了，实际上双目已失明，经常醉醺醺的，老为钱发愁，对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把握。这时一位来自开罗的犹太青年步入他的生活。他叫班尼·列维，以皮埃尔·维克多的笔名写作。他全家在1956-1957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从埃及逃出来，他成了没有国籍的人。萨特帮他获准留在法国，并任用他为秘书。维克多喜欢做些不可思议的事，他戴着墨镜，有时还戴假胡子。他观点古怪，好走极端，并热切地把它们强加给他的主人。于是，萨特的名字出现在两人合作的一些奇怪的声明或文章上。德·波伏娃担心维克多会成为另一个拉尔夫·苏恩曼，尤其当他与阿莱特结成同盟后，德·波伏娃更加痛苦。她开始害怕和憎恨他，就像索尼娅·托尔斯泰害怕和讨厌切尔特科夫一样。不过此时萨特不会再公开做什么傻事了。他的私人性生活仍十分丰富，时间都花在那些女眷身上。他的假期这样度过：与阿莱特在法国南部他们共同拥有的房子里过上3个星期；和莞达一起呆两个星期（通常在意大利）；去希腊岛屿陪海伦几个星期；再与德·波伏娃共度1个月（常在罗马）。在巴黎，他经常来往于几个情妇的住所之间。德·波伏娃在她的小册子《对萨特的告别》中，无情地描写了他最后几年的生活。他好色贪杯，情妇们可以把整瓶的威士忌塞给他，再为控制他残存的神志进行争斗。他于1980年4月15日在勃鲁塞医院去世，这对她们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萨特1965年就秘密收养阿莱特作女儿，因此她继承了包括文学资产在内的一切，主持他的遗著的出版。对波伏娃来说，这是最终的背叛：“中心”反被“边缘”遮盖了。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太后”，比萨特多活了5年，但她没有孩子也没有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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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萨特与罗素一样，对公共政策的见解没有任何连贯性和一致性。他一旦去世，他的学说也就丧失了生命。最终，又跟罗素一样，他朦胧的渴望也就是成为左派和青年阵营中的分子。萨特思想的没落十分引人注意，不管是否误会，他毕竟一度代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即使是思想混乱的人生哲学。总有相当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公众需要一位精神领袖，哪怕他不尽人意。曾干过许多缺德事的卢梭，死后也还是得到广泛的赞誉。萨特是另一位“神圣的恶魔”，巴黎知识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5万多人跟随他的灵柩到了蒙巴那斯公墓，多数是青年。有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爬到树上，其中一个掉下来跌在棺木上。他们为何前来表示敬意？他们蜂拥而至，究竟是在宣告什么样的信念？阐明关于人性的何种真理？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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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9 威尔逊：因忏悔得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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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它使我们得以在传统文人和我们已经考察过的那种知识分子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威尔逊实际上可以被说成这样的人：他由最初的文人生涯，转而成为寻找救世良方的知识分子，然后——吃了苦头也学了乖——恢复了他年轻时对文学的专注，这也是他真正的特长。在他出生的时代，美国文人是一个牢固确立的群体，他们在亨利·詹姆斯那里找到了一个杰出的榜样。对詹姆斯而言，文字就是生命。他鄙弃世俗知识分子那种认为用凭空产生的思想就可以改造世界和人类的念头。对他来说，历史、传统、秩序和既定的形式构成了文明所继承的智慧和人类行为唯一可靠的指南。詹姆斯对公共事务怀有严肃而超然的兴趣；他在1915年退出英国国籍以投入他认为正义的事业，这一姿态表明他相信艺术家在重大问题上应当挺身而出。但文学始终是第一位的，那些为它奉献一生的人——守护着文学圣坛的牧师——永远不该追随政治上的虚假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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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威尔逊同詹姆斯相比，尽管粗鲁、固执得多，骨子里却有相似的倾向。跟詹姆斯不同的是，他认为欧洲，尤其是英国，从体制上腐败了，而美国虽有很多不完美之处，却是一个高尚理想的化身。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他传统主义者的外壳下，时常会有一个行动主义者挣扎出来。然而，由于出身、背景和在一段时间里的思想倾向，他却循着詹姆斯一世时代的道路。他来自新英格兰一个长老派教徒的大家庭，幼年时几乎不认识家庭之外的任何人。他父亲是个律师，当年任新泽西州的司法部长，具有作为法官的种种天性，威尔逊继承了这些天赋，他说他父亲“根据人们的品德”与之相处，但“某种程度上是傲慢的”；正如为威尔逊编辑论文的利昂·埃德尔指出的，对文学原作详加盘查并居高临下进行评判的嗜好，是威尔逊作为评论家最显著的特点。不过他也从父亲那儿继承了对真理的热爱和寻求真理的坚定决心。这使他最终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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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的母亲是个通常所说的“庸人”。她爱好园艺并关注大学橄榄球赛，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出席普林斯顿大学的比赛。她盼望威尔逊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对他的写作毫无兴趣。这也许恰好避免了海明威和他聪明而富有文学头脑的母亲之间产生的那种毁灭性的紧张关系。威尔逊上了常春藤联合会[146]预科学校和希尔学校，之后于1912-1915年去普林斯顿大学，受到克里斯汀·高斯的良好教育。他有过一段令他厌恶的军营生活，作为《纽约夕阳报》的记者参加一个医疗分队去了法国，战争结束时，他是情报局的一名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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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一直能坚持认真而系统的阅读。他的笔记表明，从1917年8月到一战停战的15个月期间，他读了200多本书，不仅有左拉、勒南[147]、詹姆斯和伊迪丝·华顿[148]等前辈作家的书，还有从吉卜林、切斯特顿[149]到利顿·斯特雷奇[150]、康普顿·麦肯齐、吕贝卡·韦斯特[151]和詹姆斯·乔伊斯这样大范围的当代作家的作品。没有人比威尔逊读书时更仔细，更富于思考；他以法官式的态度阅读，似乎作者在接受决定生死的审判。然而，作为一名作家，他就远不是那么有计划了，他似乎不能做出长期的规划。他的书越写内容越多，越写越长，他的非虚构作品开始时只是论文，长篇小说最初都是短篇。他原先只有记者那样短暂的注意力，一旦他对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关注，他那法官式的寻求真理的激情就会迫使他深入挖掘。但是花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自己要干些什么。20世纪20年代他一度在《名利场》杂志工作，之后到《新共和》，又试着为《日晷》杂志写戏剧评论，然后回到《新共和》。他写了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我想到了戴西》，并努力撰写一部研究现代作家的专著《阿克瑟尔的城堡》。他过着单身的“常春藤”大学毕业生那种优裕的生活，曾与女演员玛丽·布莱尔有过短暂的（1923-1925）婚姻，很快又恢复了自由之身，然后于1929年和玛格丽特·坎比再次结婚。这时他已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具有广泛的文学兴趣，并以敏锐而客观的判断力享有令人羡慕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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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是那样壮观而持久，足以防止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甚至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的耻辱》（1904）——揭发丑闻的文集——这个进步的时代的一块里程碑，也暗示美国的资本主义可能和苏联的集体主义一样合理——“一个民族总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获救，我想两种都可以。”斯图尔特·蔡斯[152]在《国家》杂志开设了为期3个月的系列专栏讨论繁荣的持久性，第一期于1929年10月23日（星期三）出版，首次在市场上引起轰动。但当经济崩溃的范围和相继而来的大萧条变得明显后，知识界的舆论又弹回相反的方向。经济萧条对作家的打击尤其严重。1933年图书的销售量仅为1929年的50%；波士顿古老的小布朗出版公司把1932-1933年说成是自他们1837年开始出版图书，“迄今为止最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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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坦贝克[153]抱怨他什么也卖不出去：“一旦人们破了产，首先放弃的就是书。”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向“左”转，但多数人如此，他们参加了一场大范围的不太明确而组织松散的运动，它时常引起争议，却无疑是激进的。在回顾这场运动时，莱昂纳尔·特里林[154]把20世纪30年代初这股力量的出现看成美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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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它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具有这样广大规模和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虽有过观点的总的变化，但主要是左派观点成为这一阶级存在的特征。撇开观点，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倾向更决定了这一阶级的风格——从激进主义中产生了道德紧迫感、危机意识、关怀人的拯救，正是这些标志着美国知识分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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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林注意到知识分子的本质已经在W.B.叶芝的诗中得到界定，那就是人不能“逃避”“心灵理智的伟大使命”，而“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工作，它清扫人类肮脏的历史”。特里林还补充说，问题在于，20世纪30年代有太多的人急于采取同詹姆斯相反的态度，急于“把主要由家庭、阶级、道德或文化群体以及社会所涂抹的历史清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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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威尔逊恰恰被卷入这群激动的知识分子当中，他们渴求有一块“白板”，好在上面重新书写文明的基本文献。1930-1931年冬天，声誉不佳、摇摇欲坠的《新共和》杂志正缺少明确的方针，此时威尔逊建议它采纳社会主义。在“对进步人士的呼吁”中，他论证道，华尔街破产之前，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原来满心指望资本主义能履行诺言，为大家创造一种较好的生活。但资本主义已经崩溃，他希望“美国人现在能史无前例地甘愿把他们的理想主义和组织天才投入一场激进的社会实验”。苏联将成为美国的挑战者，因为苏联几乎拥有“美国人所赞赏的全部品质——与某种理想相结合的极高效率和节约，这一理想就是在自豪的、热烈的气氛中通过共同行动，完成一项赫拉克勒斯式[155]的业绩——就像自由贷款运动——在5年之内做出一件大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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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把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自由贷款相提并论，表明羽翼初长的激进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是多么无知。但他开始以惯常的斯达汉诺夫[156]工作者式的干劲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全部政治著作。到1931年年底，他确信变革必定是翻天覆地的，知识分子应当找到明确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出路，并予以详细的规划。1932年5月，他与约翰·多斯·帕索斯、路易斯·芒福德[157]和舍伍德·安德森[158]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表述了一种僧侣式的政治理论，建议进行一场“社会——经济革命”。这年夏天，他接着发表了一份表达自己信念的个人声明，开头是“我期待在明年秋季的选举中能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他似乎从未真正想过加入共产党，但他认为共产党领导人都是“真正美国人的典范”，他们既坚持“服从严肃的革命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一个中央权威”，又“没有失去对美国实际状况的把握”。共产党的这一主张是对的：“贫苦的大众别无选择，只能夺过基础产业，依照共同的利益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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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很清楚，他和他的朋友们可能被看成富有的、玩弄工人阶级政治的门外汉。这种感觉确实是有理由的。除了读马克思的著作，他对这项事业的贡献也就是为共产党领导人威廉·Z.福斯特[159]举办了一次鸡尾酒会，酒会上福斯特回答了刚转为激进派的作家们的问题。威尔逊引用了有关瓦尔特·李普曼[160]的一幅含有寓意的画像：一次下暴雨时，李普曼待在他华盛顿的大房子里，身着晚礼服。“举着一只小煎锅，想用它来对付天花板上一个漏洞造成的真正的水灾。”—知识分子对危机无能为力的绝妙写照。但他无意间也同样展示了自己的画像：他感谢忠诚的黑人女仆海蒂，她“出色地放大并补好了”他晚礼服的旧裤子，使他可以去参加苏联领事馆举行的晚会，对他们的“新宪法”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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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尔逊有一种追求真理的真正热情，他实际上与这本书中写到的其他知识分子都不同，他确曾严肃、真诚、持久地努力去了解社会的状况，他希望自己当这个社会的教主。1931年，他一完成《阿克瑟尔的城堡》，就投入现场报道，那些发自全美各地的文章后来都收在《美国的不安》中（1932），威尔逊是一位优秀的倾听者、敏锐的观察者和一丝不苟的记录者。他考察了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的钢铁工业，之后到底特律去看汽车工业。他报道新英格兰的一次纺织业罢工，以及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的矿业。他又去华盛顿，再穿过堪萨斯州和中西部到科罗拉多，然后南下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他的描述引人注目：其中不带偏见，善于捕捉细节，既关注阶级战争，也关注那些日常的、非政治的和异乎寻常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它们对人和思想同样有兴趣——总而言之，这些文章恰恰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相反。亨利·福特[161]是“富于想象力的天才与卑鄙小人，是吝啬鬼，有非凡意志力，是西北部的朴实闭塞与精明实际的奇妙混合”。威尔逊注意到“鞋罩在底特律广泛使用”。他记录与经济危机无关的一些争吵、犯罪和谋杀的轶闻，描写密歇根的冬天、加利福尼亚的奇形怪状的建筑和新墨西哥供人度假的大农场。约翰·巴里莫尔[162]的妻子是个“柔软的小面团”。一个中西部姑娘告诉他，她正在“充分享用资本主义的最后24小时”。拉古纳海滩附近的旧油井钻塔如同“拖着长及胸口的胡子的古代巫师”。在圣地亚哥，远处一座明明灭灭的灯塔让他想起“有节奏的做爱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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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那个可怕的冬天，有1300多万人失业，威尔逊加入一大群前往肯塔基州观察煤矿业罢工的知识分子中，就他所见写了一篇触目惊心的报道。作家们带去了急救物资，州检察官却对他们说：“你们想分发多少食品就分发多少，可一旦你们触犯法律，那我就不仅有责任，而且很乐意起诉你们。”威尔逊记述了小说家沃尔多·弗兰克公开威胁一位市长：“如莎士比亚所言，笔比剑更为有力。”市长说：“我什么时候都不会怕那支布尔什维克的笔。”去参观的知识分子都被搜查是否带有枪支，有些被驱逐，有些则挨了打。在共产党总部，威尔逊看到：“畸形的人……开电梯的驼背，戴眼镜的女侏儒，一个女人半边脸像是因烧伤而变了颜色，但又从那儿长出一块什么东西。”他对于这种访问的价值表示了正常的怀疑，写信给多斯·帕索斯说：“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非常有趣——但我不知道这对矿工们会有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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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威尔逊的激进主义中，最不同寻常的一点就是他思想的独立和对真理的由衷关切。正如他告诉多斯·帕索斯的，作家应该谨慎地成立自己的独立组织，“这样，同志们就不能把他们当傻瓜支配了”。他已经发觉激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容易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人类特质，即与自己所属的社会集团同一的能力。在《共产党人的性格》（1933）一文的注释中，他准确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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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能把自己的兴趣与那些被放逐的少数派同一起来……他同人类的团结只在于他想象着人类的普遍改善——这是一种动力，然而它的力量不能过高估价——他在与人类的直接联系中失去的东西，可以通过他的另一种能力得到弥补，也就是使目光越过这些关系和与之发生各种关系的人：他的家庭和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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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威尔逊这样强烈关注人类生活和性格的人来说，这种补偿远远不够。他决心不仅从理论渊源上探究共产主义——他已经着手写一部《去芬兰车站》，后来此书成为叙述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重要著作——还要考察它在苏联的实际应用。为掌握真实情况，他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比20世纪30年代任何知识分子都更大的努力。他学习用俄文阅读和说话，精通许多俄国文学原著。1935年春天，他申请古根海姆奖金去苏联进行研究，得到了一笔2000美元的拨款。他乘坐一艘苏联客轮前往列宁格勒，很快就在船上与人攀谈起来。他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然后坐船顺伏尔加河到了敖德萨。当时大清洗刚刚开始，旅游者仍可以比较自由地活动。不过他在敖德萨害了一场猩红热，接着肾病又急性发作。他在一所破旧肮脏却自由得出奇的隔离医院里度过好几个星期。许多人物都像直接从普希金作品中走出来的，实际上，普希金活着时，那座医院已经建成了。医院为他提供了在别处无法找到的、进入苏联社会的通道。结果他离开苏联时，是带着对斯大林不断加深的厌恶和对整个制度不安的怀疑，但他对苏联人民满怀敬意，对他们的文学则崇拜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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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威尔逊抑制不住对人的兴趣，他不希望人被概念所掩盖，这使他不能长期保持知识分子的立场。20世纪30年代末，文人的所有天性和热望都回到他身上。但让自己摆脱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却不是个容易的过程。《去芬兰车站》越写越长，直到1940年才出版，到第二版中威尔逊才谴责斯大林主义。这本书本身就是个混合物，其中有些段落写于他发现马克思学说在思想上的冲击力势不可挡的时期。因此，他把马克思的三部尖刻的政论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和《法兰西内战》（1871）并称为“现代人文科学史上最伟大的重要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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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际上呢？威尔逊显然不能无视事实，也不偏爱思想，那种偏爱是真正世俗知识分子的标志。然而，他是否也具有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特征？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是这些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当我们注意到他性格的这一方面并审查他本人的行为时，发现证据并不充分。威尔逊有4个妻子。他和第一位妻子由于各自的经历差异太大，达成协议分手，但保持着友谊。第二位妻子于1932年9月穿着高跟鞋参加圣巴巴拉的晚会时绊了一跤，从台阶上摔下来，因脑骨碎裂而死。在他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苏联期间，仍是独身，不过1937年他遇见了才华横溢、比他小17岁的年轻作家玛丽·麦卡锡，第二年就和她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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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妻子给威尔逊的政治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玛丽·麦卡锡体现了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意向的奇妙混合。她来自西雅图。在她母亲那方面，既有犹太血统，又有新英格兰清教徒的血统。她的祖父母是第二代爱尔兰农业移民，靠谷物输送机生意发家。她出生于1912年6月21日，下面还有3个弟弟，但他们不久就都成了孤儿。玛丽先由信奉天主教的凶暴的叔叔和婶婶抚养，后来由信新教的外祖父母抚养。她所受的教育处于两个极端：一部分来自天主教修女学校；另一部分来自著名的瓦莎女子学校。可想而知，她既像个被宠坏的修女，又像个女学究。她真正的抱负在戏剧方面，写作仅是权宜之计。但她极擅此道，是个极为敏锐的评论家，很快确立了声名，先写书评，后来写剧评。她嫁给一位不成功的演员兼作家哈罗德·约翰鲁德，但很快在事业上超过了他。他们的婚姻于3年后破裂，玛丽在其出色的短篇小说《残酷而野蛮的条约》中详细分析了这件事。她的第二次冒险是在1937年与菲利普·拉夫同居，他是《党派评论》杂志的编辑，出生于俄国。从此玛丽进入纽约激进运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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